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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革复查，农村的阶级队伍更加清楚，补划了漏划的农奴主代理人，挖出隐藏很深的叛乱分子，对贫苦农奴和奴隶错划成分的也进行了纠正，个别地方对土地改革中土地、牲畜、农具分配不合理的都进行了调整。改革复查进一步落实了党的政策，干部群众心情舒畅，促进了农村互助生产，巩固了农村阵地，改革复查工作于1960年底结束。在改革复查工作中，为解决翻身农奴生产方面的困难，各地因势利导，开展了农业生产互助运动。农业生产互助组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如雨后春笋在高原蓬勃发展，这是民主改革后农村出现的新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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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行赎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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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改革中，对未叛乱的农奴主（包括寺庙）实行赎买政策[93]，这是在西藏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是实行区别对待与和平改革的具体体现。赎买政策的实行和取得成功，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一个伟大创举。平叛改革开始以后，随着原西藏地方政府解散、人民政权的建立、平叛改革在各地的顺利开展，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在新的形势下已经认识到改革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赎买政策和拥护民主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赎买政策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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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1959年3月22日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中和毛主席在1959年5月7日同班禅、阿沛等人的谈话中都提出，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农奴主代理人占有的多余生产资料，用内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制定的《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中，对执行赎买政策做了明确规定，西藏工委还制定了《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以及有关规定。这些政策和规定对农奴主以参叛和未叛为界限，确定对其实行没收或赎买政策。对西藏地方政府和叛乱的贵族、寺庙所占的耕地、房屋、耕畜、农具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和奴隶所有；对未叛贵族、寺庙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由国家赎买，分给农奴和奴隶所有。赎买政策照顾了上层爱国人士的利益，减少了民主改革的阻力，受到了爱国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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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主改革中的调查和核实，全区大小贵族和大头人共634户，其中参叛的462户，未参叛的172户；全区大小寺庙2469个，参叛的1456个，未叛的1013个。全区未叛农奴主代理人2800户，占农奴主代理人总户数70%，这些未叛的贵族、头人、农奴主代理人、寺庙都是赎买的对象。全区需要赎买的土地近90万克，占耕地总数的32%，牲畜82.5万头（只），占全区牲畜的24%，房屋6.4万间，农具2万套。在赎买工作中本着有利于团结教育和改造上层的精神，对赎买的生产资料作价时掌握既不过高，也不能偏低，使多数农奴主和农奴都认为比较合理。经过与上层协商，根据当时西藏物价折算，耕地每克30元，骡马每匹100元，耕牛每头50元，绵羊每只5元，山羊每只2元，房屋每间20元，农具每套20元，全区合计，国家需支付赎买金5270万元。为了做好这项工作，1960年10月26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通过了《关于西藏地区民主改革中赎买未叛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占有多余生产资料赎买金支付办法》。[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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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工委把执行赎买政策作为民主改革中的一件大事来抓，认真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政策教育，注意对上层人士进行团结教育，做好清点、登记、作价和付款工作。在分配土地阶段，各地区有分管领导并设立专门赎买工作机构，吸收上层人士参加。通过召开赎买对象和劳动人民代表参加的会议，赎买对象自己申报，经所在地农会反复核实，进行登记和作价，并报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统一办理赎买手续，然后发给赎买金支付券。凭券到人民银行领取赎买金，按赎买金的多少，采取分期付款办法，5万元以下者8年付清，5万元至10万元者10年付清，10万元以上的13年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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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改革中继续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落实区别对待政策，为搞好赎买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在“三反双减”运动和群众诉苦斗争中，对未叛农奴主及农奴主代理人，一般都采取“背靠背”斗争，上层爱国人士受到保护。有些上层人士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安全过关，他们十分感谢共产党的这项政策，愿意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广大农奴经过诉苦斗争，提高觉悟后，也拥护党的赎买政策。在农区民主改革的时候，西藏工委有意识地安排一批有能力、与群众有一定联系的上层爱国人士到政府、政协部门工作，发给工资，使其生活水平不致下降。1959年7月，自治区、专区两级行政机关安排了上层人士565人，其中贵族、官员和宗教界人士415人。甘丹赤巴·土登滚噶担任自治区筹委会委员、佛协西藏分会会长。人民政府还对班禅堪布会议厅的602名成员采取安排工作或发给生活费的办法，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由于内地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西藏物资供应出现困难，为了照顾上层人士的生活，西藏工委指示商业部门专门设立了一个特供门市部，解决他们生活物资供应问题，反响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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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在决定改革中一些重大问题时，都和有代表性的上层人士进行协商，尽量听取他们的合理意见，让他们在改革中发挥作用。日喀则地区吸收班禅堪布厅工作人员参加改革工作，使他们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又有助于做好实际工作。詹东·计晋美就对日喀则分工委负责同志表示：“要好好合作，共同搞好日喀则地区的民主改革。”