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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区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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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深入观察中共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可以发现，蒋这段话其实并未真正发现问题的关键，苏区在教育上的投入经费并不像其想象的那样多。湘赣苏区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一年中，共支出252612元，其中用于教育的经费为275元，只占总支出的1‰强。[114]就这一点而言，远远无法和同时期国民政府3%左右的教育支出相比。中共开展教育的主要思路是利用民间力量、民间财力办教育，学校经费“原则上或由学生自纳，或由人民捐款”。同时大力提倡因地制宜、节省办学：“黑板常利用祠堂、庙宇之牌匾，加以刨平，涂以光油；或即就壁上刷黑一块。灯油粉笔，由学生自备。”[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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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育的目标更多是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宣传，中共对教育普及的重视远超过正规的渐进教育。在当时背景下，加强基础教育是迅速提高苏区人民文化水平相对现实可行的道路，因此，小学教育最受中共重视，苏区实施的五年义务教育以推广小学教育为目标。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特别对教育部门在小学教育上的失误提出批评，认为其“对于组织小学教员的问题上，没有系统的工作”，[116]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小学教育的管理、发展。为稳定、发展小学教育，1934年2月16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小学教员优待条例》，明文规定小学教员的生活费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同等，并同样享受群众帮助耕田和减纳土地税、免费治病等待遇；城市没有分田的小学教员，可给以其他物质上的帮助或资助其家属；小学教员每年给奖一次，连续取得第一等奖金两次者，按年增加原有奖金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通过苏维埃政权的努力，中央苏区小学教育发展相当迅速。1933年底，江西、福建、粤赣3省的2931个乡中，设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学龄儿童的多数进入小学读书，兴国儿童入学率达到60%。[117]红军离开苏区后，1935年，由国民政府福建教育厅组织的视察注意到：“劳动小学，长汀一县，有三百余所。在小学课程，更注意课外活动，其目的都是注重关于守哨、侦探、放哨等工作。”[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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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视小学教育的出发点一样，为提高苏区民众文化水平，加强宣传效果，在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苏区开展社会教育势在必行。1933年底，苏区共设有夜校6462所，受教成人达94517人，尤其是“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119]扫除文盲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各乡均要求组织识字团，由文化委员负责，“编十人一小组，设组长一人，三日召集组长前来教以三二个字，再由组长教各团员，并写字绘图在黑板或大纸上布置在通衢大道”。[120]据兴国高兴圩黄岭乡报告，该乡设有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之下有识字班——全乡九十多班，四五人组一班，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女都加入”，通过努力，“现在七岁以上的男女都识得字”。[121]同时，各地广泛设立俱乐部、书报社，“各乡至少要组织一个，乐器向民间搜集及政府购办，大村庄尽可能订新报，其油火由政府供给”。[122]在苏区工作中走在前面的兴国，“全县列宁小学有四百八十余所，夜校一千余所。经过这些文化机关，连续不断的提高着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教育着广泛的文盲的劳苦工农，所以兴国群众对于革命的认识比较的更深刻，对于斗争的参加也比较的更勇敢更坚决了……现在党团员占全人口百分之一十以上，并且建立了强有力的代表制”。[123]根据国民党方面收复苏区后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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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伪乡政府之文化部，必到处设有识字牌，每日书有宣传性或麻醉性之语句强迫附近民众，无论男女老幼务必前往认识并通晓其语意而后止。故当该县初收复时，试任叩一儿童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等之意义，彼必能不假思索，对答如流，一如素有研究者然。土匪亦往往设立学校（如列宁小学等），但设备简陋，有黑板一方（且有时即利匾额改制）即可开设，桌椅粉笔等，均由学生自备，教师仅稍识之无者，即可充任。授课时间无一定，辄利用为匪军服役之余暇以为之（如放哨侦探等，土匪时利用儿童担任），有时晚间也须上课。[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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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教育注重通俗易懂，如当时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材为《三字经》，第一页就是：“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125]其非常简明地传递出阶级观念、男女平权和反抗意识。