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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必须“符合党的早期组织建立的实际”，而这种“实际”又必须“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由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与俄共直接帮助下”，并“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其关键则是“共产国际、俄国和上海共产党的帮助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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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必须“符合共产党的建党标准”，即“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暴力革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强调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强调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管理制度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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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曹先生是否意识到，你们这里所列举的这些条件，实际上是在拿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来衡量一切。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在告诉读者，只有在今天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和中共早期参加者的回忆中提到过的，并且是直接得到共产国际、俄共以及上海共产党帮助和指导过的组织，才可以看作“早期共产主义”的或“共产党”的组织，除此之外，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不论是不是打引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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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曹先生观察问题的角度与笔者有很大的不同。这导致曹先生在讨论重庆“共产党”的问题时与笔者立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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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曹先生是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作为它衡量重庆“共产党”真伪存否的唯一根据，并以当时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帮助指导的上海共产党对重庆“共产党”的了解及承认与否，作为认定其政治倾向的唯一标准。因此，曹先生全文都是在论证这个重庆“共产党”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他看来，只要能够证明它没有得到过上海共产党的承认和指导，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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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曹先生是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活动来囊括一切共产主义思想及其组织在中国生长的全部历史过程的，他不相信在中国早期除了在共产国际和俄共指导下由陈独秀等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过其他什么人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曾经一度倾向过共产主义，并且一度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相应地组织过有关的组织和团体。在曹先生看来，如果有过什么“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那只能是与共产国际、俄共和上海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并“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逐次建立起来的”已经为人所熟知的那些“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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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看法与曹先生确有很大的不同。笔者在曹先生所提出问题的这一部分之所以列举了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几乎同时存在的几个“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其实只是想要说明一个观点，即“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确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如此，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也是如此。而曹先生却力图告诉我们，任何中国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都必须是在共产国际、俄共和上海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之下的，否则，就是不符合共产主义（或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实际”，即是不可能的。很显然，曹先生的这样一种观点，正是笔者所不赞同的。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不能同意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和以它的承认与否来作为衡量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存在过与否的唯一标准，更不同意以有无共产国际和俄共的帮助指导来作为评价中国是否会发生共产主义运动和产生共产党组织的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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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指出的是，曹先生显然并没有切实了解笔者在文章这一部分所力图说明的观点，否则，他应当知道拙作所说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绝不是指他所说的那几个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小组”，自然也就不必去论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不是如同“上海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武汉共产党支部、广州共产党等党的早期组织”一样的“地方共产党”；不必去论证在中国共产党早年的历史资料及党员的回忆中是否有关于该组织的相关佐证；也用不着去考察它是否派代表出席过中共“一大”了。因为这种论证完全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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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先生理应注意到，笔者在文中已特别强调，笔者所提到的几种“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包括“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内，都是“相对独立”的，它们多半并不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共的帮助指导下成立起来的，自然更不在受上海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之内，不是北京、武汉、广州那样的“共产主义小组”。因此，我们当然也不大可能在诸如曹先生所列举的中共早期历史文献中，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在马林或陈独秀的报告中，包括在张国焘、陈潭秋、张秀熟等人的回忆里找到它的相关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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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笔者所列举的几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大多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和早期党员的回忆中都找不到有关的记载，多半也并没有得到过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承认与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组织绝对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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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1920年6月在苏俄建立起来的“中华共产党”的资料无疑是近些年来在苏联发现的，在中共早期文献和中共早期党员的回忆中始终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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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21年间在中国存在过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即以姚作宾为代表，曾前往苏俄准备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那个“共产党”，当然也不曾见诸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和早期党员的回忆，更不曾得到过他们的认可和帮助，但可以肯定的是，姚作宾确实去过莫斯科，并且还曾经通过了共产国际“三大”与会资格的审查，获得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之一参加大会的代表证。仅仅是因为张太雷、俞秀松等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表上书反对，共产国际才取消了姚作宾的代表资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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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2月在北京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有关文献和回忆的佐证，人们甚至根据中共1922年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相信他们从没有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承认，甚至断言这些以《今日》杂志为中心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些“反动官僚和投机政客”[3]。