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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80年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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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中央书记处、中央统战部以及中央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任荣[28]、天宝、郭锡兰、巴桑[29]等人在座谈会上汇报了西藏地区近期的主要工作，听取了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这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相对于以后中央召开的几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亦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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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总结了此前西藏工作的经验教训，并针对西藏今后几年的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主要体现在会议形成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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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央在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30]。这就指明了西藏工作今后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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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央在《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今后的西藏工作必须注意以下八项方针。1.中央各部门都应注意了解、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工作方针、任务和政策，实行具体指导，一切决定和措施，必须首先确实得到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真心同意和支持，否则就要修改和等待，不要盲目地、硬性地推广内地的和汉族的工作经验。2.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要积极协助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调查研究西藏工作情况，主动提出建议，协同有关部门处理好西藏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3.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但重要的问题要事先请示，一般的问题要事后报告。4.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内地调往西藏的干部，要根据实际需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5.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经济、文教、卫生等部门在制定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时，要照顾西藏的特殊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在物质、技术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援。6.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7.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对于《纪要》中提到的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问题，要专门研究，制定措施，抓紧解决，并将落实情况报告中央。8.西藏自治区党委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四、五中全会和《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过去工作，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重新审定全区经济建设规划。要认真调查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抓紧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力争在短期内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31]这八项方针给予了西藏自治区相当大的自主权，对日后的西藏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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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贯彻落实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胡耀邦、万里率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西藏考察指导工作，提出了西藏地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解决的六件大事：“第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第二，要坚持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第三，要在所有的经济政策方面，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第四，要把国家支援的大量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不要浪费，过去浪费太大。第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建议好好办一所综合大学，办点中学。第六，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极大加强藏汉干部的亲密团结。29年来，我们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很能干的、同群众有联系的藏族干部，他们已经成长起来了，要把担子多给他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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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同时宣布，1980年中央给西藏补助6亿元，以此为基数，从1981年起每年递增10%。由此可见，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不仅为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强调了工作重点和奋斗目标，而且给予了具体指示和切实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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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在1980年初要召开这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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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在“文革”结束之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这就要求中共中央领导层、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二是为改变西藏地方相对贫穷、落后的现实状况，大力发展西藏地方经济，客观上需要中共中央的具体指导和全国各地的支援，这也只有通过中共中央的具体会议方能得到落实。三是召开这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还有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的目的。例如，中央在批转《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说：“西藏和平解放近30年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遭受了苦难。”[33]所以，在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中就有了“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这样的规定，同时强调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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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央领导胡耀邦、万里到西藏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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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督促落实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指示精神，1980年5月22日，胡耀邦、万里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率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西藏考察指导工作。5月25～27日，万里分别与日喀则、阿里、昌都、山南、拉萨地区参加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座谈。27日，胡耀邦召集藏族干部洛桑慈城、多杰才旦、彭哲等座谈，商讨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西藏教育事业的问题。[34]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4500多人的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我们决定在两三年内，把国家的脱产干部（不脱产的要全部是藏族），包括教员，藏族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地方上的汉族干部留下15%不走，其余的调回内地。走的办法自下而上报名，组织决定。……目的是希望两年到三年到六年，要超过30年来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较大幅度地富裕起来。”[35]胡耀邦的讲话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央急于加快西藏经济发展的心情和态度，对于当时西藏地方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及干部职工内调工作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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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的进行，为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改变和总结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西藏工作的成绩和不足，1984年2月27日至3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西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地、市负责人，共70多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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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会议中，先后做了7次讲话。