在湘赣苏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126]对苏区普遍的群众教育，国民党方面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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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党之所谓“文化教育”、“提高工农群众文化水平”，其麻醉力量较任何宣传煽惑为尤大。盖以邪说灌输脑海之中，改造群众之心理，潜形默化，卒至相率盲从，日趋危途，甘受欺骗而不自觉。尝观匪列宁室墙报处之“识字竞赛”，其进步之程度与麻醉之力量，殊可惊异。[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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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教育上取得的成效，当年多种材料均有反映。据福建上杭才溪区的调查，1934年1月，全区8782人中，除小孩外有6400余人，能看《斗争》的约有8%，能看《红色中华》与写浅白信的约有6%，能看路条与打条子的约有8%，能识50至100字的约占30%，完全不识字的只有10%。[128]在一个文盲占90%以上的乡村地区，短时期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任职于国民党中央的王子壮当年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晨在党部黄君禹同志考察江西匪区归来谈在彼所见云：匪区民众教育的确较普通发达，人民知识程度以高数载。赤匪占据数载而能维持者，悉在组织民众之作用发挥尽致。”[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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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既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打破专制政治的愚民统治，也是为了正面宣传中共的政治理念，加深民众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因此，中共的教育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采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红色歌谣就是中共潜移默化影响民众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仿乡村最通俗的曲调，作成最浅近的歌文，散发各乡村告农民妇女小孩们去唱。”[130]“常仿民歌山曲，将其所需要，用以麻醉人民者编为教科书、宣传品，迫令妇女儿童，持诵成熟。”[131]如《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以及《十骂蒋介石》等歌曲在苏区被广泛传唱。在此背景下，苏区教育的实用性、宣传性要重于基本知识的输送，教育界主张的“十年树人的计划”就被批评为：“离开了当前的革命需要而从事和平的建设倾向，是目前文化教育工作主要的错误。”[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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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教育重视现实功用的倾向，和其处身环境的不确定性大有关联，虽然中共成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但毕竟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还不可能与南京政府全面抗衡。在自身无法准确把握未来时，某种程度上的短期行为应可理解。而且，在资源短缺的战争背景下，苏区教师缺乏，经费短少，“每个教师三元伙食费还不可得，而中央政府颁布了对教员的待遇的条例，各县限于经济而不能实施”。[133]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苏区教育文化方面的成绩已实属难得，无法过于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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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出讨论的仍然是苏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但如同中共党内知识分子遭遇洗刷一样，苏区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处境一度也不容乐观。张国焘在其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就明确表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134]中央苏区虽然话没有说得这么直白，但基本处理方法大同小异。张闻天所说的“吃知识分子”[135]的现象普遍存在。与此相关，当国民党军进攻苏区时，教育界反水现象相当严重：“广昌县教育部长雷德胜，在敌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实行叛变逃到白区。接着，城市区的教育部长、甘竹区的教育部长、长生区的正副部长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区的教员等有十多人投降敌人”。[136]国民党方面一份关于江西各地在反抗革命中殒命人士材料显示，在所列65人中，乡村知识分子达35人，超过半数；35人中受过小学教育者10人，中学（含师范等中等专业教育）24人，大学预科1人；从职业上看，主要是两大类，一为教育，有12人是县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和教员，一为政治，15人为县区党部人员。[137]胜利县1932年8月在押犯人621人中，腐朽文人达312人，占总数的50%多。其他包括豪绅地主90人，富农62人，流氓33人，中农33人，贫农88人，工人6人。[138]这些数据显示出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间存在相当距离，而这难免会对苏区的文化教育构成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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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4.