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93981
1706693982
然而，从另一层次来说，晚清以来的“羌族”与“羌族历史”建构，只是两千多年来“华夏”不断建构其西方族群边缘过程的最新阶段，或许还不是最后阶段。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认同的向西扩张，当西边原被称作羌的人群由于“失忆”而成为华夏之后，更西边的人群便被华夏称作羌。如此，华夏的羌人概念也就不断向西推移。到了汉代，在青藏高原东缘形成一狭长羌人地带——这便是汉晋时期的华夏西边族群边缘。11在本书中，我延续上述研究，说明隋唐及此后“羌人地带”上的许多人群，如何被汉人重新归类为“番”或“夷”，因此造成“羌人地带”在唐代之后逐渐萎缩。20世纪上半叶，便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记忆基础上，“番”被划分为藏族，“夷”被划分为彝族，而被认定为羌族的只有四川阿坝州东南与北川的部分人群。在第六章中，我将说明此一绵长的历史过程。由这一层次来说，前述国族主义研究或近现代史研究者，对“民族”或“传统”的理解显然有不足之处；他们都忽略了当代“民族”与“传统”之形成，有其近代之前的历史与历史记忆背景。
1706693983
1706693984
最后，羌族也被自己所选择、创造与润饰的“历史”所塑造。他们有其本土的“历史心性”，在第七章中，我将从这种本土“历史”中探索一种“另类历史”——弟兄祖先故事。此“另类历史”，也让我们可借以了解中国传统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在接触民族概念与以汉文传递的历史知识之后，在“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祖先历史”两种历史心性的转化糅合下，羌族知识分子选择、创造自己的“历史”，以建立羌族认同。第八章将说明这个过程。
1706693985
1706693986
1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Harold R. Isaacs,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15-143.
1706693987
1706693988
2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2-13;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pp.174-200;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17-50.
1706693989
1706693990
3 王明珂：《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第5卷第3期，1994，第125—126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52—60页。
1706693991
1706693992
4 M. Bloc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 Man 1977.12, pp.278-292; Joanne Rappaport,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mbian An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06693993
1706693994
5 有关结合口述记忆、文本与展演的研究，见Stuart H. Blackburn, Singing of Birth and Death: Texts in Perform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8; Dwight Fletcher Reynolds, Heroic Poets, Poetic Heroes: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in an Arabic Oral Epic Trad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关于历史心性、相关文类与文本叙事，以及历史记忆的夸耀、展演与攀附所造成的社会（历史）变迁，请参考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页；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分3本，2002年，第583—624页。
1706693995
1706693996
6 相关讨论见Jonathan D. Hill,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Joanne Rappaport, The Potitics of Memory: N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mbian Andes。
1706693997
1706693998
7 如法国历史学者Jacques Le Goff有关中古欧洲社会之心性及其变迁之历史研究。见其所著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706693999
1706694000
8 Renato Rosalso, Ilog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Janet Hoskins, The Play of Time: Kodi Perspectives on Calendars, History and Ex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706694001
1706694002
9 Popular Memory Group, “Popular Memory: Theory, Politics, Method,” in Richard Johnson et al. ed., Making Histo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706694003
1706694004
1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amela Crossley,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1990), pp. 1-35.
1706694005
1706694006
11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1706694007
1706694008
1706694009
1706694010
1706694012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五章 羌族史：典范与解构典范
1706694013
