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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业里的重复不能产生分工，同时是兵工业里的重复也不能形成一致。虽说地方先后立局皆以西洋兵器为共识和共趋，但时当西洋列国各以枪炮雄视一世而又其技百变之际，西法的名目、程式和流派便都成了多样的东西。随后是中国人效西法，移来的兵工业里也在移来的不同流派。当初李鸿章用马格里，已先为英国人的程式所圈定，而同时的左宗棠用日意格和德克碑，显然是意中更近法国一路。在他们之后，丁宝桢办山东机器局，其“应用机器工料各项”皆由徐建寅“与其素识英国精于机器现办洋厂之蒲恩公司妥商定购”。[83]而刘秉璋办浙江机器局，则“雇德国洋匠”并“一切悉按德国厂图”造作。[84]其间之各是其是和彼此不能相一致是非常醒目的。更多的机器局从“上海各处洋行”买机器，遂使中国人的自强在各有来路的洋行之间变成了西方人的生意。由此造成的混沌将更多自相舛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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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种分散化派生出来的多样化里，地方各自办局和地方各自造器常常会是一面在产出兵器，一面在产出兵器的“形制参差”和“用法不一”。[85]然则以三十年作累计，晚清中国的兵工业为军队提供的是各色各样的枪、各式各样的炮、各式各样的子弹。张之洞后来说“西国军制”皆“择定一式”，[86]以此比照各是其是而莫衷一是的机器局里各循流派的产出，显见得枪炮和子弹的各式各样只能是一种不可用来聚一国之兵的杂多。一个19世纪后期久居中国的西方人曾作书叙述见闻，在他的笔下，当时“中国所用的来福枪就有十四个不同的种类，从最新型的起，到古老的粗抬枪为止”，[87]其结果便是兵队与兵队之间的不能协同作战。以彼时兵工业的产量比军队的数量，则这些不同种类的枪式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应当是“采买”来的东西。但除去这个部分之后，剩余的杂多依然引人注目，而足够用为实证，非常明白地显示出，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工业在中国的无法归聚。在这种共奉一个宗旨而又彼此无法归聚的矛盾里，是下移的国家权力自主地促成了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也是下移的国家权力自发地分解了总体和全局，使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长久地成了一个没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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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兵工业因地方化和分散化而无法归聚。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财赋的重心随国家权力的下移而倾斜到地方。于是，以地域为范围的界限一定会自然地重合于以利益为范围的界限。随后，在一个度支窘绌的时代里，这种利益的界限，以及由利益界限引发的守拒和纷争常会因事而起，使无法归聚的兵工业往往要困于彼此之间的扞格和局中与局外的扞格。同治初年左宗棠身任闽浙总督而筹议福州船政局，是自信疆吏可以调度物力。但从沈葆桢开始以船政大臣的名义督管局事，则闽局也随之一变而成了兵工业中少有的不归疆吏统辖的东西。不归疆吏统辖，同时便不在地方利益的范围之内。所以闽海关和闽省税厘局里应当拨解的经费常常会成为不能到手的欠款。其间的极端，是同治十三年（1874）福州将军文煜因“台防要需，六成洋税入不敷出”而径停闽海关应解船局的常款，遂致沈葆桢抗疏力争，把船局经费和海关洋税之间的种种彼此纷争和新怨旧恨都弄到了高高在上的庙堂里，又在财赋窘迫之日不了了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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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历史情节中，文煜用“台防”淹没了船局，其轻重之分无疑是出自地域范围和利益范围。这是一种长在的东西，从而是一种难以改变的东西。因此后来的船政大臣名位多逊于沈葆桢，后来的欠款也日甚一日。相比于同属制器的宁局在常款之外还可以由两江总督屡用“各关局库分别凑拨”[89]作调剂，显见得闽局之久为缺费所苦，大半在于船政大臣的臂力太过悬空，而不能及疆吏的伸手便可罩定一方。然而当天下皆以地方利益分范围和界限之日，已是人在其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此，曾经为闽局龂龂争经费的沈葆桢一旦由船政大臣移调两江总督，则界限变，理路亦变。光绪五年（1879）闽局财用“支绌”而新船又在待造之中，管船政的吴赞诚为“闽海关旧欠既悬，新欠又积”所困，曾先后向兼作南洋大臣的沈葆桢通融“南北洋海防经费”，以谋“拨补欠解”和“筹拨”开办之资。而沈葆桢初应之以“借款划补之举，恐各省纷纷请留，掣动全局，是船政之所得者甚少，南北洋之所损者实多”，再应之以“本省自固藩篱且力不从心，更何能推之弥广？”[90]其间太过明了的分界显然地表达了一种疏离和漠然。他是一个为闽局付出过大量心血的人，不会不留下一点对于闽局的牵记和关怀，但以地方利益为畛域，闽局又已在空间上同他隔得很远了。