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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藏实行两个开放扩大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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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19日，胡启立、田纪云到西藏视察工作后，给中央提供的报告总结出了“一个解放”“两个为主”，“两个转变”“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建议以此作为中央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在西藏地方要确定“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加强交流”的指导方针。10月30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希望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这个报告的建议，提出加快西藏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和步骤，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实施。[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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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长期封闭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即使在和平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为了稳定西藏社会秩序，减轻运输压力，除国家统一调派帮助西藏建设的干部职工、科学技术和文教卫生人员进藏外，严禁非经批准的人员进入西藏。外贸和横向经济联系基本上也只有国有贸易部门这一主渠道，西藏需要的粮食由国家统一计划调运，需要的工业品由计划、贸易部门在京、津、沪三大城市组织货源，国家贴补运价供应西藏，对国外的人员交流也只限于政府公职人员、外交公使和新闻记者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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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了“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加强交流”的指导方针，明确指出西藏的对外开放一是对国外开放，一是对内地其他省、区、市的开放。对国外开放主要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安排下，同外国发展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开办旅游业。对内加强交流是按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同国内地理邻近的省区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开通正常的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的渠道。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内地各省区大批国有、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到西藏开办商业、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加工业，一批科技人才、手工艺人也到西藏施展自己的专长。区外客商通过长途运输，将大批西藏紧缺的货物、群众日常生活用品运到西藏，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生活，而且给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的西藏地区带来了新的观念、先进技术和有效的管理方式，极大地促进了西藏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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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为加强对内交流，发展横向经济联系，西藏参加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成都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同时，西藏还和青海、甘肃、新疆等西北相邻省区加强协作，开展信息交流，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在一些领域进行联合共同发展，引进资金、人才、项目和技术，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在开发对区外横向经济联系的同时，还加强了区内各地、市、县之间的经济协作和技术协作，拆除关卡，打破封锁。一些地方利用民族传统节日举办物资交流会、商品展销会和经贸洽谈会，吸引区内外大批客商和旅游观光者。这些措施发展了集市贸易，疏通了地、市、县之间的商品流通渠道，扩大了对外交流与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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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西藏开办对外合资企业和引进项目，接受国外援助项目41个，资金2418万美元。对国外开放从最初的友好访问、旅游观光，逐步形成以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为内容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的拉萨河谷农业综合开发3357工程和联邦德国援助的拉萨皮革厂技术改造项目，羊八井地热建设项目都已实施，并取得了较好效果。随着对外开放，对外贸易也有较大发展，沿中印、中尼等边境地区已正式开放樟木、普兰、亚东、吉隆和日屋等5个边境口岸，发展与邻国政府间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同时通过沿海开放城市对外窗口，发展对外贸易，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最高年份达到3021.9万美元。实行对外对内开放，扩大与国外、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为西藏引进了项目、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加快了西藏资源的开发和技术进步，促进了传统观念的更新，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改变了西藏长期封闭的局面，为西藏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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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对外开放的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大力发展旅游业。[59]1979年底，西藏成立旅游筹备处和中国国际旅行社拉萨分社。一个长期对外、对内封闭的社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兴趣。西藏素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雄踞世界之巅的西藏自治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不仅是旅游者、登山爱好者、探险家向往之地，也是自然科学家探索高原自然奥秘，社会科学家、藏学家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好地方。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务，对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创汇增收的重要渠道，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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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西藏着手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先后建成以拉萨为中心，辐射东、西的两条陆地线路。