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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主义、联邦主义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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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袁世凯决定建立新王朝，他的公关团队给出了三条理由：一条可被称为传统主义理由，另一条是现代化理由，最后一条则是用以结合以上两者的对历史的特定重述。传统主义方式称述的是袁世凯的圣贤心性、盛德懿行以及“更始”。他聪明天亶，睿哲渊涵，抱经天纬地之宏猷，“负神武圣文之伟略，讴思久系乎人心”[4]，作为皇帝，他秉乾御宇、辨天泽而凛天威。整个事件好像都在他个人的控制之外，他的责任不过是“应”天意而“顺”人民的“明命”。“人民”？虽然传统主义者并没有说人民应被忽视，但后者的意愿并不是公共舆论（即理性个体的共识）的产物，而是像某种独立存在的自然力量。“总总群生，喁喁望治。”[5]一名君主主义者写道。“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6]另一人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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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种传统主义已不再有听众。纵使我们说农民是一股保守力量，但此类活动本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上演。最可能被这种传统修辞打动的保守精英忠于的却是清朝。讽刺性的是，他们能容忍共和，恰就在于这并未威胁到清朝的神圣性。毕竟，小朝廷虽已退居角落，但仍存在于紫禁城中。对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袁世凯作为事实上的掌权者，其担任总统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不可能背叛清朝并将自己的忠诚转向新王朝与袁皇帝。 此类忠诚存在于中国保守主义者的核心，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儒家学说仍具有政治（与仅被视为文化相反）意义。对清朝保守的政治性忠诚是一种软弱而单薄的力量。在传统的王朝循环中，旧朝的覆灭将引发一系列表达最后忠诚的自杀行为，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清廷高官或满洲贵族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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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现代化理由要更强有力一些。它并不新颖——梁启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来了，不过，可能是由于民国政治的混乱，它似乎更有说服力了。1915年4月，杨度（1875—1931）写就了一篇维护立宪君主制的雄辩文章；同年8月，袁世凯的美国籍宪法顾问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也写出了一篇批评共和制的文章。他们的根本观点是，共和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原因是它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有着一人统治的传统，民众不受关注，几乎没有参政经验。因此，立宪君主制恰是中国为共和主义做准备之所需。这一主张植根于某种现代政治话语，借用的是与反君主主义者相同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1915年年中发生的这一何种形式政府最适合中国国情与需要的争论是明智合理的，实际上，它是19世纪90年代维新运动产生出的话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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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写到，人民无德无识，无法承担民主制度，他们只知道皇帝。[7]他并不认为共和主义是错的，只是认为它为时过早。事实上，他支持立宪君主制的全部理由就是，为在中国实行真正民主做准备。而就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再次迈上了政治舞台。对梁启超来说，尽管就其根本而言，他的老朋友杨度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却错失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纵使辛亥革命发生过早，但它依然无可补救地毁坏了君主“尊严”的观念。 因此，梁启超倾向于维护据认有缺陷的共和制度，他吁求的不是民众的实际政治参与，而是平民主义与国家权威、法律与道德、制度与人以及公民权力与精英控制间的某种平衡。梁启超期望，教养与克制可以在有着潜在危险性的国家权力与自私的社会利益之间维持住一个政治行动的领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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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民国早期，为教养留下的空间很小。国家太过软弱，无法保证以形式性的民主程序为权力之争披上体面的外衣。不过，不是梁启超而是袁世凯的支持者最好地抓住了这一问题。他们创建了一套围绕袁世凯的新历史叙述——清朝已失天命，民国则陷入了混乱，民族一直支持的就是袁世凯。清朝拒绝照他的改革建议行事，共和政体则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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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终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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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是有趣的。与墨西哥不同，中国没有被殖民过，也不是一个新种族创建的社会。而与中国不同，墨西哥缺乏长久的帝制官僚政府传统，且忽视本土传统，将自身政体的起源追溯到欧洲。它最后从西班牙的控制下独立，而直到末期，迪亚斯（Porfirio Diaz，1830—1915）的统治也比晚清稳定得多。此外，大庄园制度控制着更好的土地，并将农民变为农奴（该方式在中国已不再为人所知）。 虽说如此，两个国家在19世纪都被拽入了世界贸易之中，并因此变得脆弱，都试图追求专制下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其知识分子主张着更进步的自由主义，农民则变得日益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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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似之处提醒我们，中国所经历的错位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它只是20世纪早期许多革命社会中的一个。到19世纪90年代，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后发展国家都被不同程度地推入了世界经济之中，并经历了严重的混乱。这一进程加速了（或至少是伴随着）其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农民阶级——境况的恶化，也造就了国家与新兴经济行动者的新关系。