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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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兵工业生于界域之中，长于界域之中，牵动界域的事便一定会是引出纠葛的事。后来张之洞总督两广筹办枪炮厂，用粤省“文武官绅暨盐埠各商分年捐资”为名目集款，以供其购买机器和建造厂房。[91]而在这些名目里被称作“官捐”的东西本是“武营罚款捐出四成为报效”；被称“盐捐”的东西本是“仓盐盈余，化私为官”。[92]虽说其来路出格而且名实不符，但无疑都属于疆吏支配地方之物利。他预想以三年为“捐资”之期，然而刚刚过了半年已奉旨迁湖广总督。随后，一面是张之洞力谋移广东枪炮厂为湖北枪炮厂；一面是继任粤督的李瀚章推翻了前任粤督“由绅商三年捐助”的成案，不肯再为订购的机器付钱，并以“续付半价，无可再垫”为理由，“请由户部指款拨付”。[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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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一个疆吏，则换了一种支配地方之物利的权力和意志。而对于夹在其中的枪炮厂而言，则意志和权力的更换都意味着不能站稳的摇来晃去。虽说申诉“无可再垫”的广东最终还是为湖北的枪炮厂付了钱，但那已是在朝旨的直接干预之后了。而更多的场合里得不到朝旨的直接干预，要一个地方为另一个地方付钱便难乎其难。事关财赋，即使像李鸿章这样手臂很长的人也常常越不过地域的限度。中法战争后，他曾为天津机器局请得“海军章程内奏明应另拨银八万两”，以用作添增的经费。但这笔钱出自地方协济，一定不会为各地所喜闻乐见。因此，当地方以“各省关解难足额”相回应之后，奏明的东西遂只能以“未能如数匀拨”为了局。由此所得，其实为数极少。[94]在这些各立界限的守拒、纷争和纠葛里，原本贫弱的国家财政不能不因分割而趋于破碎化。疆吏都在谋自强，而同时造成的分割和破碎，却使晚清财政始终要与无序相伴随，并始终不能以聚拢的方式支撑起一种持续发展的大规模机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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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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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之间，移接的兵工业在中国社会里生长，又被中国社会里既有的政治结构和变动中的经济失衡所制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与之相关联的另外一面还在于这三十多年间外患一起再起而前后相继，使中国社会长在冲击和胁逼之中，也使中国人的兵工业长在冲击和胁逼之中。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叙述这段历史中的中法冲突、中日冲突、中俄冲突，概括而言之曰：“中国被敌国纠缠住了。”[95]冲击或者纠缠，都曾化作直接的影响和间接的影响，非常具体地牵掣了那个时候的造轮船和造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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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年（1871），内阁学士宋晋奏议停造轮船，说是“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此时闽局造船方四年，沪局造船方三年。在师夷智的理路里船与炮相并举，从一开始便以兵事为中心，而宋晋笔下说轮船则一归于“创制新奇示斗智角胜之用”，并以此中之“糜费太重”比彼时“直隶大灾赈需及京城部中用款”，统归于“其缓急实有天渊之判”。他的关怀在民生和国用一面，当时和后来都不能算错。然而以“早经议和”和无须“猜嫌”为道理来分轻重与“缓急”，显见得七年之前“庚申之变”留下的伤痛在其心中已是渐去渐远了。他在奏疏里举“历任督臣吴棠、英桂、文煜亦多不以为然”引为同调和共鸣，[96]而李鸿章与之意见相左，但在私信里论此折，亦知其“采中外众论而出之”。[97]显然是与宋晋相类似的正在伤痛消褪之中的人物，当日并不是一个小数。就这一点而言，外患之迭连迫来同时是在残酷地纠错，稍后的日军侵台便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展示暴力，打破了“早经议和”的错判时务和无须“猜嫌”的一厢情愿。随之是庙堂内外的议论由“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作题目，以反思之心重新回到了咸丰十年（1860）的经历和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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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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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里，外患的冲击已经转化为对于自强的重作提撕，而后，与自强直接相连的“简器”便再一次地成了奏议里的高调，使“闽省船厂”和“天津、上海各机器局”都被置于更多的关注之中与更大的期望之中。[99]台事之后，光绪一朝的前二十年里，英国、俄国、日本、法国曾四面起衅，以其一再进取和同时进取相侵逼，构成了中国人此起彼落的边疆危局和海疆危局。