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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达赖“流亡政府”派遣时任首席噶伦牛青·图登朗杰、噶伦扎西平措赴台，要求台湾当局给达赖集团每月1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当年，台湾当局就给了达赖集团1500万美元。从1989年开始，台湾当局每年接受约100名赴台读书的藏族青少年，仅该项教育经费每年就达2500万元新台币。从此，达赖集团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并日益公开化，在国际上不断上演分裂、“独立”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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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达赖集团借中国政府实施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改革开放和重点发展经济之际，利用国内存在的各种矛盾，打着与中央政府“谈判”的旗号，暗行向西藏地方渗透之实，在某种程度上蛊惑了个别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为挑起拉萨骚乱、积累民族分裂力量，进行了一系列活动。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达赖虽在国际上四处活动，但仍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西藏独立”，故而达赖集团改变了斗争策略，向中国中央政府发出了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和派“代表”回国“听听中央首长的指示”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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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8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11]既表明了中央政府欢迎达赖回国的态度，又定下了达赖派遣代表谈判或回国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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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达赖派遣其二哥嘉乐顿珠作为代表，前往北京了解情况。3月12日，邓小平在接见嘉乐顿珠时，明确表示：“只要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立场，停止分裂活动，中央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回来以后还可以出去。”[12]强调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的谈判问题的“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13]，并同意达赖或派人先回西藏看看，更加深入地了解西藏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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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年8月至1980年9月，利用中央政府同意达赖本人或达赖派人回西藏了解情况的机会，十四世达赖先后派遣3批参观团回国活动，主要目的不是了解情况，而是收集情报和鼓吹民族分裂。达赖派遣的参观团回国之初，中央政府及西藏各级地方政府热情接待，既让他们看好的、发展的一面，也让他们看差的、不尽如人意的一面，客观公正地展示西藏人民生活的发展变化。[14]但是，这些参观团成员故意忘记自己的本分，东奔西窜、聚众演讲，或者挤进寺庙，拉拢活佛和僧侣，或者收买人心、安置特务、发展秘密组织，或者煽动宗教狂热，鼓吹民族分裂。他们竟胡说“达赖喇嘛是藏人的救星，来世的希望”，狂呼“只要是吃糌粑的，就要为西藏独立事业和自由献身”。[15]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批准西藏自治区令其第二个参观团离开，但并未关闭“接谈”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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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仍然接见了达赖的代表，提出了中央对达赖的五点政策。这五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中国已进入一个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团结的新时期；2.双方都忘记1959年的那段历史，开诚布公地接触和谈判；3.中央诚心诚意地欢迎达赖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4.达赖回来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还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也不要兼了；5.达赖何时回来，由他自己决定，中央将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接他，并发表消息。[16]中央对达赖的真诚态度，并未换来达赖集团的应有回报，在1982年4月和1984年10月，达赖相继派遣的代表，仍然一如既往地利用参观、访问、欢迎集会等机会，收集情报，鼓吹“西藏独立”，并在返回国外后利用所搜集的影像，肆意歪曲和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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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集团以“接触”、“对话”和“谈判”的名义，借机向西藏地方渗透，向国际社会抹黑中国政府形象。达赖集团打着“自治”旗号的“变相独立”要求和毫无诚意的“接触”与“谈判”，是导致中央政府与达赖集团“接谈”破裂的根本原因。但是，达赖集团却以“自由、民主、人权”问题，或“五点和平计划”“七条新建议”“中间道路”“我要回家”等美丽动人的谎言，掩盖其要求西藏“变相独立”的真实目的，在国际上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对境内的一些人也产生了蛊惑作用。20世纪80年代，达赖集团加紧了对国内的渗透，他们利用反华势力提供的电台持续不断地对境内广播，大肆攻击中央的治藏方针和政策，蛊惑境内群众非法出境到达兰萨拉朝佛，引诱干部群众的子女到其学校就读，特别是煽动部分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对政府进行“清算”，索要民主改革中被翻身农奴夺去的财产。在境内，一些针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奇谈怪论纷纷出笼，有的论调以理论研究的面目出现[17]，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同时，在大批内地干部内调的同时，社会上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行开始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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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有关会议上指出：“西藏同志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认识。在工作上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会不会出现叛乱？另外还有三个兴趣浓不浓的问题。”他认为：“丢掉四个担心，提高三个兴趣，就可能使西藏工作大进一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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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4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检查说：“在统战、民族、宗教方面，对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左’的倾向清理、纠正得不坚决、不彻底。对宗教问题顾虑多，怕宗教影响越来越大，怕出宗教热，怕影响群众生产、生活，怕出乱子。”[19]此后，西藏地方大幅度放宽统战、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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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更换[20]之后，自治区主要领导在1986年亲自参加宗教活动[21]，各地的宗教活动也形成热潮。达赖集团后来认为并放言：控制一座寺庙，等于控制了共产党的一个地区。[22]所有这些情况潜伏着后来拉萨大规模骚乱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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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西藏地方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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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多种民族主义泛滥下的现代化困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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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族主义新浪潮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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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界格局转轨时期，原来被掩盖或相对弱化的民族矛盾迅速强化起来，成为世界各种矛盾的一个热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以苏美两国对抗为特征的国际冷战格局。这种格局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在政治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在军事上表现为华沙条约集团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对立，东西方处于“冷战”之中。这样的一种格局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民族矛盾都处于一种很次要的地位，甚至被掩盖起来，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问题的状况也不能不受这种格局的限制。