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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胶东区有的地方，算盘直接递给农民，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清算账目。在其他地方，曾经打过一记耳光的惩罚被定在100元。因为提升雇工工资是山东的一项重要改革，随着调查运动加紧进行，清算过去的无偿劳动成了相应的惩罚。“七年八翻”的办法被很多村庄使用。照字面意思，这意味着一个农民能够为过去7年之内未拿到或少拿的收入要求赔偿；这个数字将再乘以8——“8”是日军侵略的年数。等到这个数值再折算为通胀后的1945年的货币，数目就更大了。在鲁南的苍山县，有人为少算的20元工钱要求8000元的赔偿。在另一个事例中，本来4元的工资欠账清算时成了1000元。虽然退租的主要目的是惩罚那些试图逃避减租的地主，佃农还是被鼓励用同样的方式清算账目。[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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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案例中，运动都太出格了。但是这成了“无法避免的现象”，因为广大群众已经被发动起来，斗争已经尖锐化了。黎在分析这个现象时区分了来自干部的过激和来自群众自己的过激。后者不仅仅是被容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前者则是需要避免的。“假如这个举动自觉自愿地来自于大众而不是来自少数人，”他写道，“中央的命令是，‘这类的大众左倾不但不是有害的，反而不失有益的一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势力的目的。’”[74]在引用了毛泽东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过激的章节后，黎继续他的言论，他的言论还是一样地激进。[75]他公然反对任何担心激愤的民情会危及法律和秩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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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群众缺少这种觉悟，他们怎么能翻身？他们怎么能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系统？大众将把任何想要停止或改变他们革命运动的人视为斗争对象。如果你害怕大众的左，尝试着包容它。不敢发动他们，或者向他们的活动泼冷水，这些都是右倾机会主义。[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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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干部中的“左”，则不能被允许，因为这会使得他们脱离群众。黎用“群众运动定律”来解释这个问题。在开始的准备期，干部倾向于被右的思想束缚。但是，干部有的时候被“左”倾冲昏了头脑，过分轻易地发动攻击。在这一定阶段，群众还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地主可以恐吓农民，反对减租，破坏农民协会。只有在组织基本上成立以后，干部培训好了，活跃分子被发掘出来了，农民听从了宣传，才是运动的第二阶段或者斗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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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阶段，“左”是不可避免的。干部将“帮助群众打倒地主，粉碎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建立群众的上层政权”。地主对此肯定会负隅顽抗，必须斗争至反动阶级意识到除了接受现实别无选择。当斗争进入了第三阶段，团结成为这一阶段的指导方针。黎声称“不可能与地主和平相处”，团结必须从斗争中得来。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群众将不能站起来，局势会沦为彻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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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仅有的另一次谈到“谨慎”是在斗争阶段，不加区别地打击一大片或与“大多数敌人”做斗争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将制造过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少数，甚至最坏人中的少数”在所有地区都受到打击，这个举动的影响力已经足够根除该地的反动势力了。至于其他时候，教育和群众压倒性的力量将足以应付反对力量。[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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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佐证他关于左的作用的论述，黎玉指出了莒南县涝坡地区工资清算运动取得的成绩。清算斗争遍及了整个地区，当新的“团结”达成时，776户家庭（63户地主，407户富农，304户中农和2户贫农）的财富减少了537267元，4197亩田地，122701斤粮食和7头拉重物的牲畜。这些斗争果实被作为补偿分配到2182户家庭中去（506中农，1489贫农和187名长工）。[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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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还谈到莒南全县同样取得的不俗成绩。在账目清算运动顺其自然地发展之后，很多村庄中几乎没有地主了，至少6000名农民分到了一些土地。到1945年，“左”的过激是土地政策的一个刻意为之的特点，这已经没什么疑问了。农民被鼓励起来，实现一个具体的目的：将“减租调查”运动转化成土改。这样的发展是在《五四指示》中正式确定下来的。1946年5月的土地改革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上面描述的多形式的斗争运动。它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耕者有其田”，还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摧毁现有农村精英阶层以及动员农民创造一个新的农村实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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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抗日战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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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了解由于文献的缺少依旧有不少盲区，上面概述的事件对本章导论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给出了一个答案，并为其他两个问题的回答奠定了基础。第三个问题涉及抗日战争中取得的革命经验的性质以及那个时期减租在动员农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答案从试图解开党“温和的”统一战线与土地政策浮现的矛盾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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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事实是：甚至到了1943—1944年，执行这项政策的地区仍远少于党愿意公开承认的数量。在政策实行的地区，往往有可能只是在名义上实施。这部分解释了在1942—1945年期间，党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右倾错误——执行政策时漏掉了一些地区。[79]“左”的过激只在该政策被大力执行的地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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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使用的执行政策的方式——群众运动中，温和路线通常是矫正“左”的过激的首选。同样，对“右的错误”的关注表明了共产党认为有必要往更激进的方向调整。从1942年起，开始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施行党的土地政策。之前阐述的在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的发展似乎解释了这对矛盾：1942年温和的减租政策伴随着对“右的错误”的关注。这对矛盾不能仅仅这样解释：党想要推行一种柔和的土地政策，以配合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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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真如彭真所说，“左”的激进出现在1937—1939年推行减租的晋察冀边区，那么这些地区也一定出现在1942年党的决议同样提到的少数地区中。