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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3年（1944年），英方派军五六百名进占门达旺，修筑营房，阻止藏民向西藏政府纳税，更进至崔纳（即错那）宗，同时计划由布丹经门达旺筑公路通至印度阿萨密，或谓由布丹经门达旺、崔纳宗等地通至拉萨。……同年3月有英军约600人开到提郎宗驻扎，随带测量仪器，修筑道路及飞机场，至11月完成，当地英军复增至3000人，每月有运输机40余架运送汽油及粮械。[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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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方面的资料，丰富了英印军队侵占达旺和门隅地区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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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猴年九月（1944年11月），错那宗二宗本又来报：“错那宗所属门隅德让宗一带发现英军官兵，他们在上下荣囊和章堆措珠等地派出巡逻人员，阻碍政府征税。他们施展各种阴谋，企图霸占我地为己有。”……噶厦命令错那二宗本和达旺希哲：“我政府未曾割让人、地给英国，尔等以妥善方式交涉，避免发生争执。现派去打拢宗、德让宗新宗本二人，务必尽力自卫我土，照例履行征税司法之权，不得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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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底（藏历木鸡年四月八日），噶厦收到错那宗宗本和达旺希哲关于交涉的报告：“我们在德让宗与英人吉斯米斯、总领恩达·德阿米·波里智嘎·阿斯沙尔、拉马巴布·阿军次仁等3人会晤时曾明确向他们表示：‘去年进驻德让的英军官兵，现在应该全部撤回，我们按例要在这里征税司法’。总领恩达蛮横地回答，‘色拉山以南的地方割让给英国已有32年，但直到去年我们还没有行使管辖权。由于色拉山以南地方的居民都归属了英国，所以你们在那里征税是违法的。’”……后来，英国在1945年至1946年期间，先后强行占据门隅色拉山以南的德让宗、达隆宗和森格宗等地。[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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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下旬，西藏召开春都会议（即官员会议），讨论古德“威胁西藏政府正式承认白马岗（今西藏自治区墨脱县）及门达旺两地以南地方为英国属地”问题。会上，“俗官颇有主张割让者，而各大寺及僧官力表反对，辩论极为激烈，结果，通过藏地决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如有祸患，僧俗共之”。[168]噶厦于1945年初，将春都会议的决议正式通知了英国驻拉萨使团负责人谢里夫。西藏地方政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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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红线所标出的印藏边界显示，达旺以下地区都在英国领土内。色拉南部已被占领。我们信任英国政府并期待着援助，但英国政府已经通过驻扎英国官员和军队的方式占据了无可争辩的西藏领土，并宣称他们不会从这些领土上撤退。由英国政府作为中间人的汉藏谈判迄今尚未得到解决，而《西姆拉条约》并未明文规定将上述提及的地区划为印度的领土。自木虎年（1914年）以来，三十年过去了，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一问题。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遗憾地说，我们不能同意印度政府所采取的将西藏地区并入英国领土的行动。如果部署在喀拉塘和瓦弄的官员和军队不立即撤出的话，那就像大虫吃小虫一样，且英国政府的恶名会像风一样传播出去。[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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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噶伦彭康·扎西多吉向沈宗濂表示：“藏政府决不容许英人对门达旺领土之要求，如交涉有困难时，定呈报中央办理”。[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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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的发展，迫使错那宗和达旺的西藏官员寻求与同级别的英国官员举行会谈，米尔斯决定亲自处理这件事。1945年5月28日和29日，他在德让宗同达旺寺官员和错那宗本的代表举行会谈，研讨了税收问题。西藏代表否认有任何规定西藏在达旺的权力已经让与英国的条约或协定的存在；他们要求允许西藏像以前一样继续在该地区收税；他们承认英国人现在事实上控制着通往色拉关的所有道路；他们请求米尔斯同意不要干涉西藏官员在当地合法地征收关税。但米尔斯拒绝了西藏地方官员的要求。[171]“同西藏人的讨论坚定了米尔斯固有的对达旺地区实施影响的观点。他确信色拉山脉象征着英印自然的地理边界。为了越过该山脉到达达旺边界，需要花费相当大的投入修建一条从德让宗北部抵达达旺的公路。