全区已拥有不同档次标准的旅游饭店、宾馆19家，客房1671间，床位3634张，另有10多家旅行社和机关招待所、民办住宿点，有日接待数千人的服务能力。但由于受交通条件的限制，日出入境不足千人次。为了有计划地合理安排旅客到西藏旅游观光，西藏在北京、西安、成都开设了宾馆、饭店，接待出入境的游人。旅游部门已拥有各类型的旅游车辆约300辆，有一支翻译、导游、管理和服务人员队伍。经国家和自治区批准，已开放市、县5个，山峰22座，国家级风景区1个，历史文化名城2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项目11处，旅游参观景点40余处。除国内航线外，还开辟了中尼（尼泊尔）航线，旅游活动逐步由单项观光旅游扩展到登山、探险、科学考察、徒步旅游等多种项目。为旅游服务的行、游、住、吃、购、娱等六大要素配套建设日臻完善，千年沉睡的西藏旅游资源已得到初步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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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业发展的需要，1986年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正式成立，统一领导管理全区旅游业务。拉萨市、日喀则、山南、林芝等地市也相继成立旅游机构。自治区实行大力扶持旅游业的政策，凡新办的旅游企业，无论国有、集体或个体，一律免征营业税两年；经批准增建的旅游设施和服务项目，银行贷款从优。旅游机构的建立和一批旅游设施的建成，使旅游业迅速兴盛起来。1986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提出西藏经济以旅游业为中心，虽然当年接待游客3万多人，旅游收入1740万元，1987年接待游人4.35万人，收入3100万元。后因拉萨发生骚乱，游人骤减，设施闲置，商户歇业，人员停工，收入下降，围绕旅游业兴办的行业均受到影响，直到骚乱平息以后才逐步回升。旅游业是西藏经济的新兴产业，是创汇增收的一个重要来源，发展潜力很大。随着旅游路线的延伸和客源的扩大，带动了餐饮、娱乐、服务和民族手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展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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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藏实施43项工程和重点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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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川、广东等九省市按照西藏提出的要求，援建43项工程项目。这一措施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支援，为进一步发展西藏经济、文化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鼓舞和增强了西藏各族人民建设新西藏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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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到3月，中央做出在短期内帮助西藏建设43项工程项目的决定之后，为保证43项工程按期完成并交付使用，帮助西藏安排好工程项目，制订长远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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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5日，中央决定成立以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为组长，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专家等9人组成的西藏自治区经济工作咨询小组。小组的具体任务是：帮助西藏提供决策方案，组织推动全国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的援藏工作，协助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查并落实好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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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自治区主要领导人阴法唐、热地、多杰才旦4月3日回到拉萨后，迅速组织力量落实西藏承担工程项目的具体任务。4月14日，自治区专门成立了以多杰才旦为指挥长的43项工程指挥部，从各单位抽调200多名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办事机构，协助承建工程的省市进行施工工作。43项工程完成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包括能源、交通、建材、饲料加工、商业、教育、文体、卫生、市政和旅游设施等10个方面，总投资4.8亿元。除停建l项，缓建两项外，其他项目不到两年时间全部建成并交付使用。这对当时仅有198万人口的西藏来说，建设规模之大，施工时间之短，现代化程度之高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国内也不多见。这批项目的建设，同西藏其他基建工程一样，都是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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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西藏43项工程建设十分关心，中央领导人胡耀邦、胡启立等亲自参加援藏工作会议，部署任务，提出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时发出文件，调整项目，解决定额取酬标准等施工中遇到的多边问题。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及时了解情况，沟通信息，以最快的速度抽调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工程设计、建筑材料、施工定额、交通运输、综合考察等不同类型的工作小组，进藏深入现场实地考察，提出指导性的设计施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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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在决定西藏43项工程建设时，当年国家计划已作安排。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家物资局、冶金部、铁道部、交通部、水电部、国家建材局、民航总局、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后勤部等部门，均采取措施，重新调整计划，调拨物资，安排运输力量，从各方面支援工程建设，保证了进藏人员、施工机械、建筑材料及时到达分布在西藏全区各地、市的施工地点。承担援建任务的9省市领导十分重视中央下达的援藏任务，各省市都成立了由省长、市长或副省长、副市长任组长的援藏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省市的援藏工作。在援藏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成立援藏办事机构，具体组织施工队伍，筹集物资，调动施工设备，并先期派出勘测设计、施工管理人员到工程所在地做前期准备。为保证质量，按时完成任务，9省市都把自己的最好施工力量派赴西藏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各省市发扬全面动员、统一指挥、前后方一齐上的大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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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承建的西藏体育馆工程，需要56.4米长的大屋架角钢，浙江省政府通过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出求援广告，只用十几天时间即落实了货源。