自治区和各地市还数次组织上层爱国人士到正在改革的农牧区视察，既听取他们的意见，又使他们在民主改革的激烈斗争中受到教育，体现了和平改革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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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赎买工作中，各地严格执行区别对待政策。达赖出逃时担任司令的拉鲁·次旺多吉虽已被捕，但其已分居的妻子拉鲁·央宗没有参加叛乱，所以对拉鲁·央宗仍然执行赎买政策。爱国人士桑颇·才旺仁增有一个儿子参加叛乱，只没收他儿子的那份财产，对桑颇及其他家庭成员仍实行赎买政策。当日喀则地区有关部门把一张569万元赎买金支付券和1960年度的赎买金45万多元交给扎什伦布寺时，整箱整箱的人民币摆到会场上，当面兑现，受到热烈的赞扬。到1961年底，全区共给1300户赎买对象办清了赎买手续，发给了正式赎买凭证，并兑现了1960年的赎买金。占有生产资料最多的23家赎买对象，都由自治区赎买办公室直接为他们办理了赎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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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爱国人士阿沛·阿旺晋美在1960年10月29日得到他的赎买金支付凭证后，同时还得到1960年应得的赎买金和1959年“二八减租”应得份额。阿沛·阿旺晋美实际上未领赎买金，在他再三请求下，将这笔钱作为修桥和修建拉萨少年宫之用。1960年11月5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赎买办公室将一张总额19万元的赎买金支付凭证交给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筹委会委员朗顿·贡噶旺秋，另给他支付了当年的赎买金和“二八减租”份1.9万元。朗顿·贡噶旺秋曾任司伦，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是西藏占有土地最多的贵族之一。他从与共产党的共事和赎买工作中体会到：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上层人士的前途是光明的。江孜地区爱国上层人士说：“党的政策真优厚、真宽大，我们没有一点理由不拥护改革。”有的说：“改革开始有些害怕，只想不要斗争我，让我过关就行了。没想到不仅保护我们过关，实行赎买政策，作价合理，我们一点也不吃亏。”吉普·平措次登等提出不要赎买金，认为要赎买金就是和共产党分彼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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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赎买政策过程中，少数干部和翻身农奴认为，未叛农奴主的财产都是剥削来的，不应该给赎买金；也有少数上层人士思想比较进步或怕斗争，表示放弃赎买金。各地党组织根据这些思想状况，深入宣传党的区别对待和赎买政策的重大意义，提高了他们的认识，保证了赎买政策的顺利兑现。赎买政策的实施与农区的土地分配同步进行，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争取和团结了上层朋友与未叛农奴主，减少了改革阻力，孤立了敌人，也使群众受到了教育。在民主改革中中央人民政府对未叛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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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藏牧区、寺庙、城镇和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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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牧业经济是封建农奴制度领主庄园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牧区、寺庙、城镇和边境地区与农区有着不同的情况和特点，都没有搬用农区民主改革的经验和做法，都是根据西藏各个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民主改革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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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藏牧区的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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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12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中，牧区的面积约占50万平方千米，包括那曲、阿里地区和昌都、日喀则一些高寒地带，这些地区干旱少雨，单产面积低，牧草生长不好，牧业生产主要靠天，分散经营，逐水草而居，带有游牧性质，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由于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牧业发展缓慢，加之那曲、昌都牧区遭受叛乱的严重破坏，纯牧区牲畜只有800多万头（只），占全区牲畜总数的50%。“论财富数牛羊，要生活靠牛羊”，反映了牛羊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的牧区特点。牧业比较容易受到破坏，而一旦遭到破坏，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恢复，这些情况决定了牧区改革必须稳妥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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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牧区，三大领主基本上占有所有的草场、牧场和牲畜总数的25%～30%，其余的牲畜则为牧主和广大牧民所有。牧主占牧区总户数的1%，占有牲畜20%左右；牧民占牧区总人口95%，占有牲畜50%左右。然而，三大领主却利用封建特权对广大牧民进行残酷剥削，支派乌拉差役、强征苛捐杂税等。特别是采用“结美其美”“结约其约”的牛羊放租方式对牧民进行更为严重的剥削[95]，其剥削量一般达到（奶、油、肉、毛）收获量的60%以上。对牧区的统治主要依靠政府、寺庙、宗本、协本、管家、活佛、堪布、强佐和部落头人，他们是牧区的直接统治者。牧区还有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牧主经济，牧主直接经营大量牲畜，靠牧工从事牧业生产，对牧工、牧奴进行剥削，也有出租牛羊和放高利贷的，牧主一般也受三大领主的剥削和支应乌拉差役。由于三大领主对牧民的剥削掠夺，牧民生活十分贫苦，改变自己处境的愿望也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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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的改革是从1959年下半年逐步展开的，首先在青藏公路沿线的黑河、安多、当雄等县进行试点。各地干部深入牧民点帐篷内，同牧民实行“三同一交”（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牧民交心），宣传党的牧区政策，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平叛保畜委员会，迅速开展“三反两利”[96]运动。为了保证牧区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根据牧区的特点，西藏工委在1959年9月1日发出了《关于牧区工作的指示》，对牧区的民主改革提出了“目前对牧区的生产资料采取不改变所有制，不进行分配的方针，也就是说对牧业经济采取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97]。这种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分配牲畜的方针，决定不斗争、不在牧区公开划阶级，强调牧区工作宁肯稳些、缓些，不要急于求成。