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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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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激进主义与晚清激进主义间隔不到30年。如果说年长一代接受的完全是儒家教育，1919年走上街头的年轻一代则受教育于以西学为主的中学与大学。两代人讲的并不一定是同样的政治语言。[13]比起年长一代对其儒家教养的强烈反抗，年轻一代对传统的负担要轻松一些。（我们这里所说的不同“代”成员，其年龄有时仅差几岁。在这一意义上，代际认同反映的是文化的快速变革。）此外，在观念与组织策略上，五四抗议者也都与之前有着重要的连续性。从晚清到五四自觉，绝大部分转变都是老师一代教给学生一代的。1919年，在北大的教职员中，有许多都曾是反清革命者——包括该校校长蔡元培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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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学家有时会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像所有民族主义那样）倾向于仇外——是无知、保守而非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依此观点，不管帝国主义多么野蛮，它都是世界性的，因为毫无疑问，它联系并影响了不同的文明。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看起来则更具世界性。民族主义学生与商人都受过良好教育，通情达理，对世界博闻多识，对普世价值与理想感兴趣，并操着进步与启蒙的语汇。倒是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显得思想狭隘、无知且种族主义，并仍依靠炮舰而非理性。重要的是，必须记住，帝国主义不仅是对棉花进口或英、美烟草公司的经济影响的一整套抽象疑问，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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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中，传教士因为干预词讼、介入乡里间的其他争端（尤其是当一方是基督徒而另一方不是时）而声名狼藉。如下故事数不胜数，许多中国老百姓都耳熟能详。[14]1902年，两名英国传教士在湖南西部的郴州安顿了下来，建立起一座教堂与一所医院。霍乱肆虐，民间流传说，传教士的女管家将白色粉末投到了镇上的水井里。2000人聚集了起来，指控她与传教士向水井内投毒。事态逐步升级，直到两名传教士被殴打致死。汉口英国领事要求惩治当地社群与地方官。他们甚至要求将一名被看到踢了其中一具尸体几脚的14岁的小伙计处死。清廷罢免了相关官员，逮捕了300人，其中10人被处决，其他一些人瘐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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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外国士兵与水手无处不在。他们通常是来找乐子的，却引发了数不清的争端。在酗酒斗殴中，如果有中国人死亡，外国行凶者只会被轻微处罚，再给死者家一点赔偿金，便算了结。例如在1904年的上海，两名喝醉了的俄国水手雇了辆人力车，要求把他们拉回舰上。 当人力车夫要他们付车费时，其中一名水手大发脾气，从附近的木匠手中抢过一把扁斧，却没杀死人力车夫，而是砍向了过路行人的头颅。[15]俄国当局坚持治外法权，自行审结了该案。引人注意的是，他们以该水手杀死的并不是他要谋害的对象为由，判处他犯有“相当偶然的”过失杀人罪，只需服四年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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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此类事件成倍增加。不同的政治团体发现，它们在反帝上有着共识。虽然没有一家上海公园真的公然竖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但绝大部分中国人一点都不费力就相信了它的存在，这显示了他们对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的帝国主义的理解。（不过，有些公园确实禁止中国人入内，除非是陪伴雇主的佣人。）这里的要点在于，五四运动的普及以及对学生的尊敬都与帝国主义直接相关。这一运动将一度保留于精英讨论中的政治与政策问题带入了城市民众的话语之中。学生不仅动摇了政府的统治，而且将一种新的政治带给了中国。街头政治还扩展了由知识精英、军阀、行政官僚与职业政客支配的旧式政治世界。五四运动可以类比于1895年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运动，两者都将政治思虑移入更广阔的视野之中，从而发挥了激进力量的作用。康有为转向士大夫同伴，五四运动则自觉地转向“人民”。1919年，甚至康有为（此时大致是保守的）也赞扬学生，指出“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16]。1895年的抗争仍相对镇静，1919年的兴奋与危险则要大得多。各种各样的流言出现，从士兵镇压街头学生，到他们临阵倒戈、联合学生去推翻政府。但正如1895年，年轻的士大夫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1919年，公民权观念深入人心。15岁的女孩们宣称有权利讨论政策并以民族的名义发言。公共演讲是一项权利而非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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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生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6月，斗争仍在继续，他们失去了希望复课的教师们的支持。不过，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学生们走上街头宣讲，这是高度组织化的联系城市民众的运动。一群群学生被分派去劝说商人与顾客抵制日货。学生们的权威来自愿意为共同体利益献身，他们还继承了传统士人的某些声望。至少在上海，学生们转而强制执行抵制日货。不是所有中国商人都能从抵制中获益，许多店主失去了生意，且不敢从中弄虚作假。学生们担心出现暴力，不想因此招致外国巡警的强烈反应，因此，他们竭力维持秩序。学生们一边宣传仇日，一边又不得不劝阻群众袭击日本人（此类事件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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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此次运动和平而有纪律，甚至堪称肃穆。学生们示威游行，纪念被军警杀害的烈士，发誓救国。他们的号召力不仅在于言辞，也同样在于行为。他们宣称将无私地行动，这对保持自己的正当性至关重要。因此，这是纯洁政治，同样也是一种新的街头政治。由此，多阶级学生运动与军阀以及政客的阴谋诡计的巨大不同清晰可见。学生们用自己的血书写标语，发誓为自己设定规矩，以此加强自身的目标感。