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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岛的残暴一度让东京“感到为难”,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皇军的形象”,指出“中岛君所部的行为,有失人道”(陆军省要员阿南惟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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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在日记中也写道:“(暴行)果然是第16师团长以来的表现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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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言,日军给他们留下三个深刻印象:个子矮、都留着长长的胡子——中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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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16师团和第6师团外,山田支队的屠杀也非常凶暴。在过去,该支队在南京的行为一直被忽略。山田支队在南京陷落后一直驻扎在江边的上元门一带,实施了大屠杀期间最大的一起暴行,即草鞋峡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中国军民共计57,000多人遇难(以平民为主)。加之在大湾子和鱼雷营的屠杀(以战俘为主),遇难于山田支队枪口下的中国军民至少有8万人(该支队士兵称超过7万人)!这一数字排在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之后,排在谷寿夫第6师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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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陷落后不久,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和朝香宫鸠彦,被昭和天皇召见,赐予三人以镶有皇室菊花的银瓶;对谷寿夫、中岛今朝吾、草场辰巳、佐佐木到一、牛岛满五人,则进行了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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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南京浩劫还有隐秘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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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身在南京的日军士兵,在屠杀时没有什么负罪感。他们在国内时,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年轻人,可踏上中国土地后,这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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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民族性格,最矛盾的一点是优越感与自卑感并存,也就是所谓的畏强凌弱。回顾历史,日本在20世纪的盟友相继是英国、德国和美国。日本人对作为强者的西方人怀有自卑感,对多年来被他们连续战胜的中国心存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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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视,直接表现在以杀人为娱乐、以杀人为游戏、以杀人为比赛上。但对待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就是另一张面孔了。在安全区内,几个日军正在屋里轮奸中国妇女,被拉贝看到,他朝那些日军挥动着德国国旗。日军看到后,面色惊慌地说:“啊,德意志!德意志!”说完,扔下中国妇女,灰溜溜地跑了。费奇把在一寓所里将强奸妇女的日军轰走后说:“看到这些‘勇敢’的士兵在我们的驱赶下竟翻越装有倒刺的围栏而逃,我们只有嗤之以鼻。”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的刺刀下,中国人人人自危,西方人虽然天天往返于日军面前,但没一个人受到伤害。后来,马吉牧师这样回忆道:“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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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700年武士争斗史,使他们养成一种复仇文化。1937年,日军在上海伤亡惨重,向南京追击途中,没后勤保障的行军令士兵们“苦不堪言”,而且又遇到中国军队的步步抵抗,终于兵临南京城,第9师团首战遇阻光华门,凡此种种,使日军在陷城后产生了报复心理。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回忆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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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暂时结束)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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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环女士在《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实录了很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其中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吉川定国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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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百个中国俘虏被集中在一起,望着俘虏,我产生了愤怒的情绪,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辛苦,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于是,我们把俘虏一个个地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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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三本木一平说得更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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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一个村的人战死,便怀恨在心,觉得(在南京)杀死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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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岛国环境,让他们养成在毁灭和残忍中发现“美”的习惯。在日本的文化中,残忍不是作为被憎恨的对象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存在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切腹时追求的那种精致和程序。具体到军队,便形成以残忍为核心的集体要求:对自己残忍,表现在平时的训练中,如用冷水浇身、互相抽耳光、以木剑刺杀、大雪中站立、烈日下暴晒;对他人残忍,这自不必说,在1937年的南京已被日军发挥到顶点。如果说德国人在奥斯维辛对犹太人的屠杀充满了“工业味道”,只是把一批批人赶进毒气室,那么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杀方式就复杂得多了,他们花样百出,让中国人在死之前得到肉体上最大的痛苦。山田支队的士兵在“处理”一批中国战俘时发生了冲突,有的士兵希望用刺刀刺,有的士兵则建议用机枪扫射,有的士兵则认为砍头更“过瘾”。在一阵吵嚷后,最后终成协议:分批采用不同方式处置,结果日军“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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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环境使日本人有一种天生的焦虑感,战争中表现为过盛的敌意。向南京的进军途中,日军每进一个村庄,先把村民杀光,然后才宿营,有时也许仅仅睡三四个小时,但即使这样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占南京后,只要看到有人走动,不管对方是儿童、老人,还是妇女,日军马上就开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杀死对方的话,自己心里就不踏实,就会感到不安全。士兵外贺关次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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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崇尚等级,一级依赖一级,认为只有这样,个人才是安全的。伴随着等级关系出现的,是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和上级对下级的压迫(与畏强凌弱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在压迫的过程中,上级觉得很正常,下级同样觉得很正常,因为在他们看来:弱小服从于强大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这种“等级压迫”在处于最基层的日本士兵那里爆发,而他们的压迫对象自然是中国战俘和平民。强大者屠戮弱小者在他们看来也是“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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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性格中还有矛盾的一点:作为单个的日本人,是内向的、紧张的、收敛的,甚至是胆怯的;但是,一旦形成集团后,他们便是张扬的、强悍的、富于进攻性的(这又与岛国环境下的心理有关),这种依赖于集团的心理,使他们对集团盲目认同,导致军队在施暴时产生集团无罪感:无论多大的暴行,只要是在整个集团的名义下干的,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在1937年,进行屠杀的不是这个士兵或那个士兵,而是全体日本军,所以在杀戮的过程中,他们不会有负罪感,这自然也就少了约束力,没有了约束力,暴行只能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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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战是1937年中日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役,中国失城迁都,继续抗战;日军攻占南京后,则制造了现代人类史上最大的陷城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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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战,有太多的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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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虽是现地日军临时打起来的,但从调兵遣将上可以看出来,他们仍是处心积虑。前面我们说过了,日军中最能打的师团有6个,而南京战,除第2师团没来外(照样屯驻东北,警备苏联),其他5个师团都来了:有的负责打外围(第18师团),有的负责切退路(第5师团国崎支队),有的负责搞夹击(第13师团山田支队),有的负责直接攻城(第6、第9师团),可以说都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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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南京战,在战术上,日本人运用得相当成功:决定进攻南京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在第一时间里作出让第18师团奔袭芜湖的决定,把中国军队沿江西去之路给堵上了;同时又叫第13师团主力、第11师团天谷支队、第5师团国崎支队分别在江阴、镇江、当涂渡到江北,切断了中国军队北退的路线。从正面进攻的部队,则采取了数路并进的方式,最终把南京围了个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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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军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也是老问题:虽然战术出色,但战略上仍无远见。在攻击南京的命令下达后,各路日军只想着第一个占领南京,而放弃了对向皖南撤退休整的中央军主力的围歼。虽然攻下了南京,但在战略上更被动了:不仅没有迫降国民政府,也没把国民政府打成一个地方政府,而是最终彻底全面地点燃了中国人的抗战情绪,从此真正地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一点点走上军国败亡之路(后来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实际上跟无法解决与中国的战争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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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南京,更有太多的话要说。对中国来讲,在那个年代,去守一个明知守不住的首都,这本身就充满了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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