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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支持孔祥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既然孔祥熙是行政院长，又是老头子[14]的连襟，那么按美国传统，驻华大使就很难不牵涉其中，更难拒绝他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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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马教授的观点却是我们一向所支持的。他的“筹资”方案与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开征的战争税并无二致。如果我们一听说他已陷入险境就加以营救，他很可能就不会被捕，而言论自由和美国式的民主则可大大被促进；其实，马教授既然是知名留美学生，我们及早表态本来是件颇为容易的事；如果约翰逊大使请马教授和几个政府官员共进午餐，那不就是个明显的提示吗？但是，身处与世隔绝的南岸，我怀疑我们的大使在马教授被捕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件事儿。马教授被捕之后如果再采取行动，固然有些迟钝，但约翰逊连这点迟钝的措施也没有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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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我留在中国的那几年里，除了史迪威事件之前和马歇尔调停的短时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有增无减。我们不仅在军事、经济上给了国民党以全力支持，而且在宣传上、社会关系上、国际交往的许多方面，都无一不以自己全部的威信为那一小撮控制国民党的中央派撑腰。除了马歇尔在1946年调停的短时间，我们从不理睬自由主义反对派，这自然伤害了他们。后来国民党干脆躺在美援身上睡大觉的时候，我们对闻一多遭暗杀那件大事都没吭一声。闻一多是受过美国教育的教授，暗杀他的是国民党特务。后来，当国民党以“共党同谋”为名勒令解散民盟时，我们又一声不响地隔岸观火。尽管当时我们已明知民盟成员只不过是调解国共争端，而并非共产主义者，但却没对它伸出任何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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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初，马歇尔回国后发表声明，谴责了国共双方，建议给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分子以更大的权力。之后的官方声明中，又一再重复美国帮助自由派的愿望。但这不过是想装点一下美国的门面，好像我们果真帮助过中国的自由派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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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教授被羁押期间，我在重庆大学与之同住的青年教员是个奇人，堪比街头哑剧的演员。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未经官方许可也敢结交外国朋友。但我和他初交时，发现他对什么都不表示意见，好像决心一辈子过哑剧式的生活。他在重庆是位相当知名的文人，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曾用世界语发表过一篇小说。和我同住时，正以笔名“马耳”将英美短篇小说译成中文发表。他身穿香港进口的华丽西装，但业余时间却避居大学顶楼上一间以芦席贴纸隔出来的小屋里。他搞出了一套相当朴素的“清谈”之道。他收集各色各样的小石头，摆弄来摆弄去，同时创作雕琢辞藻的诗句和双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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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种强烈的遁世之感，我有时在琢磨，他学英语和学世界语可能都怀有同样的逃避现实的目的。他所结识的人里没有几个可以和他讲英语的，而他所以要和我这个讲连珠炮英语的人打交道，不过是为了考验自己的语言能力，而非交流思想。因为，我很难从他口中听到个干脆的“是”或“否”。后来，他讲过一点自己的生平，或可多多少少解释他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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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于华中一个守旧的地主家族。1926年，他有两个血气方刚的弟兄深受国共合作的北伐风气感染，跑到汉口在革命政府中担任了职务。蒋介石叛变后开始迫害左翼自由派，他俩都被列入了黑名单。一个逃往上海，当了颇有成就的买办商，梦想过上纯西式的生活，他对收集珍稀瑞士表着了迷。抗战爆发后，他甘心留在上海，照常生活下去。另一个弟兄回到湖北家乡农村，埋头研究道教去了，他那副孤独冷漠的神气在农民眼里简直就是个怪物。他有时也通过给农民讲些吓人的故事取乐，一会儿说在树林里看见了人形草，一会儿又说是草形人；他说这妖物身体僵硬，除了草帽和扇子，什么穿戴也没有；其实，那只不过是田间用来吓鸟的稻草人而已。日本人占领村庄后，他也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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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首次旅居重庆期间，还结识过另一个中国朋友，我是后来才把他的身世搞清楚的。他的生活明明白白是在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冲撞下失衡的。他曾是沿海一个大富之家的子弟，他们家曾拥有数千亩土地，是在他祖父那一代移居口岸的，并在那里办了一家面粉厂和一家棉纺厂。此人和他的家族在政治上一向活跃，在清王朝统治下曾是官宦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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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老传统，我这位朋友是由奶妈带大的，这奶妈有个和他同龄的儿子，他俩共同生活，情同手足，直到他们12岁那年，我的朋友入学了，而奶妈的儿子却被送往朋友父亲办的工厂。一两年后，那孩子在一次生产事故中受了重伤，这类事故在那些重机器轻人命的厂子里是很常见的。我的朋友站了出来为伤者争辩，但他父亲拒不接受厂方应对负伤者负责的说法，于是，这就奠定了儿子的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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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时，他大学毕业。由于事先得知他因参加过抗日学生运动而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没等日本人到达，他就先从沿海的家乡转入内地了。他在前线国民党军某部政治部工作了两年，当时的政府对自由主义政治工作尚能容忍，有时甚至给予鼓励，以促进军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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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统一战线遭到削弱，国民党便把这方面的工作视为危险倾向踩了刹车。我的朋友所在的部队中有若干人以“共党”罪名被捕，他自己也被人控告了，幸亏因为有人事先警告才及时离去，平安到达重庆。那时，在外省的人如遇被捕风险，倘能脱身前往重庆公开居住，平安无事。在重庆捕人过多会引起外国人的注意，而这是国民党所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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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重庆经朋友帮助设法得到了家里自沦陷区给他的汇款，做起了投机买卖，还学会了酗酒赌博。过了几年，他重新参军，那时我和他混熟了。他对我说，他开始堕落时，自己也觉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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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至少因此洗清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痛苦地如此表白，“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毕竟和一般的国民党员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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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对无党派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觉得他们像是生活在不幸的隔间里，就像游乐场里的“哈哈镜屋”——建在倾斜的地板上，四周墙壁也摇摇欲坠。