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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昆明市，一座美军飞机修理厂已经建成。在公路对面是一个村庄和一座庙。虽然离春节还有几周，但几个衣着褴褛的和尚已经在庙门口忙着贴彩纸了。庙旁的大树下挂着一架秋千，村里的小媳妇、大姑娘纷纷聚集在秋千周围，她们穿着蓝上衣和过节的红裤子，戴着绣花帽子，脚下是后跟系带的鞋；她们互相推着打秋千，尖叫嬉笑，她们只在春节期间才能荡秋千。农村中的房子是黄色的土坯墙，屋顶成尖尖的人字形，没有窗户，外观破破烂烂。公路这边的修理厂宿舍是雪白的新营房，屋顶坡度很小，有许多窗户，外观整齐漂亮。修理厂的场地上，一台P-40战斗机的引擎正在工作台上轰鸣，活像一个怒目圆睁的神像，周围是一群美军机械师，正在毕恭毕敬地侍候它。营房外有五六个美国士兵正在自愿做仰卧起坐，起伏的节奏一如教堂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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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搭乘一辆顺路的美军吉普车从机场去昆明的。沿着公路有一群挑着扁担的农民，当吉普车从农民中间迅速穿过时，坐在吉普车后座上的美国兵开口说：“你知道有一天我看见了什么情景吗？一个瘦小的老头顺着公路走过来，他肩上也挑着这么一根东西。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许叫‘东方棒’或者‘笨蛋棒’吧。它两头也像这样挂着两个筐，每个筐中大约有50磅稻米。当时另一个老头在路旁等着，给他一些钱，买下了一筐稻米。你猜，这个挑稻米的老头接着怎么办？你一定以为，他会把剩下的一筐稻米匀一半在空筐中。可他偏不，他去捡了一堆石头放在空筐中，然后挑起来继续赶路。你能理解这样的人民吗？反正我是永远理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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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吉普车经过了另一群农民。他们用扁担挑着木桶从昆明城里走出来。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原来木桶里装满了粪便，是从昆明市区的厕所中掏出来的。这些农民步伐矫健，扁担一上一下地颤悠着，显得很有节奏。扁担古老极了、简单极了，但也聪明极了。我打算以此为例，向那位兵士解释一下：对于挑扁担的人来说，必须有足够的配重才能踩上点。我正要开口，司机忽然转过头来对后座上的士兵说：“麦克，我认为你对我们的盟国太挑剔了。你总是把他们的文化贬得一钱不值。我不喜欢你这种态度。你瞧，人家有一万年的文明史，知道怎么平衡扁担上的两个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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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路颠簸，我终于到达了空军第一招待所。它坐落在昆明北城外的滇缅公路旁。这招待所像一座校园，但比成都的教会学校更加美国化。建筑是抗战前那种半西方式的砖结构房屋，庭院中景色如画。这儿住着几百名美国空军人员，年龄大都和大学生差不多，娱乐方式也和大学生差不多。房间中有新家具、浴室、暖气和电灯。钉在墙上的画片和成堆的杂志，给房间增添了一些愉快的气氛。当我在傍晚到达招待所时，走廊中的暖气和电灯很舒服；听到哗哗的淋浴声，亲切的带鼻音的笑声和叮叮当当的碰杯声，都让人觉得这儿可真像是美国大学生宿舍，只是没人要准备明天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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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昆明市内开始工作后，便借住在城里朋友家。一天傍晚，蔚蓝色的天空由晴朗转向灰暗，我沿着城墙漫步走进北门，那里砌有钩状门龛的高塔已经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了。回到住处时，我发现朋友正在招待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那是一所著名的内迁大学。当时市政府发电厂供电不足，在暗淡的灯光下，教授们弓着身子围坐在一小盆炭火周围，一边用火烤着双手，一边抱怨着米价的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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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全面子，重庆政府时常提出控制通货膨胀的新措施。但这些措施持续的时间很短，就像上一章中讲到的“冷饮店禁令”一样。重庆政府最近又采取了一项流于表面的措施，下令在春节之前“冻结”米价。但云南省当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当地军阀龙云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他控制着当地官价米的销售，这些稻米是从农民那儿征收来的。他把官价米配给或低价售给政府公务员。当他接到重庆的命令时，就独自决定把他控制的官价米涨价一倍。这样一来，商人的米价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也随之飞涨。这些衣着破旧、围着火盆烤火的教授们在米价飞涨之前生活本已拮据，现在又面临着一场新的灾难。他们只能相对无言，露出绝望的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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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我抵达昆明的时候，这座城市很快就会对美国至关重要，这是几乎可以确定的。如果美国从亚洲大陆向日本展开进攻，昆明正位于战区中心附近。战区呈长条形，西起加尔各答，东至上海，长约2000英里，宽约500英里。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都是由加尔各答港登陆的。由此自西向东，经过印度孟加拉邦、缅北、中国华南地区直到太平洋岸边的上海。上海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目标。这个条形战区可以看作一条走廊，从1943年初的战局来看，盟国军队通过这条走廊向日本发起进攻是非常有利的：当时国民党控制着中国南方大部，特别是上海以南的大片海岸线，距日本本土只有500英里，而且日本守备空虚。