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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城墙东临深绿色的漓江。从飞机上看下去，江水好像是城市的一部分。漓江两岸排满了水上人家，江中游艇穿梭往来。江对岸是东郊，江上有两座桥。一座是高大笔直的现代大桥，大梁都是木质的；另一座是一串舢板连接起来的便桥，朝下游方向弯曲，仿佛碧绿江水上的黑色项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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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周围是藤蔓覆盖的石灰岩山区，这些小山峰直逼城下，好像也是城市的一部分；在桂林的西部和北部，它们围成一个圈，竖立在护城河对岸，仿佛一个个高大的外围堡垒；它们只有几百英尺高，也许算不上山，只能说是小丘，但同样具有桂林山峰那种直上直下的奇特形状，如鱼鳍，如刀锋，如瓷片，显得比实际上更高耸。山顶的宝塔亭阁更为桂林添了几分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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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也有几座山峰高耸于低矮的树林和房屋之间，如同墨绿色的公寓大厦。我后来了解到，这些山峰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在当地无人不晓，就像美国大城市里的摩天大楼一样。据说一座山峰上有两个妩媚的狐狸精，另一个山峰的山洞中藏着老虎和狼。漓江对岸郊区有一条隧洞，直穿山峰中心。传说，这个洞是2500年前一位德威兼备的将军用弓箭射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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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桂林上空盘旋时，我看不到富豪或西化的痕迹，比方说像昆明的军阀别墅或法国区。但比之昆明遗留自中世纪的贫民区，桂林整体上有一种朴实、兴旺、别致的氛围。在传统的庭院式建筑之中有一些较高的半现代化建筑，屋顶花园和回廊有广东的风格。桂林的大部分街道都相当宽阔，商业大街两旁有带拱顶的洁净走廊，而且排列着茂盛的树木。全城到处都有小湖，最大的两个在公园里，湖边是绿树成荫的小道。桂林郊区有一片片奶油色的平房，每一所平房外都有带栅栏的花园，我以前在中国内地从未见过这种舒适的、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如果说昆明的灿烂阳光、华丽色彩、悬殊的贫富差距类似于地中海沿岸——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城市，那么桂林那种柔和的阳光、淡淡的倩影、欣欣向荣的气氛则像欧洲更北边国家的样子，如比利时或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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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机场被一群直立的小山峰包围着。一个中尉下飞机时说：“太可怕了！山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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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旁只有一个士兵显出开心的模样，“真好呀！”他身边还有20多个美国人，都是常驻桂林的美军士兵。他们正注视着一群中国苦力填平空袭炸出来的一个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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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国兵走了过来，实事求是地说：“至少现在机场周围都是山，先生！但我们正在谈论要劈开几个山峰，把它们安上轮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推来推去，日本人来空袭时，我们还可以把它们推过来当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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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尉咕哝着说：“这真是我见过的最要命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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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桂林期间，从2月到5月份写了一篇长篇报道，报道桂林和广西省的情况，然后开列桂林成立美国战争情报局分部所需的房屋、设备、中国职员清单。如果美国战争情报局想在广西开展工作，桂林是最合适的地点。这不仅是因为美军发动进攻时可能会经过它，而且因为它是中国南方出版业的中心。上海和广州好几家最大的印刷厂都因战事内迁到了桂林。桂林每个月都会出版几十种书籍、十几份大众杂志。城内发行着5份报纸，其中之一就是桂林《大公报》。在当时的国统区，桂林《大公报》的消息最灵通，言论最大胆，因而享有全国性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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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应当在这儿解释一下，当时中央政府实行一种政策，把不同政见者都转移到了重庆。这是因为在抗战后期的几年中，外地省会在言论和出版上比重庆享有更大的自由。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似乎是国民党中央过于不得人心，批评国民党不再只是少数人感兴趣的事，杀鸡儆猴的办法已经无济于事。某些省的书报审查官甚至还鼓励这种批评，桂林就是如此。这里言论氛围比较开放，且当地纸张物美价廉，所以桂林的出版物才会遍及整个中国，声名卓著。在重庆出售的桂林出版物比在桂林出售的重庆出版物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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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路和铁路的交汇点，桂林还是口头消息传播的中心。许多南方前线军官都把家属安置在桂林，自己也在桂林度假。香港难民也聚集此地。他们起了一种媒介作用，把外界消息传入闭塞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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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小群香港难民是中国的自由派和左翼流亡者。他们是在皖南事变后由重庆逃往香港的，珍珠港事件后又不得不避居桂林。国民党当然想让其中比较重要的人回到重庆。但是，当时中国南方的挂名陆军司令李济深驻节于桂林，他不愿归顺中央。虽然他的军队指挥权已经被剥夺，权力也所剩无几，但保护这些自己所同情的流亡者还是足够的，他们因此才免于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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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桂林即便不是整个华南的“首府”，至少也是一大片区域的中枢。