作为一种关联和对应，则是中国人制器的机器局一大半都产生于这二十年之间。若以宋晋的言论作反衬，这种相关联和相对应的事实正非常明白地说明：在外患冲击下开始的造船造炮，又是在外患的冲击里延续下去的。其间刘坤一说闽局，曾慨乎言之曰：“各省每遇防务吃紧，则争来索船，惟恐不得；迨至事过，便视为不急之物，而望望然去之。”[100]他感叹的是世间人多数不能真怀远想，所以多数不能有恒。而晚清兵工业之能够延续于多数人的不能有恒之中，与之一路相伴相随的便是外患的冲击一次一次地转化为提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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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外患的冲击转化为提撕的过程里，这种冲击首先是而且直接是对于制器的压抑和摧折。光绪九年（1883），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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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外患日亟，防倭、防俄以及防法，一方有警，辄以虚声扰动天下。受协省分以催解经费请，拨饷省分又以截留经费请，疆吏望洋而叹，部臣仰屋而嗟，坐令臣衙门患寡患贫，傍徨无措。[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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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庚申之变”以后到光绪九年（1883）为止，中外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但中外之间又常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之下。中俄伊犁交涉期间，俄国以兵船南驶中国近海为胁迫，致中国“山海关、烟台、营口等处大军云集，征调频仍”，以及“东三省、察哈尔、库伦等处支拨军火孔殷”，[102]一时兵气弥漫。出现在光绪六年（1880）的这场震动和紧张最后由条约作了结，从而提供了一个“以虚声扰动天下”的实例。但“虚声”里的“大军云集，征调频繁”和“支拨军火孔殷”则都需要用真金白银来付账。后来有一道奏折议水师，曾追叙“往年日本窥伺台湾，浙江一省防费近四十万，合之沿海各省支销应不下二三百万”。[103]以当日度支而论，已属伤筋动骨。而时当“外患日亟”，这种“以虚声扰动天下”的事便是没有一个了期的事。19世纪后期西方人观察中国，印像深刻的地方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几乎全部军事开支都用在海岸线及扬子江下游流域的防卫事业上去”了。[104]由此写照的，正是一次一次外患的冲击已把中国人长久地罩在了战争的可能性和防卫的必然性之下。而与“全部军事开支”连在一起的“患寡患贫，傍徨无措”也因之而成为一种长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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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一年（1885）薛允升曾说，自咸丰初年“始为招勇”之后，“各省视为成规，一有警防，舍招勇别无良策”。至“上年法人构衅，增添尤不一足”。他以国家度支立尺度，引为大弊的是，“勇日增而制兵仍旧，兵饷外又加勇饷，是兵之耗财有定，勇之耗财转无定”，并因深忧耗财而主张裁减募勇。[105]然而做督抚并领淮军的张树声召对时说到募勇，则以安危利害为直言：“各省疆吏身受国恩，岂不思共体时艰，力图节省？而未敢轻议裁撤者，诚以外人逼处卧榻，虎视眈眈，寻衅要挟，几无虚岁，未雨绸缪，不可一日忘备。”[106]他所说的是募勇日增于外患日增之世，不是一种可以“节省”的东西。两者各有一套道理，而以外人之“寻衅要挟，几无虚岁”为背景，显然是张树声的道理更能摄动人心。因此，兵费便成了光绪一朝伊于胡底的漏卮。中法战争之后奕譞作统计说，各省兵勇两项已不下百余万人，岁需饷项五千余万两。再加以京外旗兵三十余万人，岁又需额饷一千余万两。而就现时赋税额入连例外征收之厘金、洋税等项合计，一岁约共应收银七、八千万两，其中各项每年仍约有欠完银六、七百万两不等。“是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107]虽说被统算于其间的制兵和旗兵都是祖宗留下来的物事，但“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的局面却是在外来暴力的压迫之下造成的，从而是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光绪年间说兵事，犹以“今之饷源，更窘于咸同用兵之际”为叹。[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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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奕譞的数字为可信，则每年用六千余万两的银子养兵口，显见得大大小小的机器局以数万、十数万、数十万为岁款，[109]只能算是国计里一点不多的零余。在“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命题里，图自强便是求制器。然而数万、十数万、数十万与六千余万之比，又非常明白地说明，当自强已经成为庙堂内外之共趋的时候，由国家权力所助成的兵工业却始终没有办法移到国家财政的重心之中。