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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来了命令，要这村子成立个“自卫团”以备日军入侵，但镇长却觉得，他离前线远得很，对这样的命令在大部分时间内可以置之不理。我在那儿待过两个月，只见过“自卫团”两次。团员都是通过保甲制征来的贫苦村民，共有五六十名，他们正在河边受训，手持柳木棍代替枪支。此外，每当上面有命令下来，镇长就召集群众大会。他发表演说，群众排成方块队形，站在那儿听，他们的脚是捆着的。演说的题目是辫子问题（有些山区农民还在蓄着）、公共卫生问题、道德问题、仇日仇共等问题。这样的事我虽不曾亲眼得见，但确实听说过一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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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离奇的还有这类事：国民党经常发布一些有关现代化、文明礼貌的公告。这些公告通过各官僚机构从陪都重庆传递到了双石铺。举例说，镇长可能突然命令苦力不得在集市上打赤膊，年满12岁的少年不得光屁股，严禁打麻将，如此等等。若是这样的全国性政令真的在双石铺推行，镇上就会掀起一阵强制改良的运动，有两三周时间；但这之后，既然政府保全了面子，一切就又无声无息了。所谓改革云云，也就都拉倒了。如此政府，难怪人民会觉得神秘而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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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的难民中，以及把他们和全国各地联系起来的车流中，近来出现了山雨欲来的迹象。这些灾难过去一直只给农民带来麻烦与不幸，现在终于降临到了全国中上等阶层人士的头上。重庆的两大特务组织都在双石铺设有机构，监视日益收缩的权贵圈子以外的过路旅客。国民党各大银行和垄断企业都在镇子上或附近设有办事机构，忙着处理各自的业务。在通衢大道设有一个官方路卡，这是把私家车赶下公路的各种机构中最主要的一个。私人的卡车大都是改装老车，以木炭或柴油为燃料。他们少不得在这儿一停就是大半天，既要交税还得行贿。而国家垄断企业的卡车则烧着没有异味的汽油，疾驰而过，司机和检查员之间，只消相互报以会心的微笑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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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吏面前能得到笑脸优待、和公家卡车一样能顺利通过的私人卡车，只有走私卡车。这勾当没什么秘密。货物表面都盖着日本人或伪政府的税章。他们在双石铺过夜时，会在饭馆里大吃大喝，那样子好似富比王侯。他们把自带的日本造的大灯泡，插在饭店灯座上，直至散席。国民党路卡的官员们就是走私贩的座上客，他们一道大吃大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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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卡车，无论公私，无论去来，都会满载“黄鱼”，“黄鱼”是非法乘客的绰号。绝大多数汽车售票处不会超卖。可是，售票处卖过票后，惯常的法外“交易”就钻了进来。在地下售票处，司机、机师、助手或亲信就会卖出尽可能多的私票，把车子填得满满当当。这些车子老远朝双石铺蹒跚而来时，只见车里的人码得高高的，活像用人搭起来的金字塔。在适当的地点，司机会把车停下来，让“黄鱼”们下车，让他们自己交路卡的钱。客货验毕放行后，车子就开往村对面一端，停下来等“黄鱼”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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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走个过场。“黄鱼”们放心大胆地扛着行李走过检查站，穿过悬崖上面的人行道。而这一切，检查员其实都看得一清二楚。除非上级来了新命令要严禁“黄鱼”，或检查员的油水没捞够想找点麻烦，一般情况下，他们对躲着点走的“黄鱼”总是听之任之的。大家都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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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载着“黄鱼”，很少有车辆能正点行驶。陡坡上满是超载的卡车，冲将下来发出阵阵噪声，给人快要出事故的感觉。那些车子看起来十分荒诞，有好几十名乘客跨在车身两旁，还有些人胡乱趴在车顶。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景象，就不由得会想，这些车就是国民党的写照：它正在守旧而传统的中国大地上飞驰，驶向它必然到达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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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队路过双石铺的情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政府为了自己的荒唐闹剧，给生民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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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住在双石铺的那些日子里，军队常从那儿步行上山，每次序列都是一样的。最前面是骑马的指挥官，身披带彩缌的值星带，腰悬带装饰品的指挥刀。他身后是高阶部下，或步行或骑马，装备由勤务兵背着。然后，在由一批低级军官和可靠士兵组成的武装警卫队当中，夹着一长列抓来的壮丁民夫，他们扛着大锅和其他重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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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走在民夫后面，有时齐步走，有时脚步拖沓，与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作战装备、生活用品都背在身上，可我从未见过他们携带枪支。所有武器都在民夫拉着的大车上，距离士兵相当远，这是有意为之。阻止开小差的队伍也由军官和亲信士兵组成，其规模和防止民夫逃跑的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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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些士兵是想逃的，偶尔也有少数虽然消瘦但穿着整齐的老兵，吹嘘说他们从军阀混战起就开始南征北战了。他们只熟悉军旅生活，对这样的生活也还算满意，只是偶尔面露愁苦之色。他们大多四肢消瘦，手腕和脚腕由于营养不良而纤细异常，眼里满怀心事，眼珠闪亮异常，像发烧似的。发肿的双脚上裹着血迹斑斑的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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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装卫队之后跟着一批病弱濒死的士兵，走一步叫一声，用不着专门看守了。他们若是掉队了，也就没什么用处了。他们的情况越糟，就越不想逃走，因为逃回远方家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当然更无法找别人照料他们。