1706694014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羌”便有丰富的历史记忆。近代学者根据殷商甲骨文、先秦史料、《后汉书·西羌传》以及较晚更丰富的史料记载，来建构由商代绵延至近代的“羌族史”。这样的“历史”说明了“羌族”的起源、分布与迁徙，以及更重要的，他们与中华民族下各民族间的关系。这样的“羌族史”，也就是我所称国族主义观点下的“典范历史”（master history）。然而，这些创作“羌族史”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受一些新西方思潮模塑之外，本身又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与历史记忆的承载与诠释者。以下，我先介绍典范的羌族史及其意义。而后，我将在近代国族主义发展的背景下，说明此“典范羌族史”的形成过程，这也是一种对于“近现代”的解构。
1706694015
1706694016
一、典范的羌族史
1706694017
1706694018
在中国史研究中，“羌族史”不是一个顶热门的主题，以此为题的专著并不太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中，“羌”的问题涉及许多甲骨金文学、经籍训诂、神话与历史研究。因此，关于“羌”之枝节研究，广泛且普遍与中国上古史研究紧密结合。虽然在细节上有些争论，但百年来许多共识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形成，凝聚为目前一些“羌族史”的蓝本。我称之为“典范的”羌族史，是因为这些观点以及背后的学术逻辑基础，几乎已成了学界共识；另一方面，这样的“羌族史”的简化普及版，已通过各种媒介成为一种历史或民族常识。
1706694019
1706694020
根据这些典范的“羌族史”，羌族的来源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中有“羌”，他们是商人的西方敌人。根据卜辞地理研究，“羌”大致分布于豫西、晋南或陕西东部。1殷商卜辞中常有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记录。卜辞也记载，被俘的羌人被商人用在祖先祭祀中作为牺牲或成为商人的奴隶。2
1706694021
1706694022
由于“羌”与“姜”在文字上的相似，殷商之羌人又被认为与中国古史中的“姜姓”之族有关。3在基于“神话学”的古华夏研究中，这一族群被认为出于传说中的姜姓“大岳”或炎帝神农氏（姜姓）；在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也就是申、吕、齐、许等姜姓之国的统治家族。4如此，姜姓或羌人被认为是一古代民族集团，所谓“神农集团”或“姜炎集团”，他们的文化特征是一种与羊有关的岳神信仰。学者们又认为，随着羌人的迁徙，羌人的岳神信仰也散布四方，这便是中国四方“五岳”之说的由来。5“姜炎集团”由西往东迁，与“黄帝集团”发生接触、争战，最后两族融合——这是许多研究早期“华夏”形成历史之学者的普遍看法。另一种看法是，根据中国上古典籍《国语》记载，黄帝、炎帝为兄弟，因此有些学者将炎帝与黄帝视为同一民族集团，即“炎黄”集团，与“风偃”和“苗蛮”集团相对。6另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始祖大禹，据记载他“生于西羌”，有些学者也因此及其他证据认为夏民族为羌人。7
1706694023
1706694024
周人与姜姓之族或羌人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据中国古文献记载，姬姓周人的祖源为“姜嫄”；在周克商的战争中，有姜姓部族或羌参与8；西周时，周王又常娶姜姓族女子为妻。因此学者皆认为“羌”或“姜姓族”是周人的西方盟友。或者说，姬出于姜姓之族，或两者原是一大族下的两个支族。9周克商之后，有功的“姜姓族”因被分封于东方而东迁，这就是西周与春秋时期历史上的申、吕、齐、许四国。留在渭水流域的姜姓族，主要是“西申”之国，后来勾结犬戎发动变乱，逼使周王东迁，结束了历史上的西周。
1706694025
1706694026
“戎祸”不仅结束了西周政权，也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国文献中有“姜戎氏”与“姜姓之戎”，又由于姜姓之申侯曾勾结犬戎灭了西周，因此姜姓之族（以及羌人）又被认为是广大“戎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羌或“姜姓”之族因东迁而渐文明化的支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留在西方、北方未开化的族群，便是“羌”或“戎”。10战国时西方的“戎”或“羌人”有一个文化特点，根据战国至汉初的中国史籍，这些人死后行“火葬”。根据《后汉书》记载，由于战国时华夏与秦的驱戎，部分戎人纷纷往西逃遁，后来成为汉代甘肃、青海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的“西羌”。但今之学者多认为，汉代河湟西羌是广大的羌、戎最西方的一支，他们一直住在那儿。如顾颉刚认为，住得较远的戎人，因山川阻塞与华夏关系绝少，而能保存其原来文化与种族，这便是秦汉时代的河湟羌人。11又如，冉光荣等认为，秦汉之河湟羌族有的尚在原始狩猎经济阶段，是羌人中最后进的部分。12
1706694027
1706694028
据中国史籍记载以及学者之研究，河湟羌人受迫于秦人的军事压力，继续大规模地远距离迁徙。向西发展的发羌、唐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往西北迁到新疆天山南麓的一支，成为“婼羌”。更有大量的羌人向西南迁徙，成为岷江上游的羌人。13甘肃东部与青海东部的河湟羌人，在汉代造成严重的“羌乱”。汉以进剿、移民、屯兵等种种手段对付羌人，却由于汉将部分受降羌人部落迁于内地郡县，使得战祸延烧到渭水流域各郡县。对羌人的战争军费付出过巨，西北诸郡又因战祸凋敝，此为造成汉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学者认为，由汉到南北朝时期，羌人不断内迁，如此虽造成许多动乱，也因此造成民族之融合。汉化程度高的南安羌人姚氏，在南北朝时期曾建立一中国式的朝廷“后秦”。
1706694029
1706694030
唐代崛起于西方的“吐蕃”，据学者研究，其得名由于“发羌”14；其所并吞的苏毗、羊同以及党项、白兰、白狗等人群，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也都是“羌人”。由于接受并传播藏传佛教的吐蕃，被认为是当今藏族的直接祖先，因此羌人也被认为是藏族形成的重要成分。159世纪末，吐蕃陷入衰乱，党项羌崛起，建立西夏王国。这是一个仿效唐宋制度建立的王国，13世纪为蒙古帝国所灭。自唐宋以来，陕西渭水流域羌人逐渐融入汉族，而甘青河湟地区与川西北的羌人，也分别融入汉族、蒙古族与藏族之中。最后在明清时期，只剩下岷江上游及附近北川地区有羌、羌番或“羌民”存在。16岷江上游汶川、理县一带的“羌民”，在20世纪上半叶以来终于被识认定为“羌族”。
[
上一页 ]
[ :1.70669398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