天津市承建的拉萨剧院，因地址变动，需要更改原设计方案。由于时间紧迫，当时担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亲自点将，从全市紧急抽调140多名设计人员，集中力量协同作业，不到20天即绘制200多张施工图纸，解了燃眉之急。江苏省承建的拉萨饭店，建筑结构复杂，内部装修配套要求较高，江苏省专门成立了装修配套办公室，召开配套协作单位负责人会议，协调、落实装修配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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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10日，“43项工程”第一批施工人员到达拉萨。5月15日，“43项工程”中大型项目之一的西藏体育馆破土动工，其他项目亦先后进入施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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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江苏等9省市派出的是政治思想、工程技术都过硬的建筑队伍，他们都把自己承担的建设项目视为一项政治性很强的施工任务，也作为在西藏这一特殊条件下，展示自己的组织才能、技术水平的战场。9省市参加工程建设的工程技术管理干部、工人一共1.9万人。中央要求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要有一批项目交付使用。有关项目的设计、施工人员，克服高原缺氧造成的头痛、胸闷、气喘、呕吐等困难，坚持施工，放弃节假日，有的省市的工程队每天施工时间达12个小时，高峰时甚至长达18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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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抢时间、争速度、重质量、讲效益和忘我劳动、勇于拼搏的精神，展示了现代化建设的效率，也深深感动了西藏各族人民和当地施工人员，他们这种精神和工程项目一起留在西藏人民的心中。浙江省施工队的木工杜章德，在西藏体育馆工地不顾劳累、高烧，带病坚持在18米高的混凝土柱顶上架设预制件，为建设西藏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型体育设施献出了宝贵生命。福建省惠安县职工、共产党员庄盛春为挽救落水藏胞光荣牺牲。天津派出的工程师杨金城，为赶绘图纸，在爱人病危住院时，把绘图纸、资料带到病房，一边设计绘图，一边照顾病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用他们的辛勤劳动与模范遵守民族政策的实际行动，同藏族人民结下兄弟情谊，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友谊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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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对各项工程进行了全面领导。自治区领导通过会议、电话或到工程施工现场协调解决施工中的重要问题，逐项审查设计方案，制定施工章程；在全区范围内组织2.5万人的队伍，投入工程建设；采运沙石20多万立方米，砍伐原木6万多立方米。自治区直属部门和各地、市有关单位，围绕43项工程建设的需要和各自的业务管辖范围，在计划管理、施工管理、物资供应、交通运输、人员培训、调配物资、水电供应、安全保卫、医疗卫生以及生活用品供应等各个方面大力配合。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派出大批车辆为工程运送物资，民航和空军加派飞机，增加航班，及时接送施工人员和空运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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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项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为西藏提供了一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改变了工程项目所在地的城镇面貌，使西藏各族人民更加体会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西藏的关怀，只有在祖国大家庭中和兄弟省市的支援下，才能有这样高速度、高质量的工程项目建设，进一步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兄弟省份的支援。各省市援建队伍不仅帮助西藏建成了工程项目，他们在施工中展现的严密组织、科学管理、先进技术，对人民对工程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给西藏施工队伍、管理计划部门留下了宝贵经验，一些先进的工程设计、管理经验已被西藏计划部门、施工单位广泛采用。所有这一切，都在藏汉民族团结、经济建设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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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在1985年“43项工程”逐步竣工过程中，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再次组织了以农牧业、能源、交通为重点的一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国家投资40多亿元。经过成千上万名藏汉族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规定的项目建设工程全面展开，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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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一江两河”开发工程。[60]“一江两河”（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和年楚河）开发工程，主要集中在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中南部，南至藏南谷地，北达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南坡地带，沿雅鲁藏布江，东起桑日县，西至拉孜县，长约440千米的狭长河谷地带，包括山南、日喀则、拉萨市三个地市的18个县（含县级市），开发总面积6.57万平方千米。这一地带是西藏自治区人口最密集、工农业最发达、矿藏资源和草场资源较丰富的地区，现有耕地面积264万亩，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60%左右，农牧副业产值分别占全区总产值的51%、22%和48%；人口78.45万，约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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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两河”开发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来由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一江两河”农业、工业、交通三个方面的综合开发项目，并列入国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一江两河”综合开发的资金由国家投资、区内投资、受益群众劳务投入和争取国际援助等多渠道筹集。“一江两河”总体开发工程完成后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增产粮食1.5亿公斤，油料2500万公斤，肉类增产2080万公斤，酥油增产752万公斤；水利工程总控制水量增加3亿立方米，农田保灌面积增加52万亩，建成稳产高产田160万亩，改造中低产田119万亩，开垦荒地11万亩；人工种草27万亩，人工造林63万亩；改善运输条件，延长公路至各乡镇；建立起三地市18个县的科技推广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工农业总产值增加12亿元，农牧区人均增加收入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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