但是，近些年来在苏联和中国发现的文献资料都证明，不仅“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确曾存在过，而且它确实尝试着想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的劝说下，在1923年曾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承认，少数人加入了陈独秀的共产党，多数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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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当时还有一些，这些号称“共产党”或想要学俄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组织的实际情况可能“尚不十分清晰”，还有必要进一步发掘史料给以更多的说明，但曹先生或许应当承认，一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与否，不应仅仅从今天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和它的早期党员的回忆中去寻找根据，更不能简单地以它是否曾经属于上海共产党领导，或是否“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逐次建立起来”，来作为论证其存在与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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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具体到所谓重庆“共产党”的问题上，除去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文献和有关回忆为依据的那些论证不计外，曹先生的某些论点并不是完全没有讨论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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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先生指出，《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可靠性值得探讨”，这一点笔者也有同感。无论这个组织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倾向性，它关于自身组织规模的说法都不能不让人深表怀疑。[4]但是，曹先生的其他看法却值得探讨。比如，曹先生说：“如果四川确有一个规模宏大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存在过的话，一定会有原始文献或其他历史资料加以证实。可是，现在除这份报告外，却没有任何原始文献或资料能够加以证实。”同时，曹先生又说：“它不像上海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广州共产党等，有《中国共产党宣言》、《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这样有说服力的原始文件给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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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它“如果”规模很大的话，但事实上它可能并非如此。[5]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连早期组建过程中的许多情况都弄不清楚，包括中共一大究竟有多少成员，他们具体是哪些人，也都众说纷纭，为什么一定要求这个存在时间可能更短的重庆“共产党”必须要有相应的历史文献或其他历史资料才能承认它的存在呢？至于曹文说重庆“共产党”的这份报告不是原始文献，《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才是原始文献；同样送往共产国际的《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不如《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具有“说服力”，等等，就更是不明其奥妙之所在了。至少，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里，“重庆共产党组织”的报告也是被当做原始文件对待的，它并没有被打入另册，而是堂而皇之地与北京、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报告放在一起。只是在1956年它回归到中国之后，分管鉴别这些档案的人没有把它像北京、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报告一样，列入当时的“党史资料”，以至于将它封存了几十年之久。除此之外，有何理由说它的内容就不如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有说服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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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中最有讨论价值的观点，是他关于“共产党的建党标准”的观点。他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最高形式。”[6]据此，他批评笔者说：“不能仅仅根据它‘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这一点，就断定它是‘共产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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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曹文的观点是无懈可击的。但在文章的行文上，曹先生却似乎犯了两个逻辑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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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并非是笔者“断定”“重庆共产党组织”是“共产党”的，这个概念来自于共产国际的舒米亚茨基，是他在收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之后在给张太雷的信中称之为“在重庆的共产党”的。[7]而这个说法也未必有多少错误，因为既然曹文可以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引申出“北京共产党”的说法，那么舒米亚茨基在见到“重庆共产党组织的报告”后称它为“重庆的共产党”，又有什么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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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曹文所说的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共产党，和他紧接着提到的那个在笔者文章中的带引号的“共产党”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显然，曹文在这里偷换了论题的概念。曹文论述的共产党，是理论上的共产党；而他批评笔者根据“旗号”“断定”的“共产党”则是历史上的一个实际现象。按照曹文的逻辑，只要是共产党，不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有人可以“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断定”它是“共产党”。但会不会有人因此而自称是“共产党”呢？曹先生看来是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的。因为他完全不理会笔者在文章中对重庆“共产党”所加注的引号，并把他的不加引号的共产党与笔者的加了引号的“共产党”完全混为一谈。然而，无论是这种做法还是这种认识都是不妥当的。事情很清楚，无论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着这种加了引号的“共产党”的，它们名曰“共产党”，却未必是曹文所说的那个“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曾经在苏俄存在过的那个“中华共产党”难道不叫“共产党”吗？姚作宾不也明白宣称他所代表的党是“中国共产党”吗？显然，叫不叫“共产党”与实际上是不是曹文所认定的那个共产党，完全是两回事，不能说一个党因为实际上不是曹文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能叫做“共产党”。何况，在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中国有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萌芽的初期，存在某种概念上的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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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最忌讳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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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重庆共产党组织”到底是不是曹文所说的那种共产党，笔者与曹先生似乎没有多大的分歧。由于拙作当时只能着重于论证那些“相对独立”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因此没有可能对于这些组织的实际政治目标和政策进行具体的分析，但这并不等于笔者已经认定包括“重庆共产党组织”在内的中国各种“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就是曹文所说的那种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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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也同意，如果“重庆共产党组织”确是曹文所说的那个由共产国际认定为正统的共产党，那么它最终将会与共产国际接纳为中国唯一下属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合为一体，就像胡鄂公领导的那个“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那样。然而，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并没有发生。不过，能不能因此就推论它是“无政府主义式的组织”或“无政府主义一类的党”呢？对于曹文的这种看法，笔者也很难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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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在1920年秋至1921年春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已经发生了重要争论的情况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党恐怕是不会再专程到共产国际去寻求“支持”的。[8]至于说在它的报告中“不强调阶级斗争”、“不提暴力革命”、“未提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没有强调组织纪律”等，因此“不像共产党组织”；那么，在它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任何“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9]之类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因此也不像“无政府主义一类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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