商业社团与知识分子都发现，旧的国家形式令人不满。 因此，见证这一点的不仅有中国与墨西哥的革命，还有1905年俄国革命、1908年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的胜利，以及1910年葡萄牙共和国的建立。这是一个弥漫着自由主义幻想的伟大时代，而在自由立宪主义失败后，这些社会中的多数将要么目睹半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要么见证规模宏大的农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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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中国落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那些有改革意向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继续试图在体制内努力。这之所以可能，则是多亏城市生活的相对稳定以及教育、新闻与其他职业领域的成长。地方认同与利益获得了新的正当性，有些知识分子甚至建议实行联邦制度以保持中国统一。1921年，作为律师与军阀，陈炯明建议广东人自己选择其领导者，并实际上开始举行选举。然而，孙中山一派的军队很快将他赶出了该省。“浙江者，我浙江人之浙江也。”1917年，面对北京政府任命的非本省籍的督军与民政长，激进议员沈定一如是说。“浙江人不自治而一一以委诸外省人，外省人而仍不治，不将引外人来治耶？”而同时，沈定一将省与国家联系起来：“浙人不能保浙即国人不能保国……不但浙事为浙人之责，即中国全国亦应由浙江人负责。”[11]本质上，沈定一提倡的是这样一种联邦主义：每一省各自的力量会加强国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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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以来，对失败的中央政府的幻灭引发了省自治的吁求。[12]城市政治很容易支持联邦主义。学生、知识分子乃至有时是商业精英都反对走马灯式的中央与军阀政府，并以此来确证自己。湖南的联省自治运动或许最为成功，在这里，青年毛泽东竟呼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此“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13]。在掌握共产党大权之前，早年的毛泽东曾是一名地方激进分子。湖南同样是富于启示性的，该省督军镇压了这一潜在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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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时，“自治政府”的吁求变成了军阀贪婪行径的遮羞布。纵使“地方自治政府”听起来是进步的，但到20世纪20年代，“封建主义”已成了诅咒之词。批评者将封建主义与军阀割据以及帝国主义作恶联系起来[14]，在这个国家主义情绪强烈的时期，即使对比项是腐败的中央政府，要正当化地方主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是支配辛亥革命的城市改良主义精英最终无法确证其正当性的一个原因。既然中华民族仍然至高无上，国家建设计划就仍是正当的。历史学家杜赞奇论述了“在19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中，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如何出现。在该秩序中，世界舞台上唯一被承认的演员就是主权民族国家。……国家建设必要性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不是别的，正是这一民族国家体系”，以此指出“全球性的现代化与国家权力话语”正处于中心地位。[15]更具体地说，许多知识分子担心，联邦主义无法应对军阀的挑战，某些知识分子则感到，只有一种新型军事力量才能统一中国。从最后来看，他们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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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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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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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陈独秀写下了这篇《敬告青年》，作为他的新杂志《新青年》的发刊词。[16]《新青年》表达了一种广泛存在的情绪。陈独秀忠告青年，要避开党派政治，集中精力于自觉与“民众运动”。他的反传统主义是毫不妥协的——他猛烈抨击中国文明象征的是衰败、守旧与形式主义。中国正进一步落后于西方，后者成功的原因则在于其活力、科学以及民主与社会主义的高尚道德原则。虽以“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名义提倡西方价值，但陈独秀也批评西方的国家主义以及精英主义社会制度。陈独秀力劝他的年轻读者，要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与科学，而不要奴隶、保守、退隐、锁国、虚文或想象。“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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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生于1879年，不到20岁便考中了秀才。但之后不久，他就摒弃了对儒家学说的研习，投身于改革运动。他后来宣称，自己的应试文章不过是一堆故意弄出的引经据典的大杂烩，目的是愚弄那些自命不凡的考官。他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领袖，再后来则是被开除出党的托派分子，又被国民党人投入了监狱。不过，是《新青年》让他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首席发言人。作为月刊，《新青年》每期发行约16000份，是当时的严肃出版物中的后起之秀。不过，同样应该注意的是，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都在找寻自己的声音。1915年到1923年间出现了约700种新刊物（绝大多数存在时间都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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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7年起，陈独秀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支持人权、科学与民主，这与儒家学说、传统主义与独裁统治正相对立。陈独秀与他的支持者们将儒家学说与专制统治以及“封建主义”联系了起来，不仅宣称儒家的德目孝与礼是不道德的，而且将中国的落后也归咎于此。《新青年》不谈政治，至少不讨论职业政客与军阀正玩弄的那类政治把戏。但最终，不久之后，陈独秀自己就回向了政治。不过，这一政治已是平民主义而非党派性质的了。1919年，当五四运动将文化运动转变为街头游行示威时，陈独秀早已做好了准备。《新青年》在之前四年一直教导说，只有在更深层次变革发生效力后，更好的政府才会出现。“往岁之革命为形式，今岁之革命在精神。”自日本学成归来的政治学家高一涵（1885—1968）写道，“政治制度之革命，国人已明知而实行之矣；惟政治精神与教育主义之革命，国人犹未能实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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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仍是理解世界的主导性方式。