社会革命的宣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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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场全方位的革命运动，苏维埃革命在打击和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同时，对传统社会思想和习俗也在进行着彻底改造。自中共开展革命运动以来，移风易俗就是其革命宣传和实践的重要内容。苏区时期，在群众运动上已经积累丰富经验的中共展开社会革命和群众动员大有驾轻就熟之势。中共的社会革命不是依靠简单的武力压服，更多的是通过简单明了、群众易于接受的宣传动员，改变群众的观念，再以政治力的逐渐渗透，培植新的社会秩序，确立革命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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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动员是中共社会革命的重要一环。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形式多样活泼，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艺活动是中共擅长的方法。群众文艺活动主要有红色歌谣，工农剧社和蓝衫团（苏维埃剧团），以及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场所的俱乐部运动。苏维埃剧团各县皆有，而俱乐部也相当普遍。中央苏区规定每乡应设俱乐部，“俱乐部不是少数会弹琴唱曲人的机关，而是广大群众集中的地方，教育群众的集会场所”。[139]1934年初，江西、福建、粤赣及瑞金共有俱乐部1917个，参加俱乐部活动的固定会员达9.3万余人。[140]传统社会中，民众娱乐活动十分欠缺，看戏几乎是他们最高的精神享受，俱乐部和戏剧演出寓教于乐，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时，“群众对俱乐部工作表示热烈，一切费用，都是由群众自愿捐助，同志都参加俱乐部各种组织”。[141]“当看剧团公演时，总是挤得水泄不通。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晚上打着火把，小的替老的搬着凳子，成群结队的来看，最远的有路隔15里或20里的”。[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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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大会是中共开展大规模宣传的另一便捷手段，是各级组织经常性的工作：“每月中至少有四五次大的示威游行，如攻吉、反帝、分土地、成立各级苏维埃、庆祝新年（阴阳历都举行）、欢迎红军、祝捷、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追悼阵亡战士、成立各军或团、出征等类，不能计其次数。每次各乡区分别举行，人数辄在一、二万，少亦数千”。[143]对于身处僻乡，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的农民而言，能够参与到一些群众性的聚会和游艺活动中，自然十分开心，福建连城“儿童团举行了一次游艺大会，群众散后极高兴，称之为古来未有的事，连旧头脑的人都称为新世界兴旺的征兆”。[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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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报纸、书刊的发行量与群众的文化追求成正比地同步发展。中央苏区从没有报刊到创办有大小报刊34种，《红色中华》从最初的3000份增加到4万份。1932年福建上杭设有农村《青年实话》代售处43所，每期可销售800份。[145]苏区群众体育运动也和文艺运动一样迅速发展，许多地方开辟了运动场，一些“偏（远）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146]在战争间隙中，苏区曾举办过全苏区的大规模体育运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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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通过教育、宣传展开的社会动员成效明显，从当时苏区人民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中共革命文化对民众的影响。红军战士史芳森母亲给他的家书中写道：“望你在队，要遵守纪律，用心消灭人敌，我们家中的禾米，有人帮助割回，一切事务，你可不必挂心。”[147]末尾的格式是“此致，赤礼”，完全是标准的同志式语气。曾氏兄弟一为苏区普通民众，一为红军战士，他们的通信中也有如下字句：“家中的生产禾稻，乡府负责人实行派人优待。你不必挂念。现在天气寒冷，你要保障自己的身体，正是革命向前发展，天天进攻敌人。”[148]这些信虽然可能是请人代书，但苏区语境的变化还是可以清晰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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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占领苏区后所作调查也证明着中共宣传的力量。莲花县被国民党军占领初期，明显可看到中共宣传动员的影响：“街头巷尾，时见儿童自筑碉堡，隙身其内，而后与碉外儿童互相掷石。若堡外儿童掷石稍稀，碉内儿童即奋勇冲出，与碉外儿童肉搏，非至头破血流不止。更有三三两两，集合一处，讨论对付回籍儿童之方法，其匪化程度之深，于此可见。”“一般人民，无论男女老幼，咸已不复知有民国，年月之计算，仅知公历”。[149]这种情况在兴国等地也有反映，国民党方面报告，该县“一般男女匪民，只知公历为某某年，而不知民国年号，只知有马克斯、列宁，而不知其它，麻醉之烈，匪化之深，于此可见”。[150]关于苏区革命文化形成的社会思想变化，《申报》记者陈赓雅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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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赤化之人民，似具特性三点：一为不怕死，前几次国军进剿时，彼等皆远飏数十里外，鲜有敢冒险归来者。