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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了上海和美欧的各家报社，还有外国记者。南京外交部收到我的信后，没有直接回复，而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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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先生已经不记得，国民政府有权判定他之前的罪行是否已经被赎过……至于阿班先生表达遗憾这件事，外交部理解为针对的是上述之不公及恶意报道，也是权限内的事情。阿班先生及其支持者如何看待，无关紧要……所以，阿班先生向外交部表达的遗憾，国民政府可以理解为，并且至今仍坚持理解为，他表示的遗憾是为过去发表的不公、不实报道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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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决定对这种荒唐至极的行为进行还击。他们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把辩驳文章用电报形式发给了我，并要求我无论想出什么办法都要把它刊登出来，让它出现在中国、香港地区、菲律宾和日本的所有报纸上，不管什么语种，越多越好。我运用各种通讯手段，包括邮寄和拍发有线电报、无线电报，把材料发给了远东地区的所有报社。所有的出版物都对它颇感兴趣，除了南京资助的报社机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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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19日，《纽约时报》在社论版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争议的报道，并使用了双栏标题，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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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驻华机构的一些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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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去新闻稿的相关问题，特发表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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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是《纽约时报》的一名驻华记者。中国政府曾下令要将他驱逐出中国，只是未能实现。阿班于今年4月告诉本报社说，中国政府曾派人找过他，表示愿意调整过去对他的态度。据阿班先生报告，中国政府为了存档，特提出希望他为这项争议表达自己的遗憾之情，并且写成信交给中国政府。这项争议是从1929年夏天开始的，争议的根源是中国政府认为他的新闻稿不符合实际情况，完全是在故意扭曲中国局势，之后，事态越来越严重，最后中国政府要把他驱逐出中国，并请求美国政府同意这一决定。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一要求，本届美国政府没有同意，并且坚持不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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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阿班先生的报告时，《纽约时报》通过电报的形式告诉阿班先生，可以在信中表达自己的遗憾之情，但只对发生误解表示遗憾，在信中必须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让大家知道，本报以及本报记者一直以来都秉承着这样一个原则，无论什么情况，不管是已经发生的还是没有发生的，不真实的绝对不会发表，没有经过充分核实的不会发表，这个原则适用于从中国发出的所有报道。阿班先生后来回复说，信件必将遵循这个原则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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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先生在4月28日时将写好的信件交给了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先生又将信亲手交给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以下是信件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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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3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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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王正廷博士，中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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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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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中国政府其他官员那听说，对于1929年夏天发生的事情，您愿意听取我的说法，并且愿意接受我的信件，听到这件事我十分高兴。因为那件事，贵国政府还曾提出要将我驱逐出中国。实际上，我很早就想写封信，解释一下这件事，后来因为贵国前任官员杨广松博士曾经坚决地对我说，即使我把信发出去，也不会有人愿意接受，更不会有人认真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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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曾经给我的罪名是，我在报道中国政治和军事情况时充满了偏见，因此提出了将我驱逐的要求，并且提出禁止我使用中国的电报系统。当时，贵国还曾列举了几篇文章说它们不是与事实不符，就是报道得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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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列举的几篇文章后，我马上写了一份报告，对照那几篇文章，我在报告中详细写出了获取材料的时间、地点、新闻的来源还有证人，写好后，我将报告交给了美国驻华公使和《纽约时报》。我国政府以及我所在的报社在看过报告后一致认为，我对工作很认真，也尽了我应该尽的责任，信息真实可靠，消息来源也可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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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贵国政府列举出来的那几篇文章，都写于我在北平居住或者在华北旅行时期。我当时获得消息的渠道和贵国政府并不相同。总的说来，给我提供官方消息的人大多都是和去年夏天引起内战的领袖人物站在同一立场的，要不就是背地里对那些人充满了同情的人。我当时的工作地点就是在那里，又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写出的新闻，所以反映当时当地的情绪比较多，也是情理之中。我对中国局势的报道一定不会偏离了真实、忠实的轨道，这一点从发生在1930年的惨斗时间中也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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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稿件会引起贵国政府的怀疑，让我很长时间以来都无法释怀。《纽约时报》现在也给了我一定的权力，让我代表报社为此事引起的误会向贵国表达我们的遗憾之情。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指出，我绝对不是带着偏见和不公来写这些稿件的。我的工作一直都以《纽约时报》给我的指示“lean over backward in being fair”为准则，而且从没有背离这个原则，每当出现时事问题或者是有争议的内容时，我总会想办法通过官方来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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