所以，上述论及“异种”的引文以及陈独秀的评论会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19]因此，陈独秀与其他《新青年》同人承认，中国必须适应这个无情竞争的世界。不过，他们同样认为，这个世界正从专制与等级社会向更民主与平等的秩序前进。科学、民主与个人自主被联系到了一起，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值得向往，也是因为它们被当作西方现代性的根本。自主观念将私与公联系起来，自主是奴隶与依从的对立面，不孤立但却自觉。个人将在婚姻中获得自由，核心家庭将同时解放男人与女人。私人财产是个体权利的保证，而个人主义将解放生产力。达尔文主义甚至认可人民为夺取权利而展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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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独秀来说，归根结底，民主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而后者在他看来同样是法律与自由的基础。陈独秀简单地宣称，在西方国家，法律的作用是保护与规范个人主义——后者并不与国家或社会相冲突，因为它本就是为个人服务的。反过来，在中国，家族由家长统治，封建道德以“忠”与“孝”限制个人，礼代替了法。[20]陈独秀倡导的“民主”不仅是一套政治制度，同样也是一套现实的生活哲学。他沿着杜威（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与改革家）1919年巡回演讲的思路，以公民权利、政治参与、社会与经济平等以及社会生活的一般性改进作为对陈独秀版民主的综合解释。他从不认为个人主义要以牺牲国家统一为代价。不过，对陈独秀来说，国家主义必须是民主主义的。一个不能保护人民的政府不值得对之忠诚或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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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非崇拜国家主义，而作绝对之主张 ；良以国家之罪恶，已发见于欧洲，且料此物之终毁。第衡之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惟国人欲采用此主义，必先了解此主义之内容。……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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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没有人有着比李大钊（1889—1927）更乐观或更完全的民主观。李大钊（成长于乡间，曾留学日本，后来与陈独秀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将民主主义理解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以劳动教育作为开头：“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 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 的轨辙……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惟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 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劳工问题同样是民主的表现，妇女运动也是这样。[22]这一民主精神是什么？就是所有个体（无论种族、性别、阶级或地域）的“均等的机会”，以“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23]。李大钊用乌托邦的方式解释民主，在一篇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文章中，他用目的论术语理解这场战争：“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作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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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层面，李大钊将一战看作资本主义的失败与劳工的胜利。迟早所有人都将成为庶民，即工人。李大钊尽管未直接皈依马克思主义，但对俄国革命印象深刻。他写到，德国的战败并不是协约国对各国人民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平和、公理、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与世界劳工阶级（所有这些构成了“20世纪新潮流”）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胜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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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在自称为进步分子的人中，李大钊的乐观主义也是极端的。更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传统的大批评者胡适（1891—1962），虽然就气质而言，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但却并不认为进步轻而易举。他是约翰·杜威的学生，曾在康奈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26]在新文化运动所有的领袖中，他一直保持着对政治的怀疑主义以及对长期、缓慢而稳健的文化变革的信念。而同时，他以彻底再造中国为己任，一度呼吁“全盘西化”。不过，他解释说，这只是一个自己也明知永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而且，他也是“整理国故”运动的领导者。像晚清与民国的众多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一样，胡适出身于一个败落中的士绅家族。像毛泽东（两年后出生于湖南）那样，胡适也为梁启超与革命者的魔力所倾倒。1910年，他考取了庚款留美名额，并在接下来的六年中留学美国。他是个聪颖特出的学生（在英语与哲学方面都获得过奖励），当时已信奉一个观念，那就是相比于短视的政治运动，中国更需要长期的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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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于1917年回国，并呼吁“文学改良”。这意指几样事情。尽管自20世纪之交后，白话文实践就很活跃，但胡适是第一个提出了考虑周详的白话文实施方案的人。文言文出自最早期的文典，代代相传，逐渐堆垒起层层典故与学问，远离了日常口语，就如同欧洲上层文化以拉丁文记述那样。对胡适来说，白话文不仅提供了一种接近人民的方式，而且也提供了一条让作文者自己更清楚地思考的途径。因此，他竭力主张，作文者应明晰、直接与不矫饰。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建议是用文言文写出的，这是因为他担心自己想要影响的人不会把一篇白话文文章真当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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