从政治上看，西藏当局牢牢控制着色拉北部地区；英国人则占据着色拉南部地区，色拉能成为一条国际边界。在色拉以南地区不允许西藏人永久居留。”[172]米尔斯访问德让宗最重要的直接后果，是东北边境事务处（NEFA）建议在达旺至色拉的广大地区征收房产税，从而显示英国对该地区的主权。英印政府于1946年1月批准了该项计划。米尔斯认为，房产税对于西藏在色拉南部地区提出的政治要求将是致命的一击。[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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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英国在门达旺地区的侵略并未停止。史料显示，民国外交部对英国在西藏达旺的活动密切关注。据军令部情报：1945年10月间，“英人以不丹工人数百名在不丹之扎喜岗（即塔希岗）宗至藏边之门达旺，赶筑公路”。[174]“门达旺地方于11月10日发现英侦察机一架系由印属阿萨密方向侵入，在门达旺上空侦察约15分钟即向不丹境飞去。在拉萨英代表方面得悉，英人此次举动系侦察阿萨密至门达旺及桑昂曲等地，以备将来补给军队给养。英对门达旺、桑昂曲及寓贡布等地有进窥企图，因以上各地给养非赖空运不可。”[175]“35年（1946年）7月间，前英驻藏代表谢尔夫（即谢里夫）少将曾率助手12人，驮马20匹，以采集标本为名，由印度噶伦堡出发，沿藏南边境，经崔南宗及工布一带，测绘要隘，历时9个月尚未返印。……英方最近发布之地图中，已将雅鲁藏布江沿岸地区划入印边国防，并确定方位为驻军给养之区。印藏边疆交通要隘近复施行严密封锁，非熟悉藏语者，不易入藏，每一汉人入藏，英方必加监视，对于留在印藏之中国政府人员，目为特工，不时搜查，甚至非法逮捕，英人之对西藏，不啻视为禁脔云。”[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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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初，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177]向噶厦提出“南门达旺一带地区自绒渠河以南地方割让予英”的要求，交换条件是：（1）英国向藏方廉价出售机枪、平射炮等武器；（2）英国资助西藏派青年赴印留学。春都会议再度拒绝了英方的要求及交换条件。[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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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正是印度独立之际，噶厦中有人提议，应该趁此机会，收回英国侵占的门隅地区。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噶厦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和驻贝拉的英国办事处代表比拉尔各去信，要求他们归还非法侵占的全部西藏领土。1947年12月12日，印度政府通过其驻江孜商务委员黎吉生答复说：“印度政府和西藏政府之间，在各个方面尚未缔结对双方都有利的新条约之前，相互在原有条约的精神下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为了使印度政府感到放心，西藏政府要作出履行条约的许诺。假如西藏政府不愿就此作出保证，必将有损于印藏之间进行正常贸易洽谈的前景。”但即使是在这种威逼之下，西藏地方政府也未做出割让土地给英方的承诺。[179]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1947年7月独立，结束了被英国殖民的命运，但是印度独立之后，并没有对英帝国主义留下的政治影响进行清算，反而将英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思路继承下来，在南亚地区推行“大印度联邦计划”，[180]尤其是将“西姆拉会议”最卑劣的殖民主义色彩涂抹在自己的治国理念中，继续对中国西藏进行蚕食和渗透，除了替换英军在西藏江孜等地的官兵外，接管了其在西藏的军营、驿站、邮路、通信线路等殖民主义的遗产，同时，还对中国西藏的边境地区实施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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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印当局对珞隅和察隅地区的领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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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隅，又称洛隅、洛渝、珞瑜等，其区域包括今西藏自治区东南部之错那县东部、墨脱县南部和察隅县一部，即西巴霞曲（旧称苏班西里河，Subansiri River）与雅鲁藏布江下游（英人称之为锡昂河）两大水系附近地区，东接怒江西岸的门工，西抵山南地区之卡门河流域。主要居民为珞巴族（Lopas，藏语为野人之意），还有藏族、门巴族、僜人等。该地区在人种、政治、经济上均与西藏关系密切，隶西康所属，载在史籍，彰彰明甚。公元7世纪时，该地为吐蕃王朝辖区，后归波密王统治。1927～1931年，西藏地方政府同波密王发生战争，波密王战败，噶厦遂将该地区分别划给色拉寺、倾多寺和松宗寺，该3寺各自设宗。突郎拉山为印藏天然交界，山南为一望无际的印度平原，山北则为羊肠小道纳轰野人地带，“唯以藏官管治不良，该地仅名义上隶属西康，实际上为半独立之野番部落”，珞隅遂成为瓯脱地区，[181]清代多称之为野人区，区内有达夫拉（Daflas，又译作打法斯）、密日（Miris）、亚波尔（Abors）、密什米（Mishmis）等珞巴人部落。