把保护牲畜，保护牧场，作为牧区长时期的中心任务。牧区民主改革的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平息叛乱，开展“三反两利”运动；建立人民政权，妥善安排群众生活，尽快恢复和发展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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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牧区开展“三反两利”运动，采取了与农区不同的阶级路线，即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未参加叛乱的牧主），打击叛乱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的牧主。工作队（组）下到牧区后，第一步是发动牧民协助解放军平叛，肃清叛乱分子，控诉叛乱分子的罪行，建立平叛保畜委员会，逐步建立各级政权。第二步是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叛乱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牧主，将他们的牲畜没收，按照谁放牧归谁所有的原则明确劳动牧民对牲畜的所有权，而不是打乱平分。对叛乱分子及其家属亦按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留给所需的牛羊，对未叛乱的农奴主和牧主的牲畜仍归原主经营，采取不分不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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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牧区工作的第一步是实行“三不”（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政策，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定人心，保护和发展牧业生产。第二步是废除三大领主在牧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明确宣布牧区草场仍按原来放牧习惯继续放牧，除个别需要调整的以外，一律不能分配；还宣布废除三大领主霸占草场、牧场和收取草场税租等封建特权。第三步是反对和废除牧区种类繁多的乌拉差役，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借给劳动牧民的高利贷，一律废除；对未叛农奴主1959年放的新债按月息一分计算，另立新约；宣布废除牧区剥削最严重的“结美其美”的出租剥削方式，而对“结约其约”等牲畜出租形式允许继续存在，比照农区“二八减租”办法，由出租和承租双方自行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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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在“三反”的基础上贯彻落实牧工牧主“两利”政策，这是保护和发展牧业生产的一项特殊政策。牧区的阶级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从牧区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出发，没有公开划分阶级。为了便于两利政策的实行，在内部工作中，除三大领主以外，只把牧主阶级划出来，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其余统称牧民（包括牧工）。根据黑河、昌都等牧区的情况，占有牲畜折合绵羊200只以上，雇用3个长年牧工，剥削收入（扣除其被三大领主剥削部分）占其年总收入的70%以上者；寺庙上层分子占有牲畜折绵羊500只以上，完全依靠剥削为生者都划为牧主。对牧区的贵族、寺庙以叛与未叛为界限，实行区别对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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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减轻牧主的剥削量，适当改善牧工生活，保障牧工的政治权利，变封建的主奴关系为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从而调动牧工、牧主两方面的积极性，发展牧业生产。在运动中，各地工作组通过协商，认真贯彻西藏工委制定的《关于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实施办法》。这个政策很受牧区欢迎，起到了促进牧业生产的作用。黑河县赤巴、门堆等部落签订的“两利”合同规定，按当时的物价水平，牧主除管牧工的吃穿外，每年要给牧工能养活两个小孩的生活费，另给工资80元，一般年工资为50元到100元。牧工牧主都认为可以接受。牧工感到翻了身，劳动生活有了保障，牧主相信党的政策，愿意努力发展牧业生产。黑河县的牧主说：“只要不分我们的牛羊，叫我们干什么都行。”广大牧民高兴地说：“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共产党），我们要好好生产报答共产党。”牧区经过民主改革，千里草原上响起嘹亮的歌声，当雄草原上的牧民唱道：“过去，当雄草原是我们自己的，后来被色拉寺霸占了。从此，活人好像进了地狱。如今，新政府颁发了新的命令，我们选举了自己的领导人，美丽的当雄草原，又回到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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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牧区工作的指导和落实政策，西藏工委于1959年12月和1961年6月，两次召开牧区工作会议，研究和制定一系列措施，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到1961年上半年，牧区28万人中已有25万人口其所在的地区开展了“三反两利”运动，建立了县、区、乡人民政权，牧区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61年底，全区牛羊总数达到1160多万头（只），超过了平叛前的任何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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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牧区的“三反两利”运动中，个别地方由于个别干部政策理解水平低和受“左”的影响，一度出现了将未叛农奴主的牛羊分配给贫苦牧民，忽视牧业生产特点，将大群牛羊集中放牧等错误做法，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问题被发现后，立即得到纠正，保持了牧区社会稳定，牧业得到发展，出现了人安畜旺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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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寺庙的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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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98]寺庙遍布于西藏农牧区和城镇，宗教在西藏人民生活中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大量寺庙产生于封建农奴制度形成之后，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有2000多座大小寺庙，有僧人11万之多。寺庙特权是封建农奴制度弊端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中，不少寺庙是叛乱的重要巢穴，有半数以上的寺庙参加了叛乱。寺庙上层僧侣又是西藏三大领主之一，占有耕地121万亩，约为全区耕地总面积的39%，还在牧区占有大量牲畜和草场。寺庙利用封建特权，残酷地剥削广大农奴和牧民，寺庙的上层统治阶级也剥削和奴役贫苦喇嘛。寺庙是西藏最大的高利贷债主，所放债务占三大领主的80%，利率也最高，借钱年利为40%，借粮为“借四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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