今则稍逃村外，微知国军能宽容，即联袂偕归。亦有敢越重围寻仇雠，以取甫归之难民首级者。浯塘村民，因割电线，曾被杀数十人以示儆，彼犹不怕，竟乘某连撤退之不备，以农具缴其枪，致遭血洗之祸。……二为残忍性，杀人不算事，其例不胜枚举。三为创造性，譬之义勇队队长，及其它团体主要职位，农民竟敢与农民争夺，争得之后，对厥职亦多能自出心裁，处之裕如；争而失败，则一变而为捣乱心，使办事人时感棘手。[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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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社会革命以扫荡社会陋习为职志，在这方面，禁烟运动的成就相当突出。近代以来，鸦片是危害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南京政府虽然宣称要禁绝鸦片，但实际是禁而不绝，禁烟成为其征税的一种手段。苏区禁烟可谓雷厉风行，对栽种和吸食烟毒者都规定了严厉的惩处措施，并定期展开检查。江西省苏1932年11月报告，在所调查的9个县中，宁都、公略、寻乌无专项调查，其余6县都未发现鸦片栽种情况。兴国、赣县、宁都、永丰、寻乌、安远、万太、公略等地发现少量吸食鸦片者，其中赣县情况比较严重，“吃烟赌博者不少，每月少队所捉的三十多起”。[152]可见，经过中共的努力，在短时期内苏区已经做到基本禁绝鸦片种植，吸食鸦片者大幅减少，残余者也不断采取措施强制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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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鸦片吸食后易上瘾，种植鸦片又有经济利益，禁绝鸦片的困难非比寻常，中央苏区为禁绝鸦片，不仅建设并投入警力禁烟抓赌，同时利用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抓捕瘾君子强制戒烟，经常性的检查也坚持不懈，防止烟毒重新泛滥。1932年底，各地在禁绝鸦片活动中发现胜利、宁都、于都、兴国、石城等县尚有人栽种鸦片，相关各县对此均予以处理：胜利县“进行以政治的鼓动和鸦片恶毒，深入到乡村中去宣传群众、解释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把遗下未铲的鸦片，连根铲绝”；[153]石城县“鸦片烟正在开始铲除”。[154]各级机关派出的巡视员将烟毒列入巡视对象，长生视察于都、胜利两县后就提出报告：“古龙岗、马鞍石一带还有种鸦片的，党与政府亦未注意这一工作”。[155]通过中共持续不断的努力，虽然在苏区内部烟毒不可能完全禁绝，如当时报告提到：苏维埃干部中吸食鸦片者就有人在，福建团组织发现“上杭、长汀、新泉都有区委负责人偷吃的现象……省委几位十七岁的老人家（原文如此——引者注）也同样吃的”，[156]永新也有“少数党员吸大烟赌钱”，[157]但在整个中国烟毒泛滥的背景下，苏区能够在短时期内使种植和吸食鸦片者成为过街老鼠，其禁绝鸦片的决心与社会改造的能力，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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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的条件下，中共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尽力改善苏区的卫生状况。赣南、闽西医疗卫生落后，苏维埃革命前，农民一般病痛多依靠草药治疗。由于医疗条件落后，加之缺乏卫生习惯，常有疫病流行，每年因疫病导致死亡的人口都不在少数：“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158]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注意宣传卫生清洁，着力改善公共卫生，兴国县长冈乡将居民按住所接近，七八家左右编为一个卫生班，设班长，负责清洁卫生。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使卫生状况大有改观。同时政府加强医疗管理，设立公共看病所，“由政府雇请医生，看病不收诊费，但药须在该医生药店购买。规定医生看病费五里以内红包一毛半，每加五里加小洋一毛”。[159]1934年春夏，即使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紧张时期，各级政权仍大力开展卫生防疫活动，陈诚在占领石城后发现：“石城一切尚好，较之非匪区尤觉整齐清洁。土匪精神实可令人敬佩。”[160]这应该是由衷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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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间短暂，加上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苏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恶化，中共中央指导中的教条倾向，苏区社会改革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以宣传言，一般来看，像游艺晚会、俱乐部这样寓教于乐的宣传形式往往较能为民众所接受，而一些民众难有切身感受的活动及与群众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的组织则无法深入民心。如当时为动员民众，苏区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群众组织，但效用并不显著：“反帝同盟拥苏大同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头晕，找头绪找不到。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161]1932年底，宁化“全县成立了县工会筹备处、雇农工会、‘反帝’、‘拥苏’、‘互济’等，但组织有的只有一个名，负责人没有，工作更没有”。[162]尤其当缺乏实质内容的会议不断增多时，民众更会产生厌烦心理：“群众大会开多了，群众不愿意到会，且厌恶起来。”[163]各项工作均走在前列的兴国也报告，在宁都暴动纪念大会中，虽然各级部门大力宣传，但“各乡到会的人数及群众的表现没有很充分的热情”。[164]这些问题，在国民党方面的报告中也可看到，李一之列举了中共宣传的一些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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