珞隅地区绵延数百公里，横亘于印度和西藏边界上，因地势之高低不同，而兼具有热、温、寒三带气候，因而，区内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气候温暖，各气候带的动植物皆有生长，同时出产水稻、玉蜀黍、棉花、黄豆及一部分亚热带作物。区内有闻名世界的原始森林，英人发现其中有若干珍贵木材，故急于攫为己有而拟大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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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隅（Zayul），又称杂隅、杂瑜、杂玉、杂域、咱玉、襍榆等。察隅藏语意为“察人居住地”。察隅东通门工，西南为珞隅之地，北界八宿和左贡，南与印度萨地亚（Sadiya，旧称夺然工）和缅甸葡萄（Putao）接壤。全境地势北高南低，梅里雪山为最高峰。察隅地形为一小盆地，平均海拔在1500～2300公尺。境内溪流交错，察隅河[182]为雅鲁藏布江支流，流经该区。察隅气候温和，降水量充足，夏季湿热，为农业区域。农产品以水稻为主，其次为茶叶、小麦、青稞、黄豆等。其他豆类和各种蔬菜应有尽有，还出产柑橘、石榴、梨、桃、香蕉、苹果等水果，区内森林广布，多珍奇野兽。此外，野生药材以及鹿茸、麝香的产量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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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隅原为野番投诚，主要居民为僜人。僜人有自己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但无文字，以结绳或刻木记事。察隅一直是桑昂曲宗（即科麦）的属地。吐蕃时代就在这里设官建制。1731年，帕竹政权在此设宗，宗址在桑曲河畔的科麦（今改称古金）。清康熙年间，派岳钟琪进藏，改设科麦县。由于清兵进藏多取道于桑昂，因此，在此设立台站弁兵，后来并归于乍丫（今察雅）。后清王朝将江卡、贡觉、桑昂、察隅4地赏赐给西藏地方政府。“藏方乃派官分驻桑昂、门工、察隅等地，征收粮赋。”后改为桑昂曲宗，并设置宗本2人（一僧一俗）协同管理政务。“在左贡属之扎夷设‘朵马本’一人，专管征调各区民兵及税务。在察隅、门工则各委土著一人为‘协敖’，统辖各族‘区俄巴’（小头人），办理地方事务。”[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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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隅首镇为日玛（Rima，今下察隅），由日玛沿察隅河南下，依次为松古、沙马和瓦弄。瓦弄以下约35公里，即为印度阿萨姆邦领土。察隅无土司制度，喇嘛寺庙也仅有墨姑寺等两座。“土民无特殊势力，一切均受藏官支配。协敖照例由藏官委派，民间对此也没有若何反响。”[184]人民虽奉喇嘛教，但宗教观念并不浓厚。相反，由于地方偏远，苯教（即黑教）的影响却较大。这是该地区缺乏中心力量，无任何政治势力的一大原因。这一带居民被称为“察瓦绒巴”，性喜经商，云南西北部与康定、昌都等地都有其商号。在门工一地富商尤多，且与滇商关系密切。由察隅前往各地的交通也较方便。东往怒江之门工需13日路程，往盐井需21日路程；北至昌都需18日路程；南至印度萨地亚则需12日路程，此段路基本上要穿过险峻的峡谷、原始森林和急流，“骡马无法行进，且沿途蛇蝎较多，行人多结伴而行。到达边境小城夺拉贡后，可乘汽车或轮船到达萨地亚”。[185]由于从印度萨地亚经察隅进入昌都相对便捷，因此，英国将此处视为深入康藏腹地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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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20世纪初获得对喜马拉雅山区中部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的控制权后，亦计划在阿萨姆地区向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的东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扩张。1907年9月，阿萨姆副总督哈尔（Lancelort Hare）向印度总督明托（Lord Minto）建议，突破1873年《孟加拉东部边境章程》（Bengal Eastern Frontier Regulation）所划“内线”的限制，允许阿萨姆助理行政官诺埃尔·威廉逊（Noel Williamson）率领军队进入珞巴人居住的珞隅和察隅地区。他主张废除阿萨姆阿洪人向珞巴人交纳的“颇萨”，向珞巴人征收人头税和户籍税。但由于害怕引起俄国和中国的反对，英国印度大臣莫莱（Lord Morley）没有批准这一计划。[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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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强迫西藏当局签订《拉萨条约》以后，清政府采取了加强西藏边防的措施，为了防止英国对藏东南的侵略，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借以加强对西藏东南部门隅、珞隅和察隅（下察隅）地区的管理。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派川军入藏，藏官调集各处土兵数千人在江卡一带阻拦，“川军加以劝导，不听，乃分兵驱之，藏兵溃散”。宣统二年（1910年），赵尔丰上疏清廷，请求将江卡、贡觉、桑昂、察隅4地从藏人手中收回，改土归流，完粮纳税，并建议同藏人在江达划界。清政府令饬外务部同驻藏大臣联豫会商查处，但联豫不同意赵尔丰的建议，藏政府也多次上疏，呈请将江卡、贡觉、桑昂、察隅4地仍划归藏属。