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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改察隅为县，称吉公。1917年，因川藏战事爆发，昌都于次年4月为藏军占领。噶厦亦派察隅营官调集土民，袭击中央所派军队，察隅设治委员以下官兵百余人全体殉难，该地政权遂为拉萨所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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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英国制定了连接埃及开罗、印度加尔各答与缅甸的交通政策，拟由阿萨姆修筑铁路经过中国察隅、云南，再由云南分两线：一线折入四川以出长江，沿江东下，经汉口、南京以出上海；一线由云南直趋广州，并出湖北以会于汉口。此外，还计划由沪杭甬线修筑沿海岸以达广州的铁路。这个铁路建设计划乃是英国谋藏的最初动机，而察隅首当其冲。[195]二战爆发前，英国人柯尔柏克（Ronald Kaulback）等曾多次深入察隅、珞隅一带从事调查，勘测等工作，著有《西藏牛车之旅》（Tibetan Trek，London，1936）、《察隅和藏东边界国家》（“Zayul and the Eastern Tibet Border Country”，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el Asian Society，1934）、《西藏的阿萨姆边界》（“The Assamb Order of Tibet”，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83，1934）等书和文章，其用心颇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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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阿萨姆当局越过印藏边境26千米，在雅鲁藏布江下游（英印称之为迪昂河）西藏境内的叶姆邦（Yembang）和潘金村设立警察哨所。1936年，印度萨地亚边境地区政务官卡尔福特（W.H.Calvert）率领一支25人的军队从潘金村北上，再次闯入亚波尔部落的里乌地区。为了阻止英国侵入珞隅地区，西藏当局于1937年，派遣一支军队沿雅鲁藏布江南下，于同年3月抵达喀科（Karko）和里戛附近，距离卡尔福特考察队到达的里乌村不过16千米。西藏当局的用意，在于向英人宣示其在珞隅地区的主权。[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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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察、珞地区据为己有，英印政府从20世纪20年代起改变了对珞巴族的镇压政策，采取以笼络为主的方式，力图博得珞巴部落的好感。因珞巴人生活过于原始，不着衣裤，且尚未进入经济生活阶段，英人便多方利诱，使之服从其统治。但苦于语言不同，文化悬殊，无法笼络，于是经常以物品为诱饵，试图与珞巴人接近。英国人将饼干盒、糖果等食品，以及衣物等日用品，“夹树枝间，诱野人取食”，但珞巴人经常饱食后即扬长而去，终无结果。后来，英国人见珞巴人常常“结队至印境，窃取铁轨，知野人爱铁，又将大量铁条投掷野人区附近，任其搬取，以图接近，但仍未生效”。[197]最后，英国人采取了支持土司和部落头领反抗西藏当局的方式，攫取珞隅土地。“噶朗第巴事件”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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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朗第巴为波密土司，其先祖乃吐蕃第七代王止贡赞普。1928年，噶朗第巴旺钦顿堆因不满每年向噶厦缴纳沉重的赋税，同拉萨当局发生矛盾。藏方派军进驻波密地区，并要旺钦顿堆离开波密前往拉萨。旺钦顿堆因痛恨噶厦压迫，遂发动战事，杀死达当代本及藏军数十人。后经藏方派兵数千人平乱，该土司战败，率其子及头人，逃往萨地亚投靠英印当局。[198]英印政府之所以要“保护”旺钦顿堆，其目的就在于察、珞地区。两年后，旺钦顿堆父子二人相继病死。事隔10余年后，英国官员“突持该土司投降纳地契约到波密与藏方交割。藏方不承认该约之真实性，且言叛酋失败亡命，实无权割地，况彼等曾徇昌都寺第四呼图克图公多拉（波密土司之弟）之请，已立该叛酋女婿继承一小部分职位。但英方仍有六七人在波密纠缠”。[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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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足见英国对于察、珞之地窥觎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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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在阿萨姆的萨地亚与托洛岭（Theronliang）之间，早已筑有公路，长约119千米，“汽车往来颇多，沿途有纪程碑”。此外，托洛岭还设有英国电台，并由英军驻守。[200]为了便于向察隅扩张，英国在萨地亚和察隅之间已勘测路线数次，“沿途多树有标记，至今历历可数，由察隅至印〈度〉因系沿河而行，其间几座铁丝吊桥均为英人所架”。[201]英印当局又沿察隅河，从托洛岭至距察隅7日路程的四郎公[202]，筑成一段20余英里长的公路，但未通汽车。