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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月，上千万的河南农民不得不吃树皮、树叶和泥土过活。在洛阳，半升小麦的价格高达80元法币，比苦力工作一周的工资还多。树叶比较便宜，在霜降之前为1升1元法币。有一段时间，牛肉的价格下跌到比小麦还便宜，这是因为许多农民不得不屠宰耕牛过冬。当树叶凋零时，开始传出人吃人的消息。当时每一列从洛阳开往西安的火车上都爬满了难民，就像死虫身上群集的蚂蚁一样。难民们紧紧扒住每一个把手或脚蹬，许多人由于过分虚弱而跌下列车，惨死在铁路线上。在洛阳到西安几百英里长的铁路沿线，到处都是这些人的尸体。这年秋天，不管农民是否还有粮食，垄断粮食的官员和地主照旧逼租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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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浮光掠影的观察者也会看出，这是一场特大的饥荒。在洛阳街头，街旁的沟中到处躺着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与此同时，饭店仍然开张营业，只要有钱大可以尽情吃喝。由于粮食的缺乏和昂贵，许多贫穷的市民开始像农民一样挨饿；但国民党的官老爷和小职员却在整个饥荒时期都在吃公粮，从没断过炊。许多腐败的官员甚至倒卖公粮，大发横财。一些受歧视的地方军口粮短缺，汤恩伯的嫡系中央军却总是吃得饱饱的，以便“维护社会秩序”。后来，这些受宠的军官们因为大发国难财和出售军粮而遭到公众谴责，汤恩伯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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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去一样，囤积者们囤积小麦，等着饥馑促使小麦价格飞涨，然后用获得的暴利低价收购土地、儿童和快要饿死的人的其他财产。据说，富人在西安附近设立了几个大规模的组织，派出代理人前往灾区低价购买土地和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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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两年的河南大饥荒中，死亡的总人数高达300万人，在第一年可能就死了近100万人。这样一场大灾难可能不完全是人为的，但很明显，如果不是有人为因素的话，死亡人数就不会那么多。在河南工作的教会救济人员发现，他们可以在灾区从囤积者手中买到小麦。当然，价钱是很贵的，但比起从外地购入廉价小麦，在当地购买可以更快地解救饥民。许多救灾粮食就是通过国民党官方机构，从当地粮食囤积者手中买来的，然后再把这些粮食分发给种出这些粮食的农民们。外电报道，一些文武官员以极高的价格为救灾工作提供了小麦。毫无疑问，这些小麦是他们在枪口威逼之下从农民手中抢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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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比起河南当地的勒索分子来说，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还要更加凶恶贪婪。当时，所有送到中国的外国救灾款项都必须按照官方牌价——1美元比20元法币——进行兑换。可是，在河南当地的黑市牌价，美元的真正价值为1美元比40元法币。这就是说，送往河南灾区的每1美元赈灾款，至少要被经手外币兑换的国民党银行勒索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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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似乎也有自己的救灾计划。在大饥荒的第二年，消息已经传到海外时，国民党拨了一笔救灾款项给河南省。但这笔款项的滥用成为抗战后期的巨大丑闻之一。由于救灾款项的发放者正是趁灾荒之机大发其财的官员们，所以其中绝大部分款项都落入了私人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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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已经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对这类利用饥荒敲诈勒索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倒是一位住在洛阳附近的教会朋友写信告诉我的一些河南的情况，使我感到不同寻常。很明显，河南的农民也达到了用苦笑排解忍耐的极限，农民们不再遵守封建传统的“克己和服从”了。我的朋友在信中写到，在初夏时，当税吏来到仍有存粮的村庄中征粮时，许多农民愤怒地拒绝交出粮食，而是用钱和农具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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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吏们说：“我们是为了军队和官员征收粮食的，他们总不能去吃钱和犁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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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则尖锐地反问：“难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就能够吃钱和犁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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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村庄中，税吏必须在大批士兵的保护之下才敢于搬运农民的粮食。当他们搬走这些粮食时，衣衫褴褛的农民们像一群猴子似的追逐他们，尖刻地谩骂和威胁这些抢走了自己口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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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末，在饥荒刚刚开始，还没有使大批农民倒下去之前，整个河南的城镇中到处都发生了抢粮暴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甚至国民党官方的粮仓常常被成群的武装农民洗劫一空。在秋初，一大批暴动的农民直逼洛阳西宫。在这种威胁之下，河南省政府不得不允诺向农民开仓放粮。但这个诺言之后并未兑现。在宿命论的影响下，由于饥饿而越发虚弱的农民没有进行更多的暴动。但这年的几次暴动毕竟为以后开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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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三章丨老板与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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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美国在远东缺乏必要的军事准备。这一事实现在已是人所共知，无须赘述。到1942年中，我们和欧洲盟国已经失掉了我们远东沿海的所有地盘，只有印度仍然在英国人手中。在这一年里，我们对中国内地也只能提供一些象征性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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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将军被蒋委员长委任为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重庆，开始筹划整编国民党军队。