国民党故意把拉来的壮丁都编入远离家乡的军队，致使他们无法逃跑回家。这是精心策划的计谋。在大部队过去之后几英里，病弱的可怜虫们还在路上踉踉跄跄，甚至连滚带爬地紧赶慢赶。他们离开行军伙房就没地方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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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挣扎着的人们所属的部队很少是开往前线、为抵抗侵略而去洒最后一滴血的。他们大多是那些从未见过日军或许永远也见不着日军的地方“杂牌军”，只是国民党在国内搞的“平衡”把戏中被抛来抛去的抵押品罢了。让他们受苦受难的目的，只不过是削弱这个或那个地方集团的势力，并在后方建立外地人的政权罢了。这一切都只能使民族更加衰弱，民心更加涣散，但国民党却由此增强了力量。大车上的枪支是为对付部队所到之处的农民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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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有好几回，成群的壮丁被赶来双石铺。因为他们还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对他们的主人来说，一点军人的作用也起不了。对待他们的方式于是更加残忍、更加野蛮。我所见过的最惨的一群约有150人，他们自成都来到此地，已被驱赶了几百英里路，距离西安军营还有100多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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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下午。在耀眼的阳光下，红红绿绿的群山在发亮，天空现出五颜六色的云彩，仿佛孔雀开屏，积雪为山顶镶上了白边。就在这样的诗情画意中，一群壮丁被赶进村里来了。黄土路的转弯处，一群愁眉苦脸的人拖拖沓沓地过来了。他们面色苍白，简直和积雪差不多，破烂的衣服上积满尘土。当然，他们是被捆在一起的。他们东倒西歪，互相碰撞，残酷地向别人乱踢腾，有些人自言自语，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神经错乱。本来，人们对壮丁受到的不人道待遇已经见怪不怪了，可那天我在双石铺所见的却非比寻常。繁忙喧嚣着的大街一下子静了下来。这些呻吟喘息、自言自语的生灵被赶进了一堆堆征用的干草，他们晚上就睡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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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出现了许多街谈巷议，那如果不是出于义愤，也是出于好奇。有些和壮丁或警卫谈过话的人四处散布消息，说这些人都是鸦片烟鬼、乞丐或其他社会渣滓，是在成都搞新生活运动时被从大街上扫出来的。让他们走这么远的路，原是想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中途死掉，剩下的才做壮丁。被征用了草垛的村民就住在这些人附近。他们说，夜晚什么床铺、铺盖都没给那些壮丁用，那些人都是从四季无霜的成都来的，衣着原很单薄，在山中度过了几个寒冷的夜晚，有许多人都冻病了；还有人说，他们沿途除稀粥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另一个人说，人家这么做是故意的，怕他们吃饱了有劲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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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这些壮丁留下的就只剩下一条解脱之路了。翌日清晨，在大家被吆喝、鞭打起来之前，警卫们已经把4具精疲力竭、冻馁而死的壮丁尸体草草包裹起来，扔到河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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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村里的外来难民户并不关心全国的崩解。他们是心满意足的鸭子，一边嘎嘎叫着，一边吃着蛇和小鱼；而另一边，公园里的豹子已经吃完了金花鼠、知更鸟和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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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原本是要去重庆的，留在双石铺多少是出于偶然。由于战事吃紧，过往车辆在这里住宿、打尖的甚多，稍具眼光和资本的人都不难发现，在这里开个饭馆、旅店一定能赚不少钱，于是就索性留了下来。尽管在我滞留此地期间，私营企业已开始衰败，但双石铺的市面还很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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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难民户所用的地皮都是租来的，免交地亩税——从名义上讲，双石铺只收地亩税这一种税——可是他们却能送子弟上学，也能受警察保护，这两项的开支可都来自地亩税。他们需按保甲制报户口登记，但有钱行贿的日子很好过，即便钱不多，也不至于像山区农民那样备受欺压。他们是城里人，技术、声名都比山区人强，和保长搞好关系是很容易的。而且他们都是从东边来的，同乡之谊很深，一家有难，家家支援，有困难时富裕的同乡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另一方面，保甲长们从他们的传统压榨对象那儿还能榨取所需，也就不苛刻地对待外来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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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人很穷，只要能拿一点钱，愿意给外来户干活的人就多得很。他们都很胆小愚昧，在威逼利诱下更是容易受骗上当。大致说来，他们和本地人的关系颇有点像西方殖民者和有色人种的关系，后者如同下等种族。他们是中产阶级，有技术、有见识，其中大多数还有资本，因此对笨拙落后的农民是很看不起的，其程度甚至比当地地主更甚。1941年，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店铺、作坊都搞到了手。饭馆、理发店、妓院之类的城镇买卖都是由外来户经营的。地主们即使在穿着饮食方面可以学得和外来户差不多，可本事还是不行，资金也很短缺，因此无法和外来户竞争，也无法在社交上渗入外来户的圈子。没有一家企业是本地人和外来户合伙经营的，有的只是四五起互通婚姻之事，但都被视为不幸的结合。论技术和股本，没有一个本地工人有资格加入“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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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难民户的经济事业一般也像殖民者一样目光短浅。按战前勘探结果，凤县是中国矿藏最富饶的地区之一，铜、铁、煤一应俱全。农民只开采了很少。其他矿产也露出了有开采价值的迹象。路易在离开上海之前就把双石铺列为了“工合”的据点。两座低山之间的山涧很适合建水电站。双石铺临近公路，一旦西部得到开发，它的地位必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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