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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地方国民经济的三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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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中共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39]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9年9月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西藏自治区根据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统一部署，结合当时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开始对国民经济也进行了三年的调整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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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西藏自治区党委颁发了《关于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有关问题的要点》，确定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用三年时间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作为西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战役。[40]八字方针的核心是调整，调整的重点是平衡农牧业和地方工业失调的比例，打好农牧业的基础建设，制定了围绕农牧业相应地发展地方工业和商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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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行农牧业经营方针的调整。从西藏农牧区地域辽阔、经营分散这一实际出发，允许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客观自然条件、群众生产生活习惯，在“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总方针指导下，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组织生产。同时加大对农牧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给生产队下放经营自主权，调高农畜产品价格，调减征购任务，放手让社员经营自留地、发展自留畜和其他家庭副业生产。对公有土地、集体畜群实行联产计酬，增产增收，以此激发农牧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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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西藏地方工业也进行了调整。西藏和平解放后，陆续建起了260多个中小型地方工业企业。由于交通线长，以及能源、原材料、技术力量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原因，已建起来的企业都十分脆弱，多数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在“文革”期间为备战进行的“小三线”建设，特别是那些原料无来源，产品无销路的“填空白”企业和管理制度遭严重破坏的企业，每年要靠国家大量补贴过日子，难以为继。因此，自治区决定调整工、农、牧业布局，以加强农牧业基础地位为主，按照围绕农牧业办工业的方针和路线，对已有企业分为发展、维持和关、停、并、转等三种类型进行全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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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确定继续发展的企业，如电力、燃料、建材、采矿业以及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和外贸创汇的手工业，实行继续发展的方针，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二是确定继续维持生产的企业，如群众需要、有条件生产的毛纺、火柴、造纸、粮油加工等，进行整顿，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实行给予维持生产的方针；三是确定对不具备生产条件的农机、制糖、化肥等36个企业，完全实行“关、停、并、转”的方针，那些根本没有条件生产的企业，坚决让其停下来，能并、能转到其他企业的，一律并、转到其他企业，同时发挥人员、设备的作用，给予一定的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调整和整顿，西藏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以农牧业为基础，围绕农牧业而量力发展工业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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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主编的《当代西藏简史》认为：从1976年10月至1980年的3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在落实政策、恢复经济、发展农牧业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这3年多时间里，一是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没有组织好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进展缓慢；二是在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时一度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又伤害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三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理解不透，跟得不紧，与西藏实际结合不紧密，未能打开西藏工作的新局面。[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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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6日，中央下达关于任荣、阴法唐职务的任免通知：免去任荣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职务，调回内地，由总政治部另行分配工作。调济南军区副政委阴法唐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代理第一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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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月23日，中央通知阴法唐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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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过程中，西藏自治区党委逐步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积极组织、动员力量抓好经济工作。经过西藏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西藏自治区全力组织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各项经济主要指标均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经济建设形势发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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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确立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于1981年草拟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六五”计划草案，提出了在“六五”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继续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狠抓农牧业基础，加快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促进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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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安排和发展目标上，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力求做到积极稳妥、留有余地。计划到1985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86亿元，比1980年增长18.4%。1982年6月，自治区召开全区农牧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精神，重点研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六五”计划指标和2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发展战略设想及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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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号召，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这对西藏制定“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是最大的鞭策。1982年12月，西藏自治区为贯彻党的十二大会议精神，进一步研究和提出了20年的发展战略设想与“六五”期间经济发展计划，为了把战略发展目标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决定把20年的战略目标分成两步走，即前10年为第一步，后10年为第二步。前10年又分为“3年一小变”、“5年一中变”（后合并到“六五”计划）、“10年一大变”三个具体实施阶段。[43]“3年一小变”即从1980年的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的185.90元至1982年达到220～230元；“5年一中变”，至1985年即“六五”计划完成时达到280～300元；“10年一大变”，至1990年达到400～500元。