[203]抗战爆发后，英印当局加快了对察隅和珞隅地区进行扩张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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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26日，萨地亚边境地区政务官戈福雷（R.W.Godfrey）奉命率领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深入珞隅亚波尔部落考察，目的在于了解西藏当局在该地区的统治状况。戈福雷此行行程230英里，最远抵达喀科（Karko）以北的西蒙（Simong），于3月底返回萨地亚。其发现，在珞隅地区，西藏地方当局的影响得到了加强，拉萨一直在积极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南扩展它的力量，其实际统治区域已经到达里戛附近。喀科和西蒙分别位于雅鲁藏布江西岸和东岸，是珞巴族亚波尔部落重要聚集地，各有居民300～450户。长期以来，该两村庄实际垄断着阿萨姆同西藏之间的货物交换。因此，西藏当局对于该两地的控制也较严。于是，戈福雷建议英印政府应该将军事哨站向北推进到喀科，边境官员每年应该至少巡视该地区两次，并且打破拉萨对该地区的贸易垄断。[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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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戈福雷又率领一支80余人的队伍沿察隅河北上，非法闯入察隅地区进行勘测与绘图。他们进入藏境纵深达50英里，越过瓦弄，越过所谓的“红线”，到达日玛（Rima，即今下察隅）地区。自1914年以来，还没有英国官员进入过察隅地区。戈福雷于1940年2月1日返回萨地亚。戈福雷在瓦弄与门尼克莱（Menikrai，中方称之为麻那曲科）之间的叶帕克河附近，发现了过去由中国人竖立的石制界碑。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对谷地进行过仔细勘测后精心设置在那儿的”，因为界碑以上地区地势较开阔平坦，适于耕种，而界碑以下地区谷地狭窄，山壁陡峭。戈福雷指出，瓦弄和门尼克莱（麻那曲科）之间是英国设置永久哨所的最佳地点。他看重的并不是农业耕作，而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他指出，其一，这里扼察隅河咽喉要道，假如在这里驻扎一支英军，既可以保护门尼克莱，也可以在24小时内占领下察隅（日玛），从而控制整个察隅地区。其二，这里有建立飞机场的空间。因为要修建一条通往察隅的公路相当困难，即使建成，也会经常受到洪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威胁，而飞机场则为驻军提供了方便快捷的空中通道。其三，瓦弄附近地区适于耕种，只要清除了灌木，就可为驻军补充食物。其四，这里的居民以密什米部落为主，他们同西藏当局的关系比较疏远，大概不会反对英国人的存在。戈福雷认为，只要在此加以适度开发，尤其是改善道路，就可以把这里建成由阿萨姆通向察隅，乃至通向西康、四川和云南的贸易通道。[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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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阿萨姆西隆会议的直接结果，就是英印当局在珞隅的喀科和里戛建立了高寒气候观测站和军事哨所，在察隅南部的门尼克莱设立了常年军事哨所，整修了萨地亚至门尼克莱的道路。[206]这样，戈福雷的建议基本上被全面采纳。阿萨姆总督芮德还在1941年12月对锡昂河谷下游和潘金进行了短暂的访问。这是英印政府高官首次越过“外线”。但随后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打断了芮德的行程，也使得英国侵入门隅、珞隅和察隅地区的势头暂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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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缅甸为日本侵占，察隅地区遂成为“国际小通道”，“当地商人购买香茸、皮类及其他药材或者羊只，雇请力夫，背负货物口粮，沿察隅河运至印度交界的夺拉贡售卖，然后再采购毛织品及香烟、呢帽与各种舶来品运回察隅贩卖，获利丰厚”。[207]此外，由于察隅盛产稻米，而当地居民喜食奶油糌粑，因此，这里的米价反较青稞为低。故该地区所产稻米大部分运销到盐井、桑昂、昌都、德格、玉树等地，尤其是昌都地区的藏官“仰给尤多”。在1939年前，仅昌都一地，每年由察隅运来的糙米就达3000驮[208]（约180吨）以上。由于当时驻昌都的西藏官员可以自由支用乌拉，[209]“莫不派人到察隅地区进行贸易”。藏官将从青藏边境囊谦等地运抵昌都的红盐转运到察隅，交给当地协敖，责令协敖将红盐分摊于当地居民。“如运红盐10驮（每驮资本川洋1元），可换糙米30驮，再支乌拉将糙米运回昌都。虽有18日路程，而每驮脚价仅有学巴（铜元）36枚，即以20两一桶（重9公斤）出售，亦可获利数十倍。”[210]当地居民不堪剥削，乃于1940年赴拉萨申诉，噶厦才下令禁止。但西藏当局仍然准许昌都颇康（军粮处）照例运盐换取糙米，以供藏官食用。因此，从1941年起，察隅糙米多由居民自行运销附近各地，运往昌都的糙米仅有800余驮，而价值增至1倍左右。[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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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察隅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活力与货物流通量，国民政府为开辟新的国际通道，争取更多的抗战物资，在1941年春，计划自西昌经过察隅，修建一条直达印度萨地亚的公路。