赵尔丰乃率军赴贡觉，召集各处头人，询问他们愿意归属何处。“头人们均指称藏官苛虐，甘愿改流，于是为之设官。”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照准赵尔丰之议，在这些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赵尔丰在波密平乱时，曾率川军进驻察隅，并派程凤翔领军千余人从白马岗（今墨脱）南下到日玛（今下察隅）和瓦弄一带。[187]据《藏边划界记》记载：“杂隅（即察隅）分为上下两部，均不受西藏之控制，为未开化之密日、亚波尔、密什米等部落所居，1911年中国军队进驻，其地之酋长乃向钦差大臣赵尔丰投诚，中国军队遂予以有效占领，并颁给各酋印信，受四川之管辖，今则名为察隅县。”[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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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在这些地区的活动引起了英国殖民者的恐惧。早在1909年7月，贝尔当时向英印政府提出，必须采取措施，“把中国人从西藏和布拉马普特拉河谷之间的狭长地带驱逐出去”。他再次建议对察隅、珞隅和门隅地区进行勘探、对山区各部落展开调查，并相应建立哨所和兵站。[189]于是，英国在藏东南地区进行侵略和扩张的战略目标开始确立，这就是从北纬27°～28°、东经92°之不丹东南角，原属西藏领土的乌达古里（Udalguri）北迄西藏错那宗起，沿东喜马拉雅山南麓朝东北方向到达北纬29°、东经96°雅鲁藏布江转弯处之白马岗和波密地区，然后折向东南到上下察隅，跨过察隅河谷到怒江（缅甸称为萨尔温江）之门工一线。这就是英印政府拟占据的西藏东南地区的广大中国领土，也是后来“麦克马洪线”的最初版本。从1911年起，英国政府多次以“探险”等名义深入藏东南地区进行勘察，为英印政府划定战略边界寻找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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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月，诺埃尔·威廉逊由萨地亚出发，率领一支由医生、卫兵、挑夫和几名珞巴人向导组成的数十人探险队，前往察、珞地区考察。3月下旬，这支考察队在深入雅鲁藏布江下游里戛（Riga）附近珞巴族亚波尔部落时，同珞巴人发生冲突，3月30日和31日分别在空兴村（Komsing）和潘金村（Pangin）遭受珞巴人袭击，威廉逊等多人被砍杀，仅剩几人逃回萨地亚。[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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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事件震惊了英印政府。新任印度总督哈定决定派遣军队进入珞隅和察隅地区，对珞巴人实施报复。英伦政府同意了哈定的计划，但英国外相葛雷（Sir Edward Grey）要求对此次行动严加保密，避免让清政府和西藏当局知晓。[191]英国远征军1000余人，在数千名后勤人员的支持下，于1911年10月沿迪昂河（Dihang River）[192]而上，沿途在帕西噶特（Pasighat）、密空（Mikong）、洛同（Rotung）等亚波尔人居住地进行烧杀抢掠。亚波尔人为保卫家园，以大刀、长矛和毒箭奋起反击，杀死英军5人，打伤6人。[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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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印远征军侵入珞隅的同时，正值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在西藏，英国正在给藏军以军事援助，帮助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于是，英印当局认为，实施阿萨姆—喜马拉雅计划的时机到来，请求英伦政府同意远征军深入察隅、珞隅和门隅腹地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测量工作，甚至建议，不失时机地划分印藏边界，竖立界碑，将中国西藏所属的察、珞、门广大地区划为英印的领土。英国外交部由于担心察隅一带川军的反击，更顾忌列强的反对，遂将远征队的任务仅限定于调查和测绘地图，“不得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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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起，远征军分3路深入察隅和珞隅。亚波尔分队继续沿雅鲁藏布江北上，经过潘金、空兴、里乌（Riu）、里戛、西蒙（Simong），一直抵达新井（Singing）。该分队还深入西尧姆河（Siyom River）与雅姆讷河（Yamne River）谷地进行勘测；密什米分队兵分两路，一路沿察隅河（Lohit River）深入到瓦弄（Walong）附近的叶帕克河（Yepak River）南岸，因发现川军程凤翔部在此驻扎，遂折返。另一路前往迪昂河的支流西色里河（Sisseri River）与迪邦河（Dibang River）河谷附近探测，绘制山川地形图，他们也发现这里为中国军队所控制。密日（Miri）分队在西巴霞曲（即苏班西里河）流域进行探测，并试图西进至卡门河流域，但因遭遇珞巴打法斯部落的抵抗，加以恶劣的天气和自然环境，迫使该分队行进至雅姆拉河（Yamla River）附近，便退回阿萨姆。[194]英国远征军的这次大规模的入侵和测绘，为“麦克马洪线”提供了测量数据和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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