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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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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编：《大禹研究文集》，北川：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出版，1991，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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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羌族资料选集》，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1991，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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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此种热潮由各种羌族知识分子的出版物中可见，几乎所有的羌族历史文化刊物中，都有关于大禹的文章。北川羌族还出版了《大禹研究文集》及《大禹史料汇编》等专著。在北川与汶川县城，大禹也常成为许多店招与广告牌上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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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这是由于愈远离城镇与交通干线的村寨，居民愈依赖本地沟中的资源，因此愈有必要借山神祭祀来维持各沟各寨间的“山界”。有关山神与人类资源分配之关系，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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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1965), pp. 1215-1230;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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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e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also, Chap.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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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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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ichard Schechner and Willa Appel, By Means of Performance: Intercultural Studies of Theatre and Ritual,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1990; Victor Turner,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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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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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汶川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汶川县志》，1992，第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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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结语 历史的创作物与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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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介绍一个居于汉、藏之间的民族——人口只有约20万的羌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新的民族。他之所以古老，是因为三千多年来一直有些西方“异族”，被商人或历代华夏（古代中国人）称为“羌”；无疑他们的血液与文化，或多或少的，曾流入当今许多被称为羌族或氐、羌系民族的中国边缘人群之中。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新的民族。因为凝聚当今“羌族”的历史记忆，包括对“羌族”这个民族称号的记忆，都在近数十年来才成为川西北一些人群的本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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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羌族却不是一个奇特的民族。在前言中我曾提及过，西佛曼与格里福所言历史人类学的两大主题：“过去如何造成现在”，以及“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这两大主题，在关注“历史”与“民族”等主题的人类学或历史学研究中，几乎是说明“民族由来”的两个没有交集的诠释模式。在有关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这便是“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争。由“羌族”研究所得，我对此的看法是：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羌族是历史的创作物，也是历史的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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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的创作物，无论是汉代的河湟西羌、唐代的西山诸羌、20世纪前半叶的羌民，或是当今的羌族，都是历史与“历史”的产物。这历史，也就是我所称的华夏边缘的历史；“历史”，则是在此历史中，人们（汉与羌）所建构、认知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创作者，他们也创作历史与“历史”。被汉人视为“羌人”或“羌族”的人群，以各种表征与行动，来响应其相对于汉、吐蕃或藏的边缘地位，因此缔造种种历史事实（如，或聚集诸部与唐朝、吐蕃对抗，或成为汉、西番或藏）。同时他们也创作“历史”，以诠释、建构其内部各群体间的或相对于汉人的族群本质。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中，“羌”成为汉、藏间一个漂移的、模糊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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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夏边缘的历史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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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华夏心目中的羌人与羌族历史，事实上并非某一民族实体的历史，而是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当前羌族的历史，也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近代羌族成为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并非只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发明或建构。因此，我难以认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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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夏边缘历史来理解羌族，我们可以说，由“羌人”到“羌族”至少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羌”为汉人观念中西方异族与族群边缘。由商到东汉，这个族群边缘随华夏的扩张逐步西移，终于在东汉魏晋时在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一个“羌人地带”。后来在隋唐时吐蕃政治与文化势力东移的影响下，以及唐朝与吐蕃在此进退相持之下，这个羌人地带大部分的人群逐渐汉化或“番化”（在汉人的观念中），因此“羌人”的范围逐渐缩小。到了民国初年，只有岷江上游一带较汉化的土著，仍在文献中被称作“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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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受西方“国族主义”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与文化记忆遗存中重新调整华夏边缘（此时亦是中国边缘），以建构新国族。汉人成为此国族的核心，古代所谓的“四裔蛮夷”则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清末民国以来的中国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与书写，一方面说明这些少数民族的落后与边缘性，一方面说明他们与汉族间长久以来的弟兄民族关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羌”的历史记忆被建构成“民族史”的一部分；岷江上游人群的文化与习俗，也被探索、描述为“羌族文化”或“氐、羌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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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过程是，近代以来岷江上游本土知识分子的我族建构过程。在各种外来观念与历史文化记忆影响下，以及在新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下，岷江上游与北川的部分民众逐渐接受或争取成为羌族。本地知识分子也在汉与本土社会记忆中，以及在“英雄祖先”与“弟兄祖先”两种历史心性下，学习、选择与建构他们心目中的羌族历史，选择、建构与夸耀他们的羌族文化。通过一层层的历史与文化之学习与夸耀，羌族成为一建立在本土认同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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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夏边缘观点来了解“华夏”或“中华民族”，我们也可以将此“华夏边缘历史”分为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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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商至汉晋时期，以“羌”为表征的华夏西部族群边缘，随着华夏的西向扩张而西迁，终于移至青藏高原东缘，这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漂移期”。其次，由唐至清，在汉人心目中西方可称为“羌”的人群愈来愈少，而相对的“番”愈来愈多，显示华夏西方族群边界逐渐深化与鲜明化，此为“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深化期”。最后，晚清到1980年代，可以说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质变期”。在此时期，通过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所建立的“羌族”“羌族史”“氐羌系民族”“藏缅语族羌语支”等知识，使得旧羌人地带上的非汉族群成为各个少数民族，联结在中国国族网络之内。此也便是在民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唤回汉晋“羌人地带”记忆，并通过新学术书写重新糅化、模糊化此华夏西方族群边缘，由此将藏、羌、彝等“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边缘内。这个变化，以及当代羌族、彝族等的自我历史与文化建构，共同创造了新华夏边缘，或更准确地说，应是中华民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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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华夏不断地想象、界定与描述西方异己“羌人”。这些描述，作为一种活化的社会记忆，也影响华夏与“羌人”间的互动。“历史”影响、缔造历史，并造成新的“历史”（记忆与叙事）。虽然华夏不断地描述、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羌人”，然而完整的并成为社会典范记忆的“羌人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出现过两次。汉晋时期，第一部华夏观点的“典范羌族史”被编定，那便是《后汉书·西羌传》。此后直到清末，各部中国正史中都没有介绍“羌人”及其历史的专章，也就是说，没有“典范羌族历史”再被华夏书写、保存与流传。再来便是，由20世纪初始，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书写中的羌族历史建构；基于这些片段的研究，终于在1980年代，几种典范的“羌族史”被完成。这不只是一种新的典范羌族史书写，相对于《后汉书·西羌传》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文类（genre）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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