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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玉主席解释道，“问题并不在于佃农家庭的数量”。“封建控制”不仅仅指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也是指总体上的政治和经济剥削。这两种剥削在任何一个村子里都可能显得毫不相干，但事实上，它们是紧密地联系在一个系统中的。一些干部认为，反腐败和反对当地恶霸最能发动农民，所以他们机械地将这些问题与减租分开处理。这种错误认识源于农民的一种自然倾向，即只回击那些直接虐待、欺骗、威胁他们的人。在土改过程中，人们常会被各种其他目标所吸引，以至于忽略了主要任务。黎玉警告道，例如，打击小偷和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妇女相对来说并不重要——除非农民能被容易地动员起来。一般来说，只有农民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才会成为打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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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腐败的官员和当地恶霸无疑重要得多。他们和地主一起构成了“封建势力”的主体，并且和地主一样是斗争的主要对象。在莒南县，有些恶霸并不是地主，而是富农，甚至是中农。但在当地的权力结构中，他们与地主有共同的利益并会联合起来保护这种利益。因此，减租减息是从经济上挑战他们的权力，反腐败和反恶霸的斗争则是从政治上打击他们，两者的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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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发现自己的土地理论无法解释山东农村的实际情况，并一度为此感到困惑，但他们马上根据干部在工作中的直接经验对土地政策进行了务实的调整。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地区，共产党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共产党最终的目标，即革命的第二个任务，是扩大生产和逐步实现集体化。而在此之前，必须削弱现有的经济体系，颠覆当前的政治权力结构。共产党认为，只有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才能完成革命的主要任务。而只有让农民看到革命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好处，他们才会参加革命。“空话”和抽象的理论对农民没有任何意义。黎玉仿佛预见到了毛泽东的关于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发言，他宣称，“一旦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他们的觉悟和参加革命的意愿也会随之提高”。他同时强调，有“许多种革命工作”，以及许多种让农民获得物质利益的方法。他鼓励干部使用所有这些方法，并提醒他们，党的土地政策是农村群众动员工作的理论基础。黎玉的讲话背后的意思是：“减租减息是其他所有工作的中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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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过程 黎玉还认为，根本而言，首先要让群众获得切实的利益。整顿党支部、建立农村政治结构、发展群众组织，所有这些工作对发动农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强调，让农民获得物质利益是这个过程中必须首先完成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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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黎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张。接下来，黎谈到了发动农民的具体步骤。第一步是教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让他们了解党的政策和群众运动方法的精神和含义。第二步，将他们派遣到各个村子开展工作，对农民的生活条件进行调查，特别是调查那些最贫穷和受压迫最深的农民。初步调查之后，干部开始教育和组织村民。这种教育为创建农民协会、雇工协会、妇女会、儿童团，以及其他组织奠定了基础。干部会告诉农民，他们所遭受的苦难都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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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当农民对“阶级压迫”有了一定了解后，干部将在他们中间发展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一般是受压迫最深、警惕性最高、最能团结其他村民的人。第四步，一旦基层村组织、领导能力、群众觉悟这些条件具备后，就可以开始斗争了。干部会尽量清楚地告知农民，开展斗争的原因、他们将从中获得的好处以及斗争的界限。那些对待农民最严厉和最不公正的个人会被揭发出来，并接受公开指控。斗争有非暴力和暴力两种形式（文斗和武斗）。前一种斗争包括批评、声讨及控诉会。但当农民报复那些曾经伤害、压迫或杀死过他们亲人的人时，斗争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加暴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被控诉的对象可能会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被殴打，以及遭受类似的虐待。此时，减租减息和清算工作才算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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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巩固斗争的成果。具体做法包括：“按照大多数人的愿望”分配斗争成果；讨论和纠正错误；将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整顿党支部；建立领导机构；成立民兵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警惕地主的反击；改革村政府；最后是发展生产。[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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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所有权并不集中的地区，共产党对这一程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进。新的斗争方法是让多个村子的村民一起参加批斗大会。在审判特别富有的地主或名声很坏的恶霸时，最多可能有来自100个村庄的数千名群众聚集在一起，参加控诉和清算大会。[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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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自由知识分子是否了解共产党农村工作的细节，但正如他们指出的，土地改革是共产党“在农村扎根”的关键。