房子里没有窗户，你要是在里面待一会儿，你的眼睛就会说服你，既然地板依然和墙面成直角，地板肯定是水平的，而墙面是垂直的；你开始相信，你的同伴在可笑的角度中跌跌撞撞，掉下来的东西会斜着降落，水会向上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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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没有亲眼得见，很难设想在反动无能的暴君统治之下生活会腐化到什么程度。美国的左派报纸常说国民党在搞“警察国家”，可是国民党的统治手段，一方面注定政治警察自身必然贪污腐化，软弱无力，同时，它对人们精神道德的摧毁力之大、腐蚀性之强却更甚于真正的法西斯国家，个中道理我从未看到谁曾给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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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主要有两支政治警察，其职能交叉重叠。较大的一支是“军统”，由戴笠主持，直属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保安以及在前线和沦陷区的反共抗日工作；另一支是“中统”，隶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陈氏兄弟所控制，主要负责对付后方的自由派左派和其他有“危险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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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陈果夫在以蒋委员长为中心的中央集团里是关键人物。陈、蒋两家是世交，前者的父亲陈其美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股政治力量，曾在蒋的事业开始阶段给予赞助，后来，二陈的CC系就成了蒋分化其他派系的得力工具。在国民党内，CC系是最反动、最封建，可能也是最腐败的一个派系。陈立夫比陈果夫的地位更高，他在美国受过教育，后来还参与了法兰克·卜克曼在牛津发起的基督教道德重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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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较为次要的特务组织中，最活跃的是朱家骅一派，它的权威来自于国民党，职权范围几乎和竞争对手CC系完全一样。此外，小特务网更是多如牛毛，几乎每个重要的文武官员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各省政府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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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前后，包括主要的政治警察在内都害了全国性的通病。戴笠的人在前线利用职权走私，而陈氏兄弟和朱家骅委以重任的人全都是只知溜须拍马的草包。在小特务网里，大家都以图谋私利为主要目标。所有这一切都与国民党的模式自然吻合了起来，原因在于，倘有一个警察组织效率高，它就会强大得使人不安，就得予以吞并、分割、削弱，而此种格局则可避免一家独大，维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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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外国人很难得知特务组织的内幕，但警察逮捕惩处的权力显然是无限的——尽管国民党曾把保障人权写在纸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看，有关他们腐化堕落的传言一点儿也不假。显然，大多数特务都将精力用于谋取私利，有时胡乱非法逮捕，那只是应付上级。真正的日本特务在国统区行动是相对安全的，集中营里满是无辜的年轻人、因幼稚好奇而看了点马克思著作的中学生、被公报私仇的政府小职员，如此等等。太平洋战争期间，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因为国民党有美国撑腰，就更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了。我那些蹲过集中营的自由派中国朋友对我说，和他们一起的囚犯大多案情轻微，只不过沾了点政治边，至多不过是些业余左派而已，其中还有许多学生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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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懒惰和投机的各色草包警察所统治的集团，其效果倒是超乎想象的。除了马寅初教授那样意志坚强的少数人，我所认识的那些超脱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国政治人物，或迟或早要么被可怕的反动势力腐蚀扭曲，要么干脆就看破红尘了。特务一旦动起手来就可以目无法纪地蛮干，于是许多人在权力震慑下退出了政治舞台，或遁入宗教，或发国难财，或打麻将牌，或搞金石书画这些“清谈”。还有些人学乖了，光说不做，内部也被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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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由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及时到来，我不知还会在重庆待多久。他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创始人之一，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工合”是一场实验运动，旨在实现分权化的、温和化的社会主义工业组织。艾黎常约有意撰稿的人一道旅行，我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我们约定同赴他下一次的田野调查。这回他要去的地方是陕南的宝鸡，那是一个最大的“工合”中心，在离中苏边界数百英里的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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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对史家只顾大城市里的大事件的写法很不满意。我认为，对闻得到革命气息的现代中国，更有意义的是了解不大引人注目的、更有中国特色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当年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就在想，1789年至1791年的图尔或者第戎是什么样子；我也揣测过1776年的哈特福德和萨凡纳、1919年的鄂木斯克和敖德萨是怎样的光景。在重庆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下定决心，自己主要的研究目标是小村镇，距离首都越远越好。由于国民党情报部门无意协助我离开重庆，艾黎的约请就成了我开溜的最好借口。于是我设法搞到了通行证，并于1月搭上“工合”的卡车，离开重庆去往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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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度过的最后几个星期简直像是一场噩梦。冬雾如此浓重，中午的日光也如同清晨微光。泥泞逼仄的街道上拥挤着熙来攘往的人群，家家户户的门窗好像都被人给挤大了。在迷蒙的山雾中，环绕山崖的喧闹之声听得更加清晰了，组织起来的集会游行中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圣诞节是国民党政府的公假日，原因是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委员长是在这一天被释放的。新年也是假日，理由则与西方并无二致。早在抗战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废除了中国旧历新年的一切仪礼，可它却允许按旧风俗庆祝公历新年，以暂时消除战时的疲累和困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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