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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不愿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对中央政府一直是很拥护的。羌不谋华，拥护皇帝，不搞分裂。国家有危险时，羌族就出来。现在在海南岛还有一个羌族的寨子。我估计是在清代，抗英吗，还是郑成功？调了羌兵去打荷兰人。我们那流传曾去打荷兰人，弄不好就是那些羌兵在海南岛定居的。后来我又听说，羌族打过廓尔喀。在国家统一上，羌族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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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教育与民族团结知识，是造成此种本民族意象的背景之一。然而就此解释“羌不谋华”，也可能失之浅薄。在前面我曾说明，“羌”自古以来便是华夏的一个西部“边缘”，一个模糊的、移动的边缘。近代被称作“羌”的人群之所以能留驻在此模糊的族群边界上，便是因为在历史上他们从未组成如吐蕃、西夏、南诏那样的王国。反过来说，组成吐蕃、西夏、南诏等王国的“羌”，后来都自华夏心目中“羌”的范畴里被剔除。由于没有文字，他们也无法运用文字政治将一些社会记忆传播出去，成为更大范围人群的共同记忆，使之延续传递。也因此，羌族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在中国历史记忆中，得到“羌不谋华”此一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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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老的华夏：大禹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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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羌族知识分子来说，大禹不只是一个对汉族有贡献的羌族祖先，而有更多、更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夏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而建立夏朝的大禹又是羌族，因此羌族必定是中华民族中的核心民族，或说是最古老的华夏。也因此，在当前羌族认同中，“大禹”被羌族知识分子集体回忆得最多，也引起很多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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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回顾汉人历史记忆中“大禹”与“羌”之间的关联。从战国至汉代，部分华夏知识分子间，便有“禹西夷之人”或“禹生于西羌”的说法。战国思想家们以这社会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极端的例子，以说明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其事功，而不在于其出生何处或出生于何种社会背景。至于“禹生于西羌”是否为历史事实，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但对于汉晋时期居于蜀的华夏知识分子，这便非常重要了。由于乡土认同，他们开始认真地将大禹出生于蜀之“西羌”，建构为一“历史事实”。晋代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对“禹生于西羌”有更详细的描述。据此书记载：汶山郡广柔地区有个地方称“石纽”，“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12。这个地方，在更晚的文献中就成了禹母生大禹的“刳儿坪”。我们不清楚，晋代蜀地的“夷人”是否真的祭祀大禹。然而，20世纪前半叶，至少在较汉化的北川地区，由于被称为“蛮子”的村寨人群都自称“汉人”，所以他们也祭禹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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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以来，大禹出生在汶山郡广柔（或石纽）此一历史记忆，不断地被处于华夏西部边缘的新华夏——蜀人所强调；他们共同祭祀当地的禹庙、大禹遗迹，并将这些写入地方志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非强调大禹是当地“蛮夷”的祖先，而是借着“大禹出生于此”，来洗刷本地的华夏边陲或“蛮夷之邦”特质。也就是说，近代之前“禹兴西羌”之华夏空间记忆是边地汉人宣称“华夏认同”的符号，也是被视为“蛮子”的人群借以遗忘本身非汉祖源的符号。在如此的历史记忆背景下，20世纪初，整个汉代“汶山郡”可能包括的地方，如当今北川、汶川、茂县、理县等地，都有“刳儿坪”“石纽”或大禹出生地之类的古迹。而所有大禹故事流传与大禹遗迹所在的地区，都是当地汉化程度较深的地区，也就是长久以来作为华夏政治与军事羁縻中心的各个旧县城附近。如，汶川地区之“禹迹”在旧县城绵篪附近；理县之“石纽”在清代县治以东的通化附近；北川的“禹穴沟”，在清代旧县城治城附近；茂县的禹乡村，在旧县城凤仪附近。这些旧县城，也是传统汉人在此边陲施行教化的中心。这些都说明，“大禹之迹”与当地汉人羁縻与教化活动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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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羌族”在民族识别与相关历史建构中得其民族生命，而各地许多过去已汉化并宣称是汉人的人群也被识别或要求被识别为“羌族”之后，他们仍宣称自己是“大禹子孙”。