到1945年，开展斗争已经成为共产党农村工作的基石和中心，即发动农民摧毁农村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创造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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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根据记录，在1944—1945年间，莒南县开展了1782次斗争活动，最终消除了“发动群众的大部分障碍”。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地方恶霸和腐败，其次是减租减息。在莱东县，地方恶霸和腐败同样是斗争的主要对象。表4列出了莒南县、莱东县，以及整个山东解放区的斗争对象及次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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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山东的斗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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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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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破坏活动”泛指所有企图破坏和抹黑共产党控制的农村组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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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东县，斗争的“成果”统计如下：2763986元现金（币种不详），209999斤粮食，10066亩土地，1667亩山地，306头骡子，206头猪以及包括附属建筑在内的1656间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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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有关这些财产如何再分配的资料很少。有批评认为，有些斗争开展得较为草率，而且受益者主要是军属家庭。后一点在黎玉的一次讲话中得到了印证，他特别强调了1944年的斗争对1945年的征兵运动产生的直接影响。黎玉介绍了渤海地区广饶县的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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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玉指出，广饶县的北部地区曾经“非常落后”。1944年，当地政府和党委加大了征兵的力度，但他们无法完成县里的配额。大部分参军的人最后又回来了。在这一年年底，党和当地政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反腐败和打击恶霸。在随后的一次征兵活动中——尽管只在该县的几个地区进行——共有3145人主动参军。正因为如此，黎玉才会得出结论：“只要群众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44年，山东全省只有1.1万人参军。但在1945年农历新年的征兵活动中，据称有4万人主动参军，民兵的规模超过了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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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通过土地斗争运动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各类党组织。到1945年，已有大约400万人加入了日益扩大的军事和非军事组织的系统中。参加各类组织的人数占到了山东老解放区总人口2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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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激行为 和其他地区一样，在山东，减租政策的彻底实行和滥用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黎玉的发言让人感到，和他鼓励的激进主义一样，这种模糊是有意造成的。他曾表示，在开展斗争的特定阶段，过激行为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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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5年山东斗争运动主要涉及的人数约有1.3万人。针对如此多问题的运动势必要打破阶级的界限。很多中农被划入“斗争对象”。这些人的阶级背景如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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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试图找出引起忧虑的原因，最后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该运动混乱的阶级结构。他指出对富农和中农的打击“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更不要说对贫农的打击。当过土匪、流浪汉和地主的狗腿子的中农和贫农不只是被批评，而是被惩办和罚款，这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经济困难。中农和贫农都是基础群众中的一部分，所以应该以劝说的方式让他们承认过错，而不应该让他们成为斗争对象，“除非群众要求”——只有在这时，把他们作为斗争对象才“不完全是错误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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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黎对在山东发生的很多过激事件态度摇摆。这样的过激事件有很多，包括：不加区别的打击和任意的惩罚；雇工工资提高得过多，从而严重削弱了雇人干活的富农；有男性参军的地主和富农家庭经常得不到应得的优惠待遇。在一些边区和游击区，过激行为还造成了直接有害的后果：很多人被逼与日本人或其他反动势力勾结。而这，还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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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黎的说法，1944—1945年减租减息调查在“削弱封建主义”的口号下，迅速发展成为彻底消灭经济剥削的一场运动。它在清算账目的过程中发生，斗争果实被用来“根除贫穷”，或更准确地说，重新分配财富。到1945年，清算的功能已经很明显。偿款数和欠款数不一定有什么关系。清算账目与其说是发生在过去的剥削中的债务偿还，不如说是直接没收和重新分配财富的一种替代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