在这些地区，减租的实验显示了忠于意识形态的干部和利己主义的农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走出多远。在实验过程中，同时显示了减租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潜在危险，以及在华北进行土地革命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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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个潜力，正如彭真又指出的那样，1940—1942年温和的减租路线的确代表了向后退的纠正的一步。它成为对已经犯下的过激行为的矫正以及对土改区域扩大后抬头的激进倾向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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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2年对减租的关键决议同样呼吁对剥削农民、“不知悔改的汉奸”进行经济上的清算。更进一步，1942年决议将减少一切地主的剥削和减租减息列为两个分开的目标。另外，如果延安政治局在命令“彻底”执行1942年减租政策时，与晋察冀领导想要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那么打击其他形式的剥削是被“温和的”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所批准和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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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该政策被有意制订出来并由官方推行之，似乎是为了让“彻底”和“过激行为”两者之间的实际差别变小。1944年以后的政策更多采取了激进主义的做法，这也支持了以上结论。那时候差别几乎已不复存在。从黎玉和毛泽东各自在1945年9月和11月发表的声明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差别从“小”到“无”的发展，这两个声明明确批准发生在“广大群众自觉斗争”中出现的过激。这就允许对右的错误的关注能够在发展群众运动中扮演恰当的角色。党中央，当然还有地区部门，不仅仅促进了减租的更广泛实行，而且也促进了在军事和政治条件允许的地区对减租政策的性质更激进地加以解读。因此党的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在实践中包含的远不止简单的减租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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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基本群众”一语的不同解释是由当时的地区差异造成的。党中央的声明无一例外地将中农包含在基本群众中，而当地文件有的时候却没有。但是党中央发展群众运动的指示是必须要执行的，这意味着在一些地区，在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中农必须成为打击的对象。这是因为单纯的租佃不是一个群众问题，而群众问题常常不能光靠打击地主和富农来解决。中农的利益于是继续被侵犯，直到平均地权在华北广大地区基本被实行。至1948年初，才开始一致地努力纠正这个特别的“左”倾过激行为，虽然至少三年前它已经被地区的党领导视作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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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同样不可能基于如此稀缺的同时代文献得出结论以及在这里分析：刘少奇此时与党的领导人步调不一致。他的“左”的提议在1937年，而党中央直到1940年才制订明确的、温和的土地政策。还有，党的土地政策在实践中的发展似乎与刘的建议甚为相符：在必要的时候公开支持统一战线，而如果有可能用其他方法而不必通过直接没收就能把富人的财富给穷人，则打破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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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错误——机械地颁布党的减租政策而不彻底贯彻落实，至少有部分原因就像黎玉和彭真说的，是因为一开始要全力对付日本人，而且为了对付日本人，各阶层的人们被拉到反抗运动中来。但是右的错误同样反映了现有的生存问题。1942年政策声明指出减租在直接被敌人威胁的地区应该减缓力度。它规定：“在游击区域或接近敌人大本营的地方，减租……应该减少20%、15%或10%，根据总体目标来决定。总体目标为：增加农民与日本人做斗争的热情，团结不同的阶级来进行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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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减租指示都含有相似的警告规定。1943年晋察冀指示只是其中最明显的。该指示直接宣布，当敌人进犯时，对其进行联合战斗高于一切其他事务。敌人的攻势很猛。在土地政策能够在任何区域被有效执行之前，必须在军事上驱逐敌人，打破敌人的政治控制，建立起一个新权力结构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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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于1943年的党的“十大纲领”，第一条是与敌人做斗争，最后一条是减租减息，而中间八条中的六条涉及政治和管理工作。[80]这不是偶然的。就共产党根据地的全面发展而言，第一条是首要的，中间八条是必要的，最后一条取决于所有的前面九条。它们代表了共产党吸取的关于怎样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教训的总和。整个区域只有满足了特定的军事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后，土地政策和它所引起的阶级斗争才能在村子里变成“所有其他工作之母”。抗日运动动员了人民，在1943年以后日本的攻势开始减弱的时候，共产党为大规模地实现这些先决条件提供了必要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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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单独的减租减息，该政策很显然在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最初发展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因为当时它还没有被广泛地执行。但是激烈地没收土地是统一战线土地政策所要避免的，这就要求共产党寻求新的办法将富人的财富转移到穷人手中。在那些租佃问题并不突出、贫穷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却很普遍的地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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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结果，到1945年，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已经增加了不少内容，特别是加入了一系列通过清算旧账的策略为华北的“基层群众”带来好处的措施。除了分配战斗果实这一物质上的激励，共产党还为全体农民最深恶痛绝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这个问题是：乡村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腐败和滥用。在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所有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劳力无偿占用、债务等问题的过程中，共产党找到了打破农村经济和政治体系、动员农民建立新体系的方法。严格说来，目标不是地主阶级而是统治阶级。共产党已经发现了“通过阶级斗争动员群众”的公式，甚至在地主不是村民关心的迫切问题的地区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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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计划是共产党在内战时期关键的革命活动。土改在华北的开展，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取得的最宝贵的革命经验。或许《五四指示》从未公开发表的一个原因是它如此准确地反映了这些经验。《指示》将重点放在叛徒、土豪、劣绅的罪恶和清算运动上，一个原可能包含成功的公式。但就其实用性而言，《五四指示》对一个在理论上一以贯之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案的发展并无多少贡献，与早期和晚期涉及阶级斗争以及重分财产的主张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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