经过国民政府各部会的议定，决定分由南北两路同时测勘。南路由西康之西昌始，经盐源、云南之永宁、中甸、维西、叶枝、贡山进入缅甸，再转经缅甸北部之坎底到达印度的雷多（列多）；北路由云南之德钦、盐井，穿过察隅至印边萨地亚。而北路萨地亚至察隅一段恰恰是戈福雷考察的路线。南路的公路勘测工作进展颇为顺利，在缅甸境内亦未受阻碍，南路的工作人员很快完成任务。但北路勘测工作“进行至滇边阿敦子，再向前进，即被藏方拦阻。几经蒙藏委员会与藏方洽商，始则含糊应准，继则藉端延宕，终则托词神意加以拒绝。测勘人员留滞滇康边境，进退维谷”。而英国方面则“佯准协助，继则藉口须由航空测量，对陆地测量则不予以同意，显系与藏方串通托词刁难，以致测勘工作半途而废”。[212]英印当局之所以赞同测勘南路而反对北路，究其原因，在于北路经过西藏境内的盐井、科麦（桑昂）和下察隅（日玛），如果这条公路修筑成功，那么，国民政府就会乘机将军事力量推进至察隅地区，加强对珞隅和门隅地区的影响力，甚至足以控制西藏局势，这对于在印藏边境积极推行扩张，企图攫取西藏东南边界地区的英印政府来讲，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妨碍了上述“戈福雷计划”的实施。国民政府在察隅修建公路的计划，迫使英印当局加紧对察、珞地区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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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间，英印政府派遣一支军队护送皇家陆军工兵上尉克罗斯（W.E. Cross）再次越过中印边界，抵达瓦弄勘察地形。克罗斯的任务主要是调查修筑通往下察隅（日玛）公路和在瓦弄建机场的可行性。克罗斯的结论是：修筑一条公路是可行的，但至少需要一年的紧张施工；在瓦弄修造一座飞机场尚有可能，但条件并不是十分理想，因为该山谷的空间只够修建一条相当短的飞机跑道。[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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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哈钦斯（P.P.Hutchins）又带领一支分队进入瓦弄，其目的在侦察地形，为英印军队正式占据瓦弄做准备。哈钦斯报告说，无论是当地藏人，或是密什米人，都认为国际边界在门尼克莱（麻那曲科）附近的一个地方，并且肯定不在“麦克马洪线”所经过的迪曲（Di Chu）附近。在察隅河右岸的瓦弄和左岸的提奈（Tinai）附近的所有村庄里，居住的都是向下察隅纳贡的藏民。而珞巴族密什米人居住的村庄，像桑丁（Sati），全部在门尼克莱（麻那曲科）下游地区。[214]同克罗斯一样，哈钦斯的报告依然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印边境线至少应该在瓦弄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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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洛依特地区助理政务官梅因普莱斯（F.P.Mainprice）又率领一支英印军队闯入瓦弄设立一个临时军事哨所。他还率军再次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下察隅城，要求当地西藏官员将察隅割让给英印。但藏方官员拒绝了梅因普莱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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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机构军委会军令部的情报，详尽报告了梅因普莱斯一行在察隅及瓦弄地区的活动：（1）1943年冬，英国萨地亚八拉士[215]和英国军官1人率英印士兵30余人、野人背夫40名来到察隅，“从事调查工作，并派野人由拖龙零[216]修筑马道至察隅约4日行程之菊拉米隆”[217]；（2）梅因普莱斯到达察隅后，立即向驻察隅的藏官神翁（设治局长）定界，“谓该国之地界应到距察〈隅〉约2日行程之瓦朗[218]及马依等村，并派工人在瓦朗附近修营房一所，并已将四周石级菜园砌修竣事”；（3）瓦弄等村居民“向来在察隅神翁管辖之下，钱粮亦在该神翁处缴纳。现英方颇具侵略该处野心”；（4）“察隅至印属萨地亚一段系中英未定界，所有沿途野人与汉人亲洽，自谓与汉人同族，现在业已在英人管制之下，每人每年缴纳英洋1元以上之税”；（5）英国人已开始在瓦弄修路，“瓦朗小河之对岸有英人由该处向萨地亚方向修筑之公路约有半公里，似别有用意”；（6）“英人留察隅一周始去……英印兵已悉数退出，惟据土人言于本年8月后仍返回修路”。[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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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在英军返回印度后不久，察隅的西藏地方当局就南下瓦弄，拆毁了英国人修建的两个临时军事哨所和一个蔬菜种植园。此事在民国政府机构的情报中也有报告，“藏官闻知，率领藏兵约30名将正在该处修碉堡之英人驱逐出境”。