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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对中国的干涉、谈判和驻守活动由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分担,那么尽管还是会招致中国人的抗拒,但敌对情绪至少会少一些。中国人容易对美国一国怒气冲天,却很难怨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若是有其他国家做比较,美国在中国虽然难免会犯下种种过错,但不至于引起如此可怕的怒火。假使联合国在中国调解和平也归失败,责难也不会由美国独自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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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联合国行动而非美国单边行动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在外交事务中造成一种我们在国内事务中所习惯的氛围,发挥我们的特殊才能。通过美国的实践,民主成了一种消极的思想,但其妙处也正在于此。民主能把种种事物容纳在一起,能形成一种纷繁的观念和多个派别可以并存的环境。民主只要能得到自由和繁荣的哺育,无须多加鼓吹,也无须把它转变成我们习惯上认为的现代观念中的能动的思想意识。民主能保持不同意见的平衡,并不要求整齐划一,所以当我们在外交事务中放弃这个原则而单方面行动时,就往往会犯错误。在外交事务方面如要获得成功,也应该借鉴我们处理国内事务方面的经验,就是使各方面都得到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我们正是用这样和平的方式来协调国内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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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歇尔在中国调停时也有三方代表参与——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但这还是不够,因为任何一方与其他两方都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若是扩大谈判的范围,固然也有失败的可能,但至少能让美国更好地发挥折中之术,如其在国内政策中所表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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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不少我在战时内地认识的中国男女友人来到北平居住。他们有些是新闻界人士,有些是大学师生,还有一些在军调部工作。我最熟悉的是几位民盟成员,还有一些无党派人士和几个共产党员。以前我也有过国民党朋友,但后来大部分都和我断绝了往来,剩下的个别人也话不投机、若即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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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朋友之间那种真诚、平等的关系,这也是我8年来两次来华的收获。我们的相识部分是出于某些新的原因。回顾1935年,我初次来中国时,大部分中外人士的交往还仅仅是以礼仪相待,不能平等相处,还沾染着19世纪不平等条约的遗迹。外国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就像美国人生活在英国人或法国人中间那样——是罕见的,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行为,人们会说他成了“土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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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比过去多得多的美国人来到了中国,其中很多人的工作促使他们必须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与中国人交朋友。有些人喜欢上了中国,战后自愿留下,或是担任记者,或是加入救济总署等机构,或是从事工商业。战后的北平有一小块地,明显地成了中美人士杂居的区域,在那里大家亲切而不拘礼节,这种情形在战前是从没有过的。我相信,1946年在香港和上海也会有类似的真诚场面,可惜晚了些。但最起码,少数美国人和中国人已经开始平等、真诚、亲切相待,就像宣传里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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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北平前的几个月,我开始感到这片美国的“桥头堡”和我在其中的住处一样,都已经朝不保夕了。有时事情看起来是这样:不管中美双方怀有多么强烈的主观愿望,只要中美关系由美国的强大力量和逐利态度左右,双方就无法继续友好相处。中国人是讲礼数的,不愿伤和气,因此我往往不必为捍卫美国的政策而争辩,免得陷入尴尬境地。我也倾向于避免争论,只是承认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误解,但怨气却会在其他零星小事上发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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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管理我们这间半中半西的房子,我和老叶之间有过一场令人痛心的争吵,那是在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刺后不久。李、闻二位是民盟的领袖,住在昆明,我和老叶都与他们熟识。他们很可能是被国民党特务利用美国海军提供给他们的枪支杀害的。我还想到,7月的一天傍晚,我和几位中国记者聚餐,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蛮横地攻击美国人的写作如何虚伪、如何充满了铜臭气。然后我又想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分队不合时宜地举行了独立日纪念活动,耀武扬威地飞越北平上空和共产党邻近区域,仿佛在嘲讽中国人还没有完全独立,主宰不了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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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北平期间听到人们谈起记者杨潮,他是我在桂林和衡阳结识的,我很喜欢他。后来,他在美国战争情报局驻福建办事处工作。在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美国战争情报局派了一个年轻人去上海收集日方出版物及其他情报。年轻人从上海归来时途经共产党游击区。他回到国统区时立刻遭到了逮捕,在严刑拷问下供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并声称杨潮也是共产党。于是杨潮像通常那样不经审讯便遭到了逮捕。这个消息流传到战后的北平到我听说时,杨已被囚禁数月,最后在上海附近的一所国民党监狱被拷打致死(死的时候眼珠被挖掉,舌头也被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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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听说严刑拷打的细节是虚假的。杨潮患上了疟疾,狱方不予医治,因此身亡。他的妻子去探监时,他已经眼不能视物,口不能说话。于是,她悲痛地认为他肯定被上了刑。但是我并未感到丝毫的宽慰。杨潮是经我介绍而参加美国战争情报局驻福建办事处工作的,他为美国战争情报局的战时工作出了力,现在却被国民党迫害致死。虽则蒋委员长在杨潮去世以前就宣布释放政治犯,但面对这位美国机构的原职员,美国大使馆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营救措施。杨潮死后,美国的报刊和国务院倒是对欧洲共产党国家抓捕的政治犯十分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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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6年秋季,冷战形势初现,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关系自然不能逃脱。在我的非共产党朋友中,大多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在共产党掌权后出国。他们估计中美不久便会被铁幕隔开,我也有相同的预感。私人交往已难以继续,也许在若干时日之后,还会发现我们必须彼此针锋相对。11月,老叶开始计划去共产党辖区,而我则搭上了美军运输机飞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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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面貌红润的美军少校在我身旁俯下身子,这时机身正飞离中国海岸线,飞离浑浊的黄海,飞向冬季的太平洋。这位少校来自军事援华团,专门负责训练蒋介石的卫队——简称MAGIC[41]——这正是国民党的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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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吧?我真是对她着了迷。看看我为妻子买的这个白玉戒指。我在中国只能待3个月,若是再多待一个月,我大概就会真正了解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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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1]原文为“亲自耳闻目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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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文为“过早地夭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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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文为“响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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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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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8年6月,北京改称北平。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于北平,并自即日起改北平为北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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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如后文在介绍行程时所述,作者多次强调自己是来自中立国美国的,但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其身份发生了转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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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英里约等于1.61公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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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国在1890年3月与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取得了在重庆的“开埠权”。《马关条约》后,日本也取得了在重庆的“开埠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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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流亡政府”指的是国民党政府,下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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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中山因患肝癌,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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