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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当然支持陈纳德，因为史迪威提出的军队整编计划可能会削弱蒋对军队的控制。美国人希望改善中国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这又会在国统区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美国人在中国集中精力于空中攻势，那对蒋介石来说，不但较为稳妥，而且十分有利。更何况，陈纳德还建议由美国人训练一支国民党空军，这正合蒋的心意，那将有利于抗日战争结束后打内战。同时，他还定下一场豪赌，指望日本人忙于其他战线，无暇对他组织强有力的陆上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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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了解华盛顿的亲国民党院外活动集团，但这件事和其他一些迹象都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集团明显地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制定。短期内，这些政策看似对国民党有利，但到头来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的崩溃。大战期间，宋子文和孔祥熙有很长时间是在美国，似乎是院外集团的领袖。涉及此事的美国人包括：原新政派成员托马斯·J.科柯兰和与罗斯福有亲属关系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后者在战时是陈纳德的助手。宋美龄可能也对罗斯福的这一决定起了作用，她当时身在美国，刚刚入住白宫。虽然由于不得体的傲慢举止，她在讨好总统这一点上失败了，但她期望更多美援的大肆宣传活动，终究还是让罗斯福决定再给蒋委员长一点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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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看来，我认为罗斯福的这个决定主要还是在于美国自身。当时美国对中国局势的了解太少了。我在广西发现，当地农民和士兵的处境比云南要稍好一些，但仍然苦难深重。这就使广西本省防务也成了大问题。中国南方其他省区的报道也说明了类似的情况。这些情报并不难搜集，只需留意观察就能知道。史迪威精干的情报机构是了解实情的，他到华盛顿去的时候肯定也携带了相关证据。但很明显，他带去的证据还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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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决策本应依据实际情况，但当时却全凭臆断。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对国民党的研究开始得太迟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如同威尔基看待世界局势的态度一样，当时驻华美军的言行也表现出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带着主观臆断的色彩，以为美国强大无比，毫无弱点，不但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更能以自己的愿望左右美国之外的一切，美国的力量使我们无往而不胜，最多只是费一点力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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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机场开始扩建后不久，我被召回重庆述职，并为开设桂林分部做最后的准备。离开桂林前夕，我在桂林的一个朋友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不经起诉审判就被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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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萨空了，是一名著名媒体人。他在香港期间所办的报纸不断抨击国民党，所以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刚踏上国统区就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桂林各家报纸都收到警告不许雇用他，但他在当地编辑中有几位朋友，所以仍能用假名写一些社论和文章，并在私底下做一些与报纸相关的事情。他是一位活跃敢言的民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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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初春，萨空了便从一位国民党朋友处了解到，他有被特务绑架的危险。人们劝他不要单独行动，因为如有其他朋友在场，特务们就不便动手。他听从了劝告，但他觉得，因此被吓倒有失尊严。他没有约束自己的舌头，甚至在公共场合也是如此。从萨空了那里，我听到了不少消息，都与后来发生的事实相符。他很风趣，和他相处很愉快。但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的残暴和愚蠢，他是充满义愤的。那年春天，宋美龄做了一次扬扬得意的美国之行，萨空了对此不吝辛辣嘲讽。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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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在美国的表现，使我羞于向美国人启齿。她的访美是作为官方代表，但她的行为却像一个小孩。你能想象丘吉尔夫人也会像宋美龄那样急急忙忙地赶到好莱坞去，为的是要一个影星的亲笔签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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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现在我真为宋美龄害臊。她一直责怪罗斯福总统没能给中国更多的援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统说道，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会尽快给中国更多的援助。这时，宋美龄回敬说，上帝只帮助自助的人。这表明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或者自以为愚弄了美国人。如果上帝确实只帮助自助的人，他早该让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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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实在不能理解宋美龄，她平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民族自豪感，但现在她却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前途完全取决于美援，这等于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只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乞丐。她的这种思想在国民党内是很普遍的。我们许多人害怕，这将让中国变得真正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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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5月底，萨空了失踪了。两年以后，我才在重庆又遇见了他，当时他已被释放，释放时和逮捕时一样，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我从他那儿了解到，绑架就发生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后的几分钟。那次我在桂林的一条大街上碰见他，他正同女友和她的妹妹一同逛商店。我们驻足谈话，两位姑娘则进了一家商店。谈话结束后，我继续上路，而他就向那家商店走去。还没等他走到门口，一辆小汽车就从后面追了上来，停在路旁，车里下来两个身穿黑色制服带着枪的人，他们对萨空了说，上面想见他。他们逼他上了车，然后便驱车离去。商店里的两位姑娘没有看到这个过程。