“他说，要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西藏问题，要通过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环节认识西藏。西藏比其他省，而且比内蒙、新疆等民族自治区都特殊。这种特殊性是长期形成的，不是短期内就能消失的。他为西藏的特殊性列举了地区世界屋脊、长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单一的藏族聚居地区、全体藏族人民笃信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等五条具体表现。由于西藏的特殊性，它就成为一个斗争复杂，举世瞩目，非常敏感的地区。”[36]胡耀邦强调了西藏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肯定了西藏采取的农牧林结合、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的方针。与此同时，就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期间的3月5日，中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经济工作咨询小组，协助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做出决策，组织、推动全国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的援藏工作。咨询小组由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担任组长，国家经委副主任赵维臣、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为副组长。该项举措更加明显地反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发展西藏经济的照顾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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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谈到西藏的发展问题。他强调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200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37]反映了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和帮助西藏加快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西藏快速实现现代化和改善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粉碎了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蓄意制造拉萨骚乱，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研究和部署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路线，并及时更正拨乱反正和落实民族、宗教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保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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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央书记处在京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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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27日至3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西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地、市负责人共7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央领导听取了西藏党政领导的工作汇报，检查和总结了1980年以来的西藏工作，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放宽经济政策和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问题，并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确定了组织9省市帮助西藏建设43项工程等重大事宜，形成了1984年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在《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了西藏地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工作。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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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更深刻、更正确地认识西藏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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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指出：“我们要加快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在各项工作、特别是领导工作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断地加深对西藏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在工作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38]《纪要》还指出了目前国内对西藏认识的两种错误思想：一是“只看到西藏的特殊性，不承认西藏同全国其他各地的共同性，甚至非常错误地认为西藏可以‘独立’”；二是“只看到西藏同全国各地的共同性，忽视甚至否认西藏的特殊性。……西藏的这种特殊性是长期的历史所形成的，忽视甚至否认这种特殊性，我们就要犯错误，就要脱离西藏群众，并且会为国外的敌对势力和国内的敌对分子所利用，从而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从西藏的上述特点出发，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国政府现在实行两种特殊政策：一种是在沿海的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实行的一系列特殊政策；一种是在西藏自治区实行的一系列特殊政策。……这样做不必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是不是会削弱党的领导，是不是会使宗教影响越来越大，是不是会再发生大的叛乱。如果在这些问题上顾虑多了，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切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开创新局面”。[39]《纪要》从认识论的高度回答了应如何正确认识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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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牧农林业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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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在三五年内，使农牧民的年平均实际收入翻一番”。为此，应采取以下几项具体措施：第一，继续让群众休养生息，增加实际收入；免征免购政策延长到1990年，取消粮食、酥油、肉的计划议购和变相计划收购。第二，实行以牧为主，牧农林结合，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的方针。第三，要坚决保证农牧民在生产上的自主权，绝不许强迫群众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第四，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进一步探索、总结、改进和完善农牧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务求简便易行，符合实际情况，不要照搬内地经验，不搞形式主义。第五，想方设法扶持和帮助有各种专门技能、又有利社会的手工匠人发展民族手工业，例如氆氇、地毯、藏刀、藏碗、藏靴等。第六，商业要搞活，流通渠道要畅通。[40]这样中共中央就直接指出了具体的发展牧农林产业和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工作方针和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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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加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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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中指出：“在西藏，对外开放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国外的开放，一是对国内其他省市区的开放。”“在国内首先同地理临近、历史关系比较密切的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加强经济文化的交流，进而加强同其他省市区的联系和协作。坚持行之有效的对口支援的办法，并且要越办越好。”“对国外要继续发展或逐步发展同尼泊尔、不丹、印度、缅甸等邻国的边境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外汇差额由国家补贴。”并指出“对外开放的另一重要内容，是逐步发展旅游业。……办好这件事，不仅能够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扩大西藏的政治影响”[41]。中央不仅提出了西藏地方改革开放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而且制定了国家补贴外汇逆差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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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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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中指出，“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都调动到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上来”。这就要求在统战工作上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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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确统战工作对象，不仅是解放前后在西藏有地位、有影响的军政、民族、宗教界的上层爱国人士，以及在世和不在世的上层爱国人士的家属子女，宗教职业者，民主改革时的赎买对象及其家属子女和领主代理人，藏族中的旧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而且还应该包括随同达赖逃亡国外人员留下的家属子女和曾被关押后刑满释放或宽大释放的旧军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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