只是此时在他们心目中，“大禹子孙”的含义已转变为“羌族”。一位北川小坝乡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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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我实实在在说，前头几年我们的确不晓得，只知道有一个禹里沟。这是早就知道的。大禹治水，也是很早就知道的。现在通过宣传，大禹是羌族祖先比较清楚。但是我们跟汶川还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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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有此种历史记忆，除了上述历史记忆与族群背景之外，更重要的缘由是“羌族”被认为，因此也自认为是与汉族有密切且悠久历史血缘关系的民族。“大禹子孙”最符合这样的历史形象。以下这一则茂县黑虎沟人的口述，表达此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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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禹王，就是夏朝发展的根根，恐怕还是羌族。从历史看来，大禹治水。当时有水患，历史上有洪水滔天。暴雨一下，涨起来，水没有河道，最后夏禹王疏通河道。十三年中七次过家门而不入，所以说我们羌族人民对于建设国家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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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禹是羌族祖先，各地羌族知识分子都是同意的，但对于大禹究竟出生在何处，却有很多争议。如前所言，“禹生于汶山郡”这一记忆，使所有华夏西部边缘的汉人据点都有“大禹出生于此”的社会记忆。于是，在这些地方的居民普遍成为羌族后，大家便争论究竟大禹出生在何处。以下几则口述，表达各地羌族知识分子不同的声音。首先是一位理县蒲溪沟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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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禹，是羌族人都感到自豪。通化的石纽山，那儿还叫汶山寨，有些人说大禹是通化人。汶川人说大禹是汶川人；北川人说他是北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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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县通化的一位羌族知识分子指出，理县通化、北川与茂县都有“本地为大禹故里”的证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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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山上一个石刻上写着，所以理县也在争。北川现在好像物证比较多；大禹纪念馆花了八十多万。茂县也有，车站下来一点就是禹乡村，他也有禹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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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目前在这争论中，较占上风的是北川。因此四川省政府拨款兴建的“大禹纪念馆”，便建在北川治城。事实上，“大禹故里”之争还不只是在川西北的羌族地区；出身北川小坝乡的一位羌族知识分子告诉我，陕西也有一石泉县在争“大禹故里”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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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石泉县有些争论。陕西那一个石泉县，说是禹王生在陕西石泉县。我们这禹穴沟，禹是出生在我们这的；李太白还在这写了一个“禹穴”，这就北川争赢了，政府有些优待。以前江油是龙安府，考文武秀才北川要多录取两名，就是优待圣人生的地方。但是汶川现在还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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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北川知识分子口中，我们可以知道“大禹故里”不只为本地人带来足以自豪的乡土认同，也带来些实质利益。一位汶川羌族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也深知“大禹故里”附带的好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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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现在纯粹是吹的，他那儿既没有羌族，又没有羌语，又没有寨子。现在他吹起过后，绵阳专区就会给他钱。大禹是他们说起的，事实上，根本找不到像这边禹文化的痕迹。我们这儿除了大禹的痕迹外，端公所跳的舞步，经中央舞蹈专家鉴定是禹步舞。北川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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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引口述记忆，可以看出“大禹”在各地羌族中受重视的程度；也可以看出，他们间对于“大禹出生地”的争论。