有好几天时间，没有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警方宣称不知道他的情况，后来有人辗转打探才得到了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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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不许桂林的报纸提及萨空了被绑架一案，于是城中流言四起。当然，有一种说法是，他被捕是因为通共。当时有两个苏联大使馆人员常驻桂林，而萨空了是和他们谈过话的中国人之一，于是谣言就说他是苏联人的代理人，从莫斯科拿了几百万金卢布。如果我听说萨空了现在是共产党员，我不会惊奇；但我不太相信他在桂林就是地下党，尽管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一贯流言缠身，而且流言针对的往往是最正派的人，这似乎成了一项传统。萨空了向来有“理中客”的好名声，他自己的谈话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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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空了被释后，当时逮捕他的含义就更清楚了，那其实是对民盟的一种警告。当时桂林正在变成一个活跃的空军基地，大批美国人将要到达桂林。国务院官员、情报官员和记者也会纷纷来访。桂林的民盟小组暗中希望，可以通过向这些美国人讲述中国的状况，从而影响美国政策，使美国放弃无条件支持国民党。当时重庆的民盟组织不得不完全转入地下，因此对于这件事来说，桂林的民盟小组显然比较有利。萨空了的英语非常好，而且有一种西方人的坦率作风，当然是最好的联络人。萨空了对所有访问桂林的美国人、英国人，包括苏联人都关照留意，表明他实际上一直在做这件工作。逮捕萨空了，等于政府方面明示了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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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空了失踪对我自然是一种震动，并使我联想起在云南和广西所了解的种种令人沮丧之事。此外，美国显然已决定向中国增派空军。种种事情加在一起，使我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启程前往重庆。我在昆明和重庆发现，我外派桂林的这段日子里，这两座城市中的美国军职人员和文职人员都大大增多了。在此期间，我也更加熟悉了后方的种种争执、丑闻和怨恨。下面我要讲几件耳闻目睹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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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留昆明期间的一天早上，我由住处前往机场，在路边看见一个被遣散的中国士兵。他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一想起中国土地上的这场战争，便会想起这个人。这种士兵被遣散是因为太瘦弱多病，无法武装行军。在国统区的各个城市都可以看见他们，但在昆明，这种人最多，处境也最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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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看上去大约只有20岁，但背已经驼了，像个老头。他目光呆滞，沿着公路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仿佛是在梦游。他的两臂交叉在胸前，手里抓着要饭的破碗，但却没有做出乞讨的姿态，也没有说乞讨的吉祥话。他脸色发灰，粘着尘土，嘴角挂着唾沫，身上只有一顶军帽和一件破破烂烂、沾满油污的黄色军上衣。他身体肮脏，瘦骨嶙峋，甚至能看见腿骨和骨盆，生殖器萎缩得如同一段黑色绳子打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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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要经过他身边时，他开始向公路另一边晃去，一辆坐满国民党军官的小汽车从他后面急速驶来。虽然司机稍稍打了一下方向盘，但前挡泥板还是碰上了他。他仰面倒向路边的沟渠，而小轿车早已扬长而去。要饭的碗摔在地上，古怪地一个劲儿地旋转着，好像不愿意离开它的主人似的，接着一下子跟着滚进了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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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农民正要去集市，停下来查看了一会儿，然后带着心烦意乱的苦笑继续赶路去了。我走下沟去，想问问他的情况。但他不愿意说话，也许是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的胸部随着费力的呼吸剧烈起伏，口水从嘴角淌了出来，目光茫然地向上凝视，显出死亡的预兆。既然已经无力回天，我按照美国的民间传统，在他手里放了一些钱，然后继续赶我的路。两个小时以后，我从机场回来时，他已经死透了。他手里的钱已经被人拿走，他那已经死亡的双眼无神地瞪着蓝天。天空中，美军的飞机正在发出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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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片蓝天下，我听到了一些与战争有关的故事，最奇特的当属宋美龄归国了。细节可能不完全准确，但我认为大体上是真实的。历史学家们可能对这个故事会有兴趣，因为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人大都信以为真，虽然当时国内的大多数美国人还把宋美龄当作圣女贞德、维多利亚女王、凯瑟琳·科内尔和奥维塔·卡尔普·霍比[28]一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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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美龄一贯爱慕虚荣，贪得无厌，但她年轻的时候，她的骄傲神气里面带有明显的民族自豪感。日本侵华之初，她的行动也表现出了勇气和民族精神。虽然在那一时期，她在中国国内的影响远不像国外宣传的那么大，只是做了伤兵、难民、战争孤儿方面的工作。但她的旅行和讲话说明，她也投入到了当时席卷全国的爱国热潮当中。然而，从那以后到1942年末去美国为止，她在国内完全消沉了下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她有很多时间不在国内，而是隐居在当时英国人控制下的香港的豪华别墅。在这段时间里，她的主要兴趣似乎是让外国人宣传她，并通过她来对蒋委员长施加影响。毫无疑问，她助长了那种极其有害的“宿命论”思想，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靠外国人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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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她真正堕落是在最近的这次美国之行以后。在美国，她受到了近似狂热的追捧，于是乎飘飘然起来，以为美国将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天性朴实的妇女是不会被这种奉承冲昏头脑的，但宋美龄自命不凡，这只会加速她的堕落。她其实对中国的状态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她明白，美国之行的成功只有靠欺骗。这样，当她回到中国时，就似乎变成了一个病态的、自大的女人。欺诈伎俩的得手让她沉醉不已，但实际上，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个人方面，她都不可能再取得这样的“成就”了。这个矛盾使她的虚荣心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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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到达重庆之后，我应邀参加了孔祥熙夫妇为欢迎宋美龄回国在花园举行的外国人士招待会，这给了我一个观察战时上层人物生活的机会。当我正走在车道上时，宋美龄的高级轿车到了，正好经过我的身旁。蒋委员长和她并排坐于后座，蒋委员长表情僵硬，像画片一样。事先并未宣布蒋委员长也会参加，他必然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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