当时盟国控制的其他任何地区都离日本本土比较远。很明显，沿这条走廊攻击东京是一条捷径。这种局面一直到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美军攻占硫黄岛和冲绳以后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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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当真要利用这条走廊发起进攻，它尚有不少欠缺之处。在走廊的东部，日本人在北面控制着长江，在南面又控制着大海，还占领了香港、广州和其他一些南方沿岸的较小港口，从而控制了南海。他们随时可以在这一带的任何地点登陆。由此向西，日本人占领了印度支那，从南面威胁着这条走廊，最近处离昆明不到25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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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条走廊再往西看，局势更加严峻。缅北盆地是一片热带丛林，北部是高高的驼峰山区。宽度达200英里至400英里的盆地和山区几乎把印度和中国隔绝开来，将走廊一分为二。从陆路通过或绕开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人在1943年以前就迅速占领了缅甸全境，并且牢牢控制了它。这一地区的北面是更难翻越的西藏高原，南面是日军占领的东南亚。所以，由印度到昆明的运输线只有一条，就是美军空运勤务部的“驼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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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缅甸阻塞在中间，从加尔各答到上海的陆上交通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日本人认识到这条走廊被盟国用来进攻本土的话，他们毫无疑问会发起反攻。在那种情况下就需要强有力的防卫，后勤压力也很大，就这点而言，陆上交通运输条件的不足就尤为明显了。昆明以东只有一条公路通向华南，由昆明到贵阳这一段是滇缅公路的延长线，是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只能并排通过两辆汽车，类似于美国乡间的二级公路。在贵阳，这条公路分为两条，一条向南，经过的山区更多，路面条件也更恶劣；另一条到柳州，那是残破不全的华南铁路系统的终点站。贵阳到柳州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5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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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的铁路大部分是单轨，许多车厢都被炸毁或报废了。在日本人入侵之前，国民党曾计划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把中国内地和沿海、沿江的大城市联结起来，但现在铁路只是曲折地由柳州通到韶关，直线距离为400英里，铁路里程却有800英里。由韶关这个铁路终点站向东北方向到上海还有几百英里。有一条土质公路由韶关通向赣州，它根本不能用来进行军事运输。但即使这条土路也不能直通上海，它通过赣州后在山地中朝东北方向延伸一段就到头了。从这儿到上海中间还有200英里的“无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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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贵阳到衡阳还有一条公路，不过这条路常常被贵州东部神鬼莫测的暴动切断。衡阳到赣州也有一条公路。除上述公路之外，整个中国南方的农村几乎再没有公路了，有的只是供本地牛车或手推车走的小路。吉普车偶尔能开过这些小路，但卡车根本不可能通过。1943年，在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南方，有大约一亿人和几百个大市镇。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战争来说，它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就交通状况而言，中国南部几乎和未开发的加拿大北部一样，公路和铁路网极不发达，但加拿大北部只有几千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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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从这条走廊向日本进攻，美国人当时有两个不同的作战方案。作为陆军军官的史迪威将军从地面部队的实力出发，主张采取稳健的方针。他的主张是，首先在印度营地分批训练中国士兵，使其成为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然后夺回缅甸北部，重新打开通向中国的陆上通道。与此同时，不断推动中国军队的改革，当缅甸通道打通时，美国武器就能大批运入。这时可以建立更多的训练中心，使中国士兵学会使用美式枪械。另外，还要建立起一整套军用品供应基地网，并大大改善整体地面交通状况。这样中国本身的军事力量就会不断增强。当国民党军队力量足以使日本不敢轻易进犯时，就可以在中国建设若干大型美国空军基地，继而轰炸日本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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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空军出身的陈纳德将军赞成激进的方针，主张立即对日本进行空袭。在战后回忆录中，他透露说，威尔基访华时，他曾托威尔基把一封密信转交给罗斯福。在信中陈纳德夸口说，只要用当时在中国基地上的不到150架美军飞机，他就能“把日本打垮”。尽管他后来大大修正了这种估计，但他仍然相信，单凭飞机就可以迅速地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只要得到来自基地的空中支援，就足以保卫美国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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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前往昆明时，这两个方案和史迪威与陈纳德的冲突已是公开的秘密。