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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orbert Elias,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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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Robin Briggs, Witches & Neighbors,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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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Roy Robinson, “Cat,” in Ian L. Mason ed., 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4,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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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许多人家都有养了多年的猫突然不告而别的经验。离家在外的“野猫”无论在都市、乡村也似乎都适应良好。近年来台湾到处都见到一些病态、落魄的“丧家之犬”，而我们从来见不到这样的“丧家之猫”。这些都说明一个事实：猫原来与人类的“家”就是若即若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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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另一个经常成为毒药猫化身的动物则是牛。羌族地区的家牛主要是牦牛、犏牛及少数黄牛。在一年大多时间里它们都被放养在大山里，只在春耕时几只较温驯的被牵下来耕田。由于牛群整年在山中自行觅食、生养，对抗豹、狼与熊，因此一般来说这些牛野性相当强，家牛野性发作触伤主人的事经常发生。因此，本地的牛也是一种打破驯养与野生、村寨内与村寨外区分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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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pp.26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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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arlo Ginzburg, The Night Battles, pp. 99-145; Robin Briggs, Witches & Neighbors, pp.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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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arlo Ginzburg, The Night Battles, pp. 22-25; Robin Briggs, Witches & Neighbors,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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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Robin Briggs, Witches & Neighbors, p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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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F. C. Bartlett,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有关F. C. Bartlett等学者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以及集体记忆与人类社会认同的关系，请参考拙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8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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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artlett, Remembering, pp.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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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Joseph Miller ed., The African Past Speaks, Hamden, CT: Archon, 1980; Roy Willis, A State in the Making: Myth, Hist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Pre-colonial Ufip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ul Irwin, Liptako Speaks: History from Oral Tradition in Af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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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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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René Girard, “Generative Scapegoating” and “Discussion”, in Robert G. Hamerton-Kelly ed., Violent Orig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73-105, 106-148; Renato Rosalso, “Anthropological Commentary,” in Violent Orig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i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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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rshall D. Sahlins,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 Gananath Obeyesekere,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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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Jonathan D. Hill, “Introduction: Myth and History,” in Jonathan D. Hill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Terence Turner, “Ethno-ethnohistory: Myth and History in Native South American Representations of Contact with Western Society,” in Jonathan D. Hill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pp. 23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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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pp. 48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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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历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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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中，我介绍、分析岷江上游村寨人群各层次的族群认同与区分。这些认同区分概念，目前不同地区、世代、性别之羌族民众对其认知有别；无论如何，“民族化”为本地的认同与区分体系带来很大的影响。所谓“民族化”，我是指近代“民族”概念下的民族分类与识别以及因此产生的民族自觉过程。在“民族化”之下，现在本地民众普遍知道自身为“羌族”，也大概知道其他还有哪些地方的人是“羌族”以及哪些人是“汉族”与“藏族”。过去模糊的、相对的“赤部”“尔玛”与“而”的概念，如今分别等于他们民族知识中的“藏族”“羌族”与“汉族”。而且，现在乡间民众常自我解嘲说，过去是因为知识封闭，不知道大家都是羌族，所以才会“一截骂一截”。所谓“知识”，也就是创造羌族与羌族认同的知识；它们主要是一种“民族历史知识”与“民族文化知识”。在以下的“历史篇”中，我将介绍这些民族历史知识，并说明造成此“历史”的历史过程。我也将介绍本土观点的“历史”，以及以上两者的合流——民族化下本土观点的“历史”。最后，由各种的“历史”与历史，我将说明当前“羌在汉藏之间”此族群特质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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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在许多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历史”与人群认同间的关系都受到相当瞩目。在族群本质研究中，“历史”、社会记忆或人群间一种共同起源想象，常被认为是凝聚族群认同的根本情感源头。1在“国族主义”研究中，学者也注意到“历史”建构与“国族”意识间的关系。2在过去著作中，我也曾以社会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变迁，来说明族群认同的根基性与工具性本质。以族群认同的根基性而言，我认为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感情产生自仿真同胞手足的同源情感；它的工具性便在于，此种“同源”记忆经常在人们的争辩与操弄之中，因而“起源”也被修饰、改变与遗忘，以应和环境变迁。3这说明为何在许多强化族群或民族认同的社会回忆活动中，人们经常在追溯、寻索、创造及争论“共同起源”。由这样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前文我对岷江上游村寨社会的介绍中，已涉及了一些“历史”问题——凝聚各村寨人群或村寨中各家族的“弟兄祖先故事”，便是以“同胞手足”来强化根基情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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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各种认同与区分体系（如阶级、族群与国族）之中；我们因此熟悉相关的正确“历史”，也常常经验到“历史事实”如何被一再争论与重新书写。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然而，在与人类各种社会认同相关的“历史”研究中，或在通过“历史”对人类社会认同的探讨中，“历史”都被理解为一种被选择、想象或虚构的社会记忆。如此对待“历史”的态度，近年来常见于文化或社会史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社会记忆研究取向的口述历史研究，以及历史人类学之中。学者们的研究不仅是人们如何在“现在”中建构“过去”，也探索“过去”如何造成“现在”。4后一研究中的“过去”，不只是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更重要的是造成这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以及因社会记忆之展演而重塑的，各个时代、社会阶层人群的历史经验、历史心性或历史文化结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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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趋势，自然使学者对于“历史”一词有相当宽广的定义，也产生许多关于历史本质的争论。譬如，“历史”与“神话传说”的界线究竟何在？在某一文化中被认为是“历史”的叙事，在另一文化中是否就相当于“神话”？6是否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下，人们有不同的历史心性或历史意识，因此产生不同的“历史”记忆与叙事方式？因此，文化史学者探究千百年前古代社会人群的历史心性7，社会人类学者探究千百里外各种异文化人群的历史与时间意识8，部分口述历史学者也在主流历史所创造的社会边缘人群间，釆集口述记忆以分析其特有的历史心性与叙事模式9，其目的都在探求“历史”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记忆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为何选择这些“边缘的”案例？主要的理由是：在这些边缘时间（古代）、边缘文化空间（土著）与边缘社会（弱势者）人群中，我们比较容易发现一些违反我们既有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异例”，因此可以让我们借由对自身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反思，来体察“历史”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以此而言，羌族的例子有特殊的意义：在历史上他们被汉人认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空间上他们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高山深谷之间，在社会上他们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在汉、藏两大文化体系间，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属于汉、藏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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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羌族历史”的探索有多重意义。首先近代国族主义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伴随而来的便是“民族”或“国族”概念以及相关的新学术工具。在此种新的民族概念与新学术之下，清末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历史研究与书写，建立中华民族此一国族概念；同时也通过历史研究与书写，将传统中国四裔人群纳入此国族之内。在以下第五章中，我将介绍这个典范“羌族史”以及此“历史”的建构过程。当今羌族，便是由此“历史”得其民族生命。近年来，许多西方学界的国族主义研究或近现代研究者，在其研究中或说明在近代国族主义下“民族传统”的创造过程，或解释在国族主义风潮下许多“民族”如何被建构10。在这一层次上，我同意他们的观点，羌族的例子也支持这些“近代主义者”（modernists）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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