这种矛盾显示了兵与财相克而致制器作为一种新事业难以恢张的事实。但兵与财皆久在“一方有警，辄以虚声扰动天下”之日，则中国既始终处在居守势的一方，便始终成了被牵动和被调度的一方。所以就其本源和深层而言，这种矛盾正反映了外患的冲击对于中国兵工业的压抑，以及压抑下的兵工业之难振和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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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江苏“筹防”，由于钱不够用，遂以挪移为办法作“陆续接济”。其间的一部分银子便是从“江海关制造项下”[110]截取过来的。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筹款练兵”，江南制造局因之“奉饬裁减局用”。[111]在这些历史记录里，已经成为时务之重心而并未能移入国家财政之重心的制器又成了一种可以被割取的东西。制器本以兵事为中心，而“筹防”和“练兵”之操刀一割，又都在用兵事为理由以挹彼往此。这种悖反写照了兵工业原本有限的空间又在日趋逼仄之中。若以同治年间沪局之一增局用和再增局用作比较，则光绪后期的“裁减局用”已是显然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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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虚声扰动天下”一旦变为兵祸连结，在战场范围之内的兵工业便会由间接的压抑变为直接地摧折。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舰队攻马尾，击毁了中国人的兵船和炮台。其中的一仗曾“以四船排炮力攻”福州船政局，目睹了这个场面的张佩纶当时奏报说：“彼以巨炮环击，船厂间毁。”[112]福州船政局本由法国人为监工造厂造船，并因此自成一种渊源，而此日则被法国舰队立为炮轰的目标，在“环击”之下成了身受重创的东西。其前后之间的对照，便显得分外残酷。比这种受创更进了一层的，还有十年之后规模巨大的旅顺船坞连同周边工厂被战胜的日军占据，以及十六年之后天津机器局因八国联军打入中国而毁废。[113]同时的沪局尽管没有受过炮火的注击，而战事一起，便不能不常在风声鹤唳之中。“中外臣工鉴于福州、旅顺之事，屡经论列”，于是而有过光绪后期的筹议迁厂。[114]这些具体的历史情节说明的是，虽然晚清兵工业以枪炮轮船为产出，但它们自身却不能预期和获得维持生产所需要的长久安全与稳定。因此，在外国人施加的暴力之下，一路里历经辛苦而惨淡经营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事业便很容易被一个一个地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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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之变”后的三十多年里，为回应西人而移入的兵工业始终寄托着中国人自强的愿想，并因之而始终以制器为目的之所在和价值之所在。但机器工业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就其为生产方式而言，这种从欧西截取过来的东西原本自有一套法则，然而它们在中国则一开始就被置于政府的督管和经营之中，从而一开始就被置入了另一套法则，并因此而与晚清的社会历史相牵连于种种掣肘之中。而后，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生产便成为一个不完整的经济过程，一个无法归聚的经济过程，一个为外力所压抑的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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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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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11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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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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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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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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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洋务运动》（五），第11页；《洋务运动》（二），第130页；《洋务运动》（四），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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