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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上海《申报》，1947年7月19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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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关于本问题的敏感回答见费孝通《没有安排好的道路》，《观察》，1947年5月3日，第6—7页；同时见天津《大公报》，194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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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鲍大可对陈立夫做的采访透露了逮捕学生的原因。后者是国民党组织部长和实力雄厚的“CC系”领袖。显然，政府领导不仅授权他们震慑学生，而且真的相信，如果“真正”的共产党能被逮捕，运动就在掌控中了。（《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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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70页（第1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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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一位北京大学学生在1948年3月告诉鲍大可：在北大，至少50%的学生同情共产党，认为它比国民党好。但是在前不久，大使司徒雷登告诉鲍大可，70%—95%的学生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他承认反对政府的学生的比率也在这个水平上（《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46—47页）。迪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在1948年年中估计有70%的北平大学生“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在前一年这个数字为大约50%（1948年6月20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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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上海《东南日报》，1948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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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调查结果转载于1948年7月17日《观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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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第四章 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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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期间，通货膨胀成了城市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如此强烈和普遍，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影响。国民党的执政能力由此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通货膨胀起到的作用要比其他任何因素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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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当时政府与沿海城市的联系被切断了，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政府税收不足以支持战争的进行，政府开始通过大量印发钞票来弥补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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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取了征收实物土地税、以低于市场价格强制收购粮食、强行向农民借粮等措施，但这些办法都不足以解决财政的收支矛盾。从1942年到1944年间，不包括银行贷款的政府收入只相当于政府全部支出的2/5到1/2，其中大部分是军事支出。1945年，政府收入仅相当于支出的1/3。1938年之后，财政赤字几乎完全是由货币的增发弥补的。因此，从1937年到1945年8月1日，物价的平均水平上涨了超过2000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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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增发货币以及由此造成的通货膨胀的经济模式早在内战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1946年到1948年之间，尽管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财政收支的差距一直没有得到弥补。同时，政府滥印钞票的做法不出所料走进了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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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付出了惨重代价，而最初看来，这一政策似乎是解决其财务问题最方便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通货膨胀至少让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城市里靠工资生活的中产阶级的支持，物价飞涨和货币贬值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一些经济学家研究了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但他们既没有深入地分析其政治影响，也没有给出详细而明确的结论。他们只是指出，通货膨胀让中产阶级破产，国民党因此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并最终倒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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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领取薪水的中产阶级只是城市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军官、文职政府职员。但这一部分人——除知识分子之外——是最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的政治手段表达对国民党的不满的。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确是国统区反内战运动的主体，该运动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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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中提到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疏离以及他们反对政府和共产党作战是基于诸多考虑，并不仅仅因为通胀造成了他们自身的贫困。不仅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在国民党在战场上被击败之前，知识界事实上一直是支持国民党的。一般的军官和公务员也是如此。因此，想要确定通货膨胀和政府失去中产阶级支持之间完全无关或具有直接联系都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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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对“支持”这个词进行更具体的说明，我们将能更清楚地了解政府的损失。政府的损失包括，公务员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无能以及由此引起的市民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工人、资本家、普通民众一再嘲笑政府的权威，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不愿配合政府的改革措施。即使政府表明某些措施对于对抗共产党是十分必要的，民众也没有改变不合作的态度。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公众不再相信政府有能力扭转恶化的经济形势，正是这种怀疑使国民党无法得到民众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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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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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把工人的骚动和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直接联系起来。尽管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是之后，通货膨胀至少是政府无法控制工人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引发了工人不断的“反抗”，工人也由此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发动一场不受政府控制的运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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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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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1927年取得了政权，它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取得了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3]到1927年，在中国的工业中心已经有300万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因为害怕共产党的力量，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并开始消除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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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1927年春天第一次公开地镇压工会。[4]此后，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国民党对所有的工会活动进行官方资助和监管。所有工会都由忠实于国民党的人而非工人管理。工会实际变成了“政府资助”的机构。1929年10月，政府出台了一部《工会法》，把所有工会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5]在工会和工厂内部，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者往往会与工厂管理层合作，发展出多种分化和控制工人的方法。在一家工厂或一个行业中，可能会根据工人区域或职业的不同成立几个不同的工会。一般采取的措施有，在一家企业中，体力劳动的工人与非体力劳动的工人不能加入同一个工会。工人有时会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工资等级，等等。这些措施加剧了工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工人们更容易相互争斗，而不是反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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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罢工是另一种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和他的门生陆京士将手下流氓组成所谓的“工会”，让他们顶替罢工工人的工作，从而破坏罢工。当其他手段无效时，政府就直接动用武力镇压罢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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