[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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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藏当局在瓦弄的反抗，卡罗指示阿萨姆当局，要求边境政务官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反击西藏当局摧毁英军哨所的行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务官到达瓦弄时，他的手脚不应该被过分地捆住。他必须坚持的立场是，瓦弄无疑是位于‘麦克马洪线’英方一侧。如果他听说他们在去年修建的壁垒被西藏地方政府所占领，他就应该带话给西藏人，他们将会在某个时候抵达瓦弄接管这一地点。他既不应该等待来自印度政府的特别指令，也不应该试图把在达旺的行动同在拉萨的外交会谈协调一致。我们在建立麦克马洪沿线哨所时应采行的原则是：我们应该在自己的时间内占领这些地区，而不是要先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如果可能的话，政务官当然应该努力避免同西藏地方当局的冲突，但是他的任务是要占据英国的领土，如果必要的话，他也可以诉诸武力……”[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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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对于卡罗的指示不以为然，该部认为，应该避免在瓦弄发生武装冲突，因为这会引起中国的抗议，而美国或许也会支持中国人。但卡罗的回答是：“由于瓦弄及其邻近地区没有西藏的军队，西藏人几乎无法加以反对。”[222]于是，外交部发言人贝内特（J.C.Sterndale Bennett）在其给印度部的信中，表达了对印藏边界问题将给英国带来不利影响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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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情况下，同西藏在那个有争议的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极有可能使我们面对美国和中国时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因为这一事件几乎肯定会被夸大并广为宣传，从而成为英国继续沉溺于“帝国主义”情结的证据，即使我们正在集中精力打击日本之时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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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能危及英帝国的国际关系之外，我们感到必须指出的是，从印度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出发，这样做对我们来说似乎是非常严重的冒险。一个“事件”将加深中国人的怀疑；他们和拉萨不太亲英分子极有可能利用这一事件；西藏问题最终得到让英印政府满意的解决之前景可能会受到永久的不利影响……总之，我们认为瓦弄不值得让我们冒西藏、中国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风险……[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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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印度大臣艾莫瑞却依然支持印度政府的行动。1944年10月，卡罗命令英印军队又一次进犯瓦弄，他们在那里修建了永久性的军事哨所，并留下数十人常年驻守。他们甚至派出一支巡逻队继续向北前进，抵达瓦弄以北约16千米处的喀奥（Kahao，中方称之为“打曲卡”），阻止西藏官员来瓦弄以南地区征收赋税。同时，英国人征用了大批劳力，包括珞巴族密什米人修筑通往察隅的公路。阿萨姆当局指示米尔斯：“如果西藏官员越过‘麦克马洪线’来到达旺向英国人表示抗议，应该告诉他们现在踏上了英国的领土；如果藏军出现的话，应该要求他们退回‘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如果瓦弄的军营遭到攻击，驻军应该加以抵抗，以等待萨地亚援军的到达。”[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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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民政府各部门进一步报告的资料，我们也能够对英印军队侵入察隅的情况有更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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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英印驻军情况。驻印专员沈士华报告说，瓦弄“现已建有木造西式营房多座，驻有军队七八十人”。自瓦弄以南，英印在“白燕卡、那各卡、芨拉马美等地均建有营房，大小不等，约可驻军队数连。目前彼处驻军为廓尔喀兵，惟长官为英人”。[225]蒙藏委员会报告说，英人在“瓦隆、桑丁、茶梅岭、四令贡等处，均建有土式草盖营房，每座可容百余人。凡有营房之地，均有无线电台。在茶梅岭之营房四角尚有碉堡。在上述各营房约共驻印兵300余人，但此增彼减，流动不定”。[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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