前10年为后10年做准备、打基础，后10年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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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二大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给西藏人民以极大鼓舞和促动，思改革、谋发展、奔小康成为全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各行各业围绕“六五”计划的实施，拉开了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帷幕。西藏自治区党委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率领全区各族人民努力实现“六五”计划的近期目标，即到1985年底也就是“六五”计划结束时，社会总产值从1980年的9.71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22.27亿元（含中央补贴）；工业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7.46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8.90亿元；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从1980年的185.90元增长到1985年的361.13元；粮食总产量达到5.3亿公斤，超过了历史上最好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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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较快发展，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大目标。翻两番战略目标的要点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总产值到20世纪末达到3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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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底确定的20年发展战略设想，在最后审定时，西藏地区实行免征免购、休养生息政策已经整整进行了3年，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经济基础薄弱，社会起点较低，自然灾害频繁，但是由于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援助和内地各省市的支援，加上西藏自身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及自治区坚持从西藏实际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使西藏地方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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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牧区各项政策的全面落实，农牧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到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全面增长，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300多元。全区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成倍增长，勤劳致富的典型大批涌现，工业、副业、运输业、商业、建筑业、旅游业迅速发展。据1984年底的统计，全区从事加工业的有1.25万户，农牧民从事营运的汽车、拖拉机达7800多台，仅那曲地区副业收入当年就达到8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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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农牧民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步伐，西藏自治区党委于1985年2月召开了全区勤劳致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经验交流大会[44]，传递致富信息，介绍致富经验，探索劳动致富、富了再富的新路子，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重奖了69个靠劳动已经致富的重点户和先进个人。这是一次动员全区人民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敢于致富、勇于冒尖的鼓劲大会，是催人上进、劳动致富的大会，对当年的农牧业生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再加上43项工程陆续竣工，全区主要城镇一幢幢新落成的学校、医院、宾馆、饭店、厂房拔地而起，各族人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党政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全区政通人和，各行各业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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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纠“左”和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中央出于团结的目的，允许境外“流亡藏人”派代表回来看看。达赖集团借中央政府同意派人到西藏参观访问之机，派出五批“参观团”到西藏和其他藏区参观，各级政府对“参观团”回祖国参观给予了热情的接待。但他们却借此在拉萨等地进行“西藏独立”的煽动活动。由詹东·丹增朗杰率领的“参观团”，下了汽车便到大昭寺门口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讲，又在甘丹寺组织非法集会，公开煽动搞“西藏独立”。[45]一段时间，达赖分裂主义集团以派人回藏参观、探亲为名，制造混乱，煽动分裂，宣扬“西藏独立”，进行渗透等非法活动，企图搞乱西藏。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中央支持下，对达赖集团派回来的代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至驱逐第二批代表出西藏，使他们的阴谋受到遏制。然而，这些活动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西藏地区的一些人趁机对政府表示纠“左”不够的意见，分裂主义的言论开始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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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形势下，清“左”是把在正常工作中可以纠正解决的问题，拔高为指导工作方针，使干部群众的思想离开经济工作中心，用了大量精力去开展清“左”、批“左”活动，对许多复杂的事物，用“左”或“右”去套，客观上导致否定过去，甚至连“文革”前取得的成就也作为“左”加以批判，出现了各部门、各行各业都要检查“左”的不正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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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政策上，除极少数遗留问题外，应该落实政策的人和经济赔偿范围等大部分在1985年以前已经解决，但后来又不顾已经做过的大量工作，制订了一个很大的赔偿计划，而对拉萨一部分人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情况掉以轻心，对有可能发生的骚乱又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从1985年下半年起，放松了对西藏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形势发生变化之后，西藏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全局性的负增长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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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深化农牧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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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这场改革开放一开始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同时改革开放开始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逐步扩大到了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从而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第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三个伟大转变，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转变命运的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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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藏地方的特殊性，在1980年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对西藏工作指示的中心内容，就是从西藏的实际出发，采取特殊政策让广大农牧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尽快富裕起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治穷致富的具体政策[46]，西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从农牧区开始逐步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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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给农牧区生产队、组、户下放生产经营自主权。从1980年起，各级政府对农牧区不再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和种植计划，由生产队、组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群众需要和社会需要安排作物种植，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种多种少，采取什么生产措施，全由农民自主决定。在牧区积极扶助牧民发展个体牧业，自留畜养什么、养多少全由牧民自己决定；对集体畜群实行借本还本，公有私养，仔畜归己政策。在林区，下放林山经营权，将一部分国有林山划归集体经营，收入归队所有；凡县、区经营的国有林场，下放给社队经营，收入归社队所有。在边境地区，开放边境贸易，允许境外边民和境内边民出入境易货交换，取消原规定的贸易金额限制。在流通领域，开放集市贸易，允许社、队、组、户的农、牧、副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上市自由议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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