甚至那些不赞同学生的某些要求与策略的国人也会赞赏他们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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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政治确有先例可循。1905年，为抗议美国的种族移民政策，学生与商人联合发动了一场短暂但却有效的抵制美货运动。1915年，袁世凯政府曾短期试图利用民众抗争来抵制“二十一条”。学生罢课、示威游行与群众集会植根于始于世纪之初的反满运动。更基本的是，学生的自我正义感出自士大夫的政治异见与责任传统（这同样激发了康有为）。因此，如果我们比较学生在1911年与1919年的作用，那么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就数量而论，五四运动所卷入人众的数量前所未有——中国各主要城市中数以万计的学生、工人与几千名商人，且“就性质而言”，它将政治活动带到了一个新的平台。这可能更多反映了20世纪头2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而非对政治日渐成熟的理解（尽管它同样发挥了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显示了激进知识分子、学生与省督、军阀的暂时联合，五四运动则是在反帝与反对腐败的中国政府机关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多阶级的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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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训练了未来的领导者，以此为未来的抗争定下了模式。在接下来的30年中，罢课周期性地持续发生；学生动员经常化了，对学生的巨大同情则保持了下来。五四运动让成千上万的人认为政治问题对个人关系重大。毫无疑问，他们中有些人并没有一直被政治化，但确实有许多人是这样了。他们不得不放弃单纯的抗争运动——这根本上就是一时的。由此，各种各样的长期办法得以形成。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独立政党，它不是附着于某一军阀派系，而是要彻底推翻整个军阀制度。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国共两党，不过，此处的要点在于，没有五四运动，它们就不会出现。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不仅有政治化，也有政治的职业化。 虽然，对五四运动来说，职业政客——老的国会议员——几乎与军阀一样卑劣，但是，一种新的政治家正在出现，他们献身于某一事业，并代表着政治的扩展。他（或越来越多地，她）并不是1911年模式中的革命密谋者，相反，即使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新政党的成员也是在献身于对原则力量的长远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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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代表着一个未完成的政治计划，留下了不少未解决的问题。街头示威游行是一种有效但又终归有限的手段。一个人可以影响政府，但只能改变后者对某一特定政策的态度，或推动小范围的改革。一个人可以去从政，但接着是否同样会被卷入军阀制度的阴谋诡计之中？会有人想要推翻整个制度，但怎么做？且革命带来的混乱是否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同1911年所显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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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单纯政治的方式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单纯文化的方式也失败了，或至少太过缓不济急。五四运动把文化与政治的主题及策略结合起来。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新生的国共两党吸纳了五四运动所迸发出的大部分热忱。不过，在考察这些意识形态导向的政党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看一看这一时期的智识与文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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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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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一个主导性话题是女权。将女性转变为积极公民，这一尝试可以追溯到晚清。当然，只有随着教育与工作机会的扩展，女性才开始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力量。保守主义者希望将女性限制于私家之内，因此反对妇女运动。对性别差异的看法根深蒂固，同样阻碍着“完全平等”的希求发挥出它的全部潜能。法律改革姗姗来迟，社会变化则更为缓慢。不过，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话语里，女性主题（从婚姻自由到工作机会）成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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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语绝大部分仍受男性声音的支配。1919年，在早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代表自己希望动员的主要群体——学生、工人与农民——发言，呼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对女性，他则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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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整天说什么“贤母良妻”，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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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毛泽东还以一位湖南当地女性的自杀唤起了全国的注意。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宣称赵女士是因父母违反其意愿包办婚姻而被逼自杀。她在自己的裹脚布中藏了一把剃刀，在抬往新郎家的花轿中割喉自尽。 