但辩论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一个刚刚从重庆到达昆明的人来说，昆明机场确实像是美军的一个拳头，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小指头。“驼峰航线”的月运量大约只有3000吨。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仍然力量有限，只能对印度支那和中国南方海岸的日军进行一些骚扰性的空袭。史迪威也仅在昆明和缅甸前线的部队中建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训练中心。两位将军都不得不耐下心来，等待美国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最偏僻、最易被人忽略的角落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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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听到的而言，后来的美国人士对这两个方案的评估都仅仅从纯军事观点出发。他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南方并不是一片荒野，而是一个住着上亿人口的地区。他们正挣扎在饥饿线上，任何新的骚动都会把他们推入深渊。如果采用了陈纳德的方案，而日军反击成功的话，对于千百万人民来说，这就不仅是一个军事理论上的错误，而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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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的方案必然会招来日军的反击，而通过在滇、桂两省的观察，我立即明白了，这种反击必然成功，哪怕只是游击战式的渗透。在这些南方省份中，只要你走出美国空军基地和陆军训练中心，就会很快发现，到处都弥漫着政治腐败、人心离散的浓雾。老百姓苦难深重，怨恨已极，与两年前我在中条山看到的情况一样。千百万人的这种状态，不仅是一个政治现实，而且在军事上也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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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访问过云南省的一个村庄——陈昆（音译）。它距离昆明市约8英里，在一个为陈纳德修建的新机场附近。由于位于肥沃的昆明平原上，和市内又有公路相通，所以它在云南省算得上是文明富裕的村子了。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不平等的状况也依然相当严重。全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没有土地，或是当佃户种田，或是当苦力做工，生活极为贫困。另外二分之一的人有一点地，但还需要再租一些。他们也是终年辛劳而不得温饱，几乎和无地的人一样贫困。剩下的四分之一是地主，不过和云南的大多数地主一样，他们只是小地主，并不怎么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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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原来住的是和越南人、泰国人、缅甸人有血缘关系的土著居民，到了十四、十五世纪，中国驻军才大批进入云南，控制了昆明平原和其他富饶的谷地。谣传他们把土著居民赶进山区，然后瓜分了土地。大多数士兵只能分到几亩地，但这儿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好，加上被洗劫一空的土著居民的劳力又很便宜，所以他们的子孙靠这点土地，就能过上其他地方的大地主所拥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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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昆，最大的地主拥有不足5英亩（约合30亩）稻田，其他地主等而次之。这儿没有土著居民——他们迁居到更远的山区去了，劳动力是后来的汉人。他们是在土地瓜分完毕以后才来的，所以只能充当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真是廉价极了，一家人若有1英亩（约合6亩）地，都能算是“士绅”了。在这场为自由民主而战的世界大战之中，这些“士绅”恐怕是最老的“古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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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农民，这些“士绅”们穿着破烂不堪的绸褂，其肮脏程度足以佐证他们领导下的村庄的面貌。他们把手指甲留得很长——就像野兽的爪子一样——以证明他们从来没有劳动过。我听说，几年前征兵造成劳力不足时，许多这样的小地主宁可抛荒，也不愿意丢脸地自己动手干活，结果堕落到一贫如洗的境地。这些人在村子里摆出一副士绅的架子，整天泡在村中的茶馆里喝茶饮酒赌博，靠练书法、抽鸦片来打发日子。也许为了证明自己是土著居民的主人，他们仍然坚持让家中的女眷裹足。这对于她们可太不幸了，因为这些小脚妇女还必须下田劳动，好让丈夫过上优哉游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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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访问陈昆时，和村民谈的主要话题是实物土地税。国民党下令征收土地税已经两年多了，在云南征收却是第一次。村民们多有怨言。新办法是按地亩收税，但仅有的田册是清朝年间的，早已过时。有的土地已由肥沃变成贫瘠；有的土地被登记过两次，或在两个村庄重复登记；有的土地已被政府征用，原主却还要为其交税。按照纸面上的法律，土地税不得超过农民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但实际上要高得多，以至于比较贫穷的农民都在谈论是否要放弃土地，去昆明城里当苦力。“士绅”也再次面临是否要下地劳动的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