但是，第二年国民党军队撤离桂林时，将城区大部付之一炬；又过了一年，日军撤退时把其余部分也烧毁了。流散的难民从未全部重归家园，乃至1949年共产党占领桂林时，这座城市仍然大部分是废墟，比难民营好不了多少，到处是经常逃难的中国人居住的棚屋。现在回顾起来，当时在桂林和广西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是国民党的位置，政府名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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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位广西将军消灭了当地的对手，和国民党中央合作过一段时期，后来又和蒋介石决裂，企图把广西建设成他们自己的大本营，并在留德、留苏、留日顾问的帮助下，建立了桂系政权。桂系政权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独裁的，但比旧式军阀还是要进步一些。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农村组织了民团。民团在本乡驻扎受训，无事则务农自给自足。中学生和大学生被吸收到民团中担任军官，同时培训省内官员，使其担任各自管区的民团司令。这些官员一般兼任当地学校的校长和当地的政府首脑。桂系在农村开展了成人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这种宣传杂糅了国民党早期的孙中山思想和地方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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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白崇禧二人新建公路，拓宽街道，建立示范农场，还邀请实业家入桂办厂。他们的计划很像日本侵华前10年时国民党在纸面上宣传的那套东西。不过毫无疑问，他们在广西一隅是办了实事的，也吸引了一批杰出的人物。他们拥有一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特别是某些来自特权阶层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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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权力的追求在1936年夏季达到了顶点。当时，他们联络国民党将领和广东省势力策划了一场反蒋叛乱。但蒋介石收买了广东省的将领——或许包括李宗仁和白崇禧本人——从而将攻势分化瓦解。第二年夏季，日本人开始大举侵华，在两广事变中失势的将领们再次为蒋介石效力。蒋介石玩弄手段，将李宗仁和他的桂系军队调到远离广西的长江以北，把白崇禧调到首都重庆，任命其为总参谋长，这个职务看似殊荣，但实权很小，因为他处于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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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省省长仍然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亲信，但要害部门却由中央委派掌控。该省的财政也为中央所控制。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改革事业被国民党接管，但中央政府没有将之发扬光大，反而破坏了成果。1943年我到桂林的时候，公路建设和其他建设规划已因缺乏资金而停顿，因为钱都被腐败官僚捞去了。地方工业也被官办企业逼入绝境。民团也被解散了，代之以征兵拉夫。像其他地方一样，壮丁们被镣铐锁住带出村庄。由于桂系军队大都被调离本地，广西对侵略者敞开了大门，情势万分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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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政治教育和宣传也停止了，借口是“不利于人心安定”。李宗仁和白崇禧曾经搞过一个国民党广西党部，工作原本是比较积极的，但后来被认定为非法，代之以尸位素餐的中央机构。许多曾经热情支持白、李的青年，现在开始认为他们是叛徒，因为他们放任中央政府进入广西；其中一些人开始讨论广西独立，甚至要和共产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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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春末，史迪威和陈纳德被召回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及其幕僚协商，之后敲定了中国战区作战方案。5月间，在桂林已经可以猜测到绝密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了。当时美军后勤部队在桂林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着手为第十四航空队扩建原来的简易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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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史迪威遗著的记述，当时在华盛顿，他和陈纳德两人各自陈述了方案。陈纳德宣称，他可以用一支强大的空军在6个月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史迪威则认为，在没有打破日本人对缅甸实行的封锁、中国地面部队的力量不足以保卫美国空军基地之前，贸然在华建立大型空军基地是愚蠢的，原因在于，日本一旦遭到美军空袭，必将展开反击。此事有先例可循：1942年春，杜立德空袭东京之后在中国沿海着陆，作为报复，日军随即进犯了浙江省和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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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得到了蒋介石和当时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丘吉尔的支持，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则同情史迪威。最后的决断似乎是由罗斯福个人做出的，他倾向于支持陈纳德的计划。作为计划的第一步，总统下令在7月底之前将“驼峰航线”的月货运量增加到7000吨，其中三分之二交给第十四航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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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他著作，当时有一些压力影响着罗斯福的决定。缅甸在战前是英属殖民地，所以丘吉尔不愿由从印度出发的中美联合部队来解放缅甸。在战前，有些国民党人就表示过，缅北应该划归中国。如果由中美联合部队来解放缅甸，被解放的缅甸人很可能不会欢迎英国人重返缅甸了。此外，丘吉尔等英国保守党人士可能认为，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会打破亚洲的平衡，使战后亚洲无法回到战前的殖民地状态。其他迹象也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希望中国在战后维持虚弱状态，如同“被拯救的少女”。那样，中国就会对拯救她的诸大国充满感激，而英国人也就能继续占有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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