毛泽东谴责这不道德的婚姻制度，得出结论说：“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18]这样，赵女士便成了为女权而死的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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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无法确切地知晓赵女士实际上是怎么想的，或在自杀时，绝望与权力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不过，有些女性确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辛亥革命后，所谓革命者拒绝支持女性选举权，这让很多女性将妇女解放称为“未竟之业”。有些受过教育的女性发现，写作可以是解放性的。陈学昭（1906—1991）回忆称，通过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投给上海一家报纸，她不仅挑战了严苛的家庭权威，而且发现了以写作来独立生活的可能性。[19]陈学昭筹得了自己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的费用，并抵抗住了父母要其结婚的压力。丁玲（1904—1986）可能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女作家，她大胆地描写女性的性兴趣；不过，对解放的与未解放的女性两者都面对的困境，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探索者。[20]男作家倾向于创作现实主义小说，大部分女作家的作品则是自传与内省性的。然而，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别无选择，只能考虑如何做现代女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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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作家的作品（尽管在格调与政治立场上都差别很大）中，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与支持女性主义的男作家不同，她们塑造的女性并非完全无权，且仍不满于新社会的自由。在《莎菲女士日记》中，丁玲讲述了一位女性（并不完全像丁玲本人）的故事，她脱离了传统的父权制家庭，却仍然不安且不幸。许多女性创作了完全自传性或半自传性的作品，讲述长大与逃离旧家庭的故事。例如，在学校就读的萧红（1911—1942），当父亲要求她嫁给自己选定的男子时，她就离家出走。她与自己学校的一名老师同居，两人都被开除，被迫移居北京；在那里，他抛弃了她。她的小说处理的似乎就是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问题。例如，《弃儿》讲述的就是一名被迫遗弃自己孩子的妇女的故事：“我怎么办？没有家，没有朋友，我走向哪里去呢？只有一个新认识的人，他也是没有家呵！”[21]小说《隔绝》采用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写信给自己情人的方式，我们看到，她被母亲禁闭起来，以保证与另一名男子的包办婚姻能顺利举行。小说作者是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冯友兰的妹妹，事实上，他们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要开明得多。[22]小说于1923年发表后，因为对未婚者之间的浪漫爱情的描摹而轰动一时。今天，倒是它对爱情与政治自觉的狂热表达看起来更引人注目：“我发觉人类是自私的，纵然物质上可以牺牲自己以为别人，而精神上不妨因为要实现自己由历史环境得来的成见，置别人于不顾。”[23]可能很少有女性会毫无疑问地接受男性激进分子的乌托邦愿景。失去了家庭支持，绝大多数女性面对的命运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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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成为新男子与（尤其是）新女子的年轻男女面临着困境，对此，鲁迅的小说做了更为细致入微的描摹。其中的一篇讲述了一个本想要教授科学与其他现代学科的人，却只能找到一份教旧式儒家道德的工作。对一个曾经梦想改变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个静悄悄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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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时期，亨利克·易卜生（挪威剧作家）的戏剧十分流行且影响巨大。1918年，《玩偶之家》被翻译了过来。该剧讲述的是娜拉走出自己舒适但却拘束的家庭，离开丈夫与孩子，激起了对自由恋爱、节育与离婚的赞赏性讨论。很少有女性能离开家庭独自生存，某些人（像丁玲）确实有自己母亲支持（丁玲的母亲同样放了足），其他人则有朋友与同事支持。但是，成百上千的天真女子准备不足便来到了北京、上海以及其他城市，这一景象促使鲁迅在一所女子学校作了个演讲，题目就是：“娜拉走后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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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并非只有年轻的女学生在用政治术语看待她们的个人问题。主导着很大一部分五四话语的“妇人问题”是对传统家庭的更大攻击的组成部分。根本上，家庭被控要为压制个人权利与变动活力（两者为复兴国家所急需）负责。现代、科学、民主与什么相对立，家庭就代表着什么。如历史学家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所指出的，伴侣性婚姻不仅是对父权家系的颠覆，而且要求爱人们做出自觉的承诺，与另一半同甘共苦，生死不渝，以达成“情感的共同体”——有些像公民与国家的关系。[24]总而言之，在五四时期，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学生一代来说，这些抽象概念变得令人痛苦地切身。而对像胡适、陈独秀与李大钊这样的年长知识分子来说，自己的婚姻都是包办的，对象则是相对未受过教育乃至缠足的女性。对这些元配夫人，他们必须做出抉择。离婚？婚外情？保持忠诚？在学生中，大量攻击家长制的文字以匿名写就，以免触怒或伤害到作者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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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家瞿秋白（1899—1935）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他回忆道，自己不负责任的父亲将祖传产业挥霍一空，留下六个孩子由母亲抚养。在亲戚们的奚落嘲笑中，她自杀了，整个家庭就此分崩离析。对鲁迅来说，家庭是吃人社会的代理人，吞噬自己的孩子。在傅斯年最早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写到，家庭是“万恶之原”。傅斯年自己在15岁时就被包办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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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咳！这是中国家庭的效用：——逼着供给，弄得神昏气殆；逼着迁就别人，弄得自己不是自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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