在当年春天撤出缅甸的战役中，史迪威将军在名义上担任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官。此后，他在印度设立了训练营，整编和训练由缅甸撤出的中国部队。由美国志愿飞行员组成的“飞虎队”在缅甸战役中战绩辉煌。1943年夏季，“飞虎队”在昆明正式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为陈纳德少将。他之前是美国退役军官，担任国府军事顾问。由于缺乏人员、供应和必要的基地，第十四航空队当时仅能对日军进行骚扰，主要目标是印度支那附近地区。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第一批美军运输机就飞越“驼峰”，由印度抵达中国。但是，由于这条航线气候复杂，地形险恶，再加上人员和设备的缺乏，所以直到1942年底，实际运抵中国的物资并不多。而在如何使用这些不多的物资的问题上，史迪威和陈纳德经常与国民党高层发生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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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政治预备同样欠缺。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国家中，我们以前一直是和欧洲殖民者，而非本地的亚洲人打交道。现在日本人把欧洲人全都赶出去了，我们于是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局面，甚至不知道该和谁打交道。在中国倒不存在这种问题，但棘手的问题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在1941年日美谈判期间声明，我们不会接受任何有损中国的协定，但我们当时没有向日本提交最后通牒，而是把谈判继续了下去。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在向中国表明，我们是准备和日本人妥协的。不仅如此，我们在政治上的准备不足还反映在对未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内地的一无所知。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国务院在中国的外交官们大部分仍然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沿海城市，他们直到1942年秋才被日本人遣返，到了1943年初，他们中才有人抵达未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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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42年，我们能够找到的称职的“中国通”一共只有五六个人。他们全都被史迪威将军任命为自己的政治助手。当然，这是人尽其才；可中国成为美国盟友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国务院在中国的人员配备都严重不足。国务院不能派出观察员，不能开设新领事馆，也不能进行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到美国未来的重要盟国来说，这些工作本该刻不容缓。由于这种迟误，甚至直到日本投降时，把美国陆海军所属的情报机构如战略情报局、经济情报局、美国战争情报局和国务院的情报系加在一起，对中国局势的了解，都远远不及我们对任何一个欧洲盟国或敌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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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当我在重庆南岸俱乐部，听着观看空袭影片的美国人发表对华不友好的议论时，我就在想：作为个体，尽管不自觉，但他们确实反映了自己国家的态度。1942年，当我看到美国的战时对华政策逐步成形时，我进而相信，国家与个人一样，都会不自觉地固守某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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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的一年里，国民党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十分光辉的。在日本扫荡了各个殖民帝国之后，中国挺立如故，坚强战斗，犹胜以往。许多美国人对此都曾一度满怀激情，一如他们对待苏联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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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一个身居中国的观察者来说，就连如此的感情流露也觉得问心有愧。因为在中国急需我们帮助、而我们无所求于中国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就是另一番模样。现在，我们对中国感到迫切需要了。如果国民党如其所要挟的那样，果真单独和日本媾和，战争就要延长好几年。如果我们的盟国中连一个亚洲国家都没有，远东战事就会与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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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谣传说，美国上层圈子的确有过罪恶的居心。1941年，美国曾暗中炮制“远东慕尼黑”[22]，把日本提出的媾和条款交给蒋委员长，逼迫他接受，哪怕对日让步会对中国为害极深。虽然这个说法可以解释许多事情，但我却不太信服。战后有股谈论本国丑闻的风气，如果上述传说属实，那早就该被戳穿了。据我观察，美国对华政策是在不自觉中形成的。若干个人、若干集团，对若干基本事实做出了反应，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形成一整套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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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少听说过一件美国人与国民党之间的“交易”。那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我们处于毫无准备的尴尬局面中。这些“交易”尚未公开，因此我不会将详情列出。当时哪怕较为人知的交易也带有逢迎中国人、特别是国民党及其头头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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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事例是美国向国民党驻美代表发放了5亿美元。当时是用贷款的名义，但从来没还本金，连利息也没付。我们从来也没指望收回本息。国民党拿了美国这么多钱没有什么好的用场，无非是美国表示亲善的一笔巨额小费，拿来供国民党自吹自擂罢了。当时，我们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都是按《租借法案》免费供应的。国民党银行在海外的资金足以通过“驼峰航线”购买物资，也可以用来支持新币的发行。但在1942年以及以后的若干年中，国民党都没有表现出支撑法币的强烈意愿。但它的亲信从通货膨胀中可是赚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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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国民党并未给这笔美国赠款安排什么特殊用处，赠款的大部分留在美国，直到1944年才有2000万美元换成黄金运往中国，声称要公开抛售以缓和通货膨胀。但若无其他有效措施，单靠抛售黄金只能让黄金贬值。最终，很大一部分会落入国民党高层及其亲信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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