羌族为大禹子孙，那么“大禹出生地”的羌族自然是大禹嫡传。因此这个争议，也就是攸关“谁是本民族核心”的争议。目前关于“大禹故里”的争论，主要在汶川与北川两地羌族知识分子之间。而这两地，是所有羌族地区中民众汉化程度最深的地区。相反地，大禹传说几乎完全不见于过去被认为是“生番”所居的地区，如茂县叠溪以北的牛尾巴（羌族），以西的小姓沟、松坪沟等地（羌族），或三龙以西的赤不苏（羌族）及大、小黑水地区（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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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与汶川羌族知识分子的“大禹故里”之争，也表现出一些我们所深信的“历史”之形成过程及其政治背景。这些年，北川县积极组织“大禹研究会”，召开全国性“大禹学术研讨会”，邀集学者鉴定“大禹故里”及有关地理古迹。如一位北川知识分子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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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的遗迹在这儿有洗儿池、刳儿坪、釆药亭。刳儿坪那山包包上一个人坐过的屁股的痕迹都有，这是禹母生大禹的地方。下来到洗儿池洗儿，在一个瀑布下头，石头终年是红的，所以看来水是红的。釆药亭是附近的山上，这是大禹小时候随禹母采药歇息的地方。望崇山是鲧治水久久不归，禹母每天登上去望夫归的地方。关于这问题，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姒教授都来了。他，大禹的一百四十二代后裔，他在这也做了学术报告。另外浙江大禹死的地方，他们的专家也来这考察，也认为大禹出生在这地方。至于禹母生禹时是否真的会留下这么大一个屁股印，姒教授说，大抵古代伟人的事迹都不免带些神话色彩。于是就这样被大家认可了。关于大禹，大禹是最早的羌族。史书一直记载这是神禹故里，北川的人就是神禹的后代。全国的大禹研讨会都在北川开，每年一次。1991年开第一次全国性的大禹研讨会，学术界的。现在都认可了，没得争了。他生在这里，治水在中原，死在绍兴那儿。他本身是古代的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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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为北川争得了“大禹故里”的正统地位。而北川之所以能积极进行此事，一方面由于北川属经济较富裕的绵阳地区，且为绵阳唯一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可得到较多的经济援助。再者，北川地区汉化得早且彻底，这意味着北川羌族知识分子比起其他地区羌族知识分子而言，更有能力掌握古汉文典籍资料的运用与诠释。如以下一位北川羌族知识分子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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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历代文人名士都认可了大禹生在石泉：四川省石泉县（北川县），九龙山下石纽禹穴沟。现在里头还留有很多遗址。清朝乾隆年间，石泉的县令叫姜炳章，他写了一个《禹穴考》，就写了：“石纽盘盘摩青天，刳儿坪上血石鲜，古传神禹降生此，至今溪水生红烟。”这对那个禹穴沟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在这以前呢，就是明代的文人杨升庵（杨慎），新都人，他的这个《禹王庙记》。宋代石泉的大夫计有功写的《禹庙记》。还有唐代大诗人李白手书的“禹穴”二字。这在以前有颜真卿篆刻的“禹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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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谈中将各种汉文资料信手拈来，有此能力的知识分子，在北川之外的羌族中并不多见。有趣的是，清代石泉县令姜炳章以其卓越文采留下数篇歌颂大禹的诗文，其目的显然是“愿将花雨洗蛮风”13——以描述华夏圣兴之域，将北川塑造为文明教化之区。如今他留下的诗文，却成为强化“大禹为羌族祖先”的重要社会记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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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羌族，尤其是北川新旧县城曲山、治城的羌族，特别热衷于以“大禹”来强调他们的羌族认同。目前羌族主要分布在岷江流域，唯独北川羌族在湔江流域。这个族群分布的地理边缘位置，加上深度汉化造成本土语言、文化尽失，使得北川羌族时时觉得自身远离本民族“核心”。因此，“大禹故里之争”不只是为了争取观光资源与文化建设经费而已，更重要的是争取本族群中的核心地位。北川在这场关于“过去”的战争中之所以得胜，以及有关大禹故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相当清楚的——运用大量经济与行政资源，组织学会，召开全国性大禹学术研讨会，出版支持北川为大禹故里的会议论文集，出版各种有关大禹的史料、录像带，建大禹纪念馆，等等。我并非以此指责北川人。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近现代许多“历史”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便知这并非是北川羌族的专擅，而是在国族主义或某种本土认同下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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