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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的深刻体现。通过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取代旧的执政党确立新的国家领导地位，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延续，必然要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所有地方，这是取得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决心，也是百年来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是中国革命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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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840年为开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使得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以买办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包括奴隶主）为基础的军阀、官僚、政党还有地方分裂主义势力，是帝国主义横行中国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从军事、财政等各方面支持这些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理人来榨取更多的中国财富。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的生产力绝对水平比西方低很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也比西方国家尖锐，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占有制度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其严重地束缚了中国近现代的生产力，旧政权在落后的生产关系下实行严酷的剥削政策，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近现代的中国外患内忧，陷于亡国灭种的边缘。正如孙中山先生指出的，中国面临着“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危急状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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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在历史的岔路口时，有几种道路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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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帝国主义千方百计要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并且将中国分裂成为几大板块由它们宰割。由于中国人民奋起抗争，避免了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命运，但是被分裂的危险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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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加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生软弱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不可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且部分中间阶层幻想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在国民党的独裁专政下根本就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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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由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提供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历史证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激进的民主派曾经发起的200多个政党的各种救国方案都失败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使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最终失败，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抗争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对本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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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与建立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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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绝不是封建社会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的简单交替，而是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一次历史性胜利，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列强反抗的历史性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为实现中华众多有志之士千百年梦寐以求的国富民强、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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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共中央经过审慎讨论，决定召集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来共同讨论这一件大事。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由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到达哈尔滨市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共识。1949年6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全面展开了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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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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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会议一致通过将新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桑吉悦希（天宝）[26]作为第一位藏族委员参加了新政协的工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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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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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历史和人民终于把中国共产党推上执政党的地位，各民主党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一份电文，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四万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无比痛快的大事……假如中国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28]经过各族各界代表共商国是，紧张筹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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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49年8月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2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率先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电，代表全体西藏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确信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之解放指日可待。不久，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电复班禅，予以嘉勉，并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中一员的愿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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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这一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为促进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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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改变了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也对世界政治格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31]“二战”结束前后形成的雅尔塔体制确定了战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美苏抗衡的战略格局。这种格局，不仅是美苏两国战略利益的矛盾，更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战略体系的对立和斗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大国里，扫荡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使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链条上又断了一个环节。美国在“二战”之后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把扶持国民党政府看成是必然的选择，认为否则“那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英国追随美国处处与中共为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中出动军舰制造外事争端，试图达到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的目的。[32]但国民党军的步步败退使帝国主义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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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离华返美的途中，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于7月30日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一起发表。白皮书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掩盖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并坚持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以推翻被称为受“外来羁绊”的新中国政权。[33]而世界进步力量则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34]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影响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中国革命给予国内反动派和在华的外国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以致命的打击，并给予世界帝国主义整个制度以新的强有力的打击。这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帝国主义所遭到的最为严重的失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极力诋毁，并且长期不予承认，直到1979年才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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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信心，也大力推动了维护国际和平事业的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之而来的是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的法律形式，正式结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虽然是冷战的结果，但客观上有利于巩固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成果，鼓舞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以沉重的打击，并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护了世界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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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自古以来各个兄弟民族彼此交往、交流、交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共同缔造了同一个祖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如何解决好民族地区的问题，也被列入到了重大议事日程。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一系列的规定，成为新中国建国大法的重要内容，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重要的法理基础。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9月30日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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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发展的社会逻辑中，西藏地方的解放必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分，怎样解放西藏，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平解决局部地区问题”范式的题中之意，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北平、湖南、绥远、新疆、四川、云南等地运用“和平解放”这个具有普适性的范式，很好地解决了地方解放的问题。[36]在西藏地方采取和平解放的范式，是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在已有成功实践基础上的逻辑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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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和平解放前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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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划，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主权管辖之下。[37]西藏地方在民国时期的重大政治活动，始终围绕着中国政治大局的中心展开。尽管英、美、印等国认为中国对西藏地方有“宗主权”，却一直试图挑唆地方分裂，但由于统一的内在力量是主流，地方分裂势力尽管蠢蠢而动，却没能够实现勾结外国势力分离国土的图谋。西藏地方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与世界文明的进步格格不入，整个社会经济千疮百孔，江河日下，封建农奴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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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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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的中国国家政治意识在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持着，正因为如此，西藏地方从中华民国起，持续参与到国家政治活动之中并形成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20世纪40年代末。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民国北京政府时代，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历届全国性会议，特别是“国大”会议（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等，西藏地方均派代表出席，不少人还当选为参政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国策顾问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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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之后，在雅尔塔体系的影响下，经过美、苏等两大势力的斡旋，中国各个政治力量反复磋商，决定1946年召开国民大会，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邀请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参加。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向国防会议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声明，表示政府愿意真诚地帮助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同胞发展，“以促进西藏政治进步并改善西藏人的生活状况”。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向噶厦提交了上述声明，该声明对西藏地方政府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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