但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被掩盖的民族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纷纷调整，以期在大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把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摆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消除了来自苏联的威胁，其内部原有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在逐步上升，从而出现了民族主义增强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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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无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其新的殖民政策，大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紧密相连。如波黑战争，西方资本主义为了推行新的殖民掠夺和强权政治，不断在世界各地策划、煽动和利用民族、宗教冲突，借此搞“代理战争”，或培植、利用、教唆别国的民族分裂势力搞内乱，或以“人权”“民主”等莫须有的理由，策划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并挑起冲突和动乱。一些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与之遥相呼应，打着民族、宗教旗号，策动、制造了无数起战乱、仇杀的悲剧，而他们从中渔利。西方为了搞垮社会主义国家，通常要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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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世界范围内，全世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导致了不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使一些经济社会发展仍较落后的弱小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甚至不惜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此外，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威胁到一些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因此也就激发了一部分民族产生了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就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趁机掀起民族独立浪潮提供了机会。现在，全世界跨国的“泛”字号的民族主义东山再起。目前比较活跃的主要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泛突厥主义”，它在土耳其等国家的支持下，正成为企图影响世界格局的新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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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失败，给中国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长期的历史阶段中，民族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表现得相当尖锐，特别要注意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必须充分认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存在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性，要认识敌我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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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的多种民族主义的泛滥，混杂着宗教问题，从东到西使得全世界都不得安宁，受害最大的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抵抗老牌帝国主义的经济盘剥和文化渗透，不少的国家与地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武器，在中东，“原教旨主义”即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原教旨主义”主张恢复伊斯兰的纯洁性[23]，在其实践之中不可避免地排斥现代化的很多因素，一些极端组织可以购买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武器，但绝不接受现代思想，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由于本身的落后性而依附于由帝国主义操纵的世界资本主义，所以始终无法实现其完全现代化的承诺。民族独立已经完成了，但没有一个中东国家能真正完成构成现代化基础的土地革命，在其他方面也是举步维艰，现代化始终可望而不可即。在东南亚，诸多宗教本能地排斥带有西方色彩的现代化，并将这种排斥诉诸民族之间的争斗。这些充满矛盾的国家和地区，在冲突之中的种种间隙正好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可利用的条件，宗教冲突日益成为民族矛盾的主要诉求，宗教分歧常常成为民族冲突的“导火索”和“助燃剂”。[24]如同中国在20世纪初中期遇到的问题一样，停留在落后社会制度阶段的国家，想依靠几个现代技术的项目建设来改变民族的命运是根本不可能的。有的国家或者政党组织即使组建了一支装备现代武器的军队，除了在地区冲突中暂时得利之外，最后差不多都由于西方国家的介入被瓦解，曾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也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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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很多国家或组织的“现代化”停留在“器”或“术”的层面上。表面上的现代性不过是对现代社会元素的跟进，存在着很多难以克服的障碍，甚至在社会冲突中，现代化的困境问题也日益显现。在世界性现代化的问题中，所谓的地区性困境或陷阱问题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例如“拉美陷阱”（The Latin america trap）；另外，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动荡现象也被人们所关注，例如“中等收入陷阱”（The Middle-income trap）等说法开始流行。而这些现象，被一些学者观察到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程度有关系。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新形势下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有一个基本道路的判断。2005年5月27日，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也就是说，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解决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本质相一致，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中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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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21世纪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但同样遇到了世界性的问题。在许多国家都发生的诸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困境、教育滞后与现代化困境、法治建设与现代化困境、生态恶化与现代化困境、社会公平与现代化困境、城乡二元与现代化困境、宗教介入与现代化困境、民族问题与现代化困境，还有执政党的能力建设等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中国国内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同时，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也要出现在西藏地区，而且有的问题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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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1世纪初国内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共十六大的认识是深刻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和规范；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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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西藏发展有可能为这些问题所困扰的认识也是深刻的，胡锦涛2002年3月5日在与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西藏代表团讨论时就明确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是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无论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还是对于巩固西南边防和维护祖国统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中明确地提出“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蕴涵了把握解决西藏错综复杂问题着眼点的深刻道理，这一论断后来提升到“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26]而这一论断，来自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以及“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的要求[27]，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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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西藏工作，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在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纪念前夕，进一步确立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发展道路、目标任务和一系列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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