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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岛的残暴一度让东京“感到为难”，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皇军的形象”，指出“中岛君所部的行为，有失人道”（陆军省要员阿南惟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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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在日记中也写道：“（暴行）果然是第16师团长以来的表现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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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言，日军给他们留下三个深刻印象：个子矮、都留着长长的胡子——中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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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16师团和第6师团外，山田支队的屠杀也非常凶暴。在过去，该支队在南京的行为一直被忽略。山田支队在南京陷落后一直驻扎在江边的上元门一带，实施了大屠杀期间最大的一起暴行，即草鞋峡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中国军民共计57,000多人遇难（以平民为主）。加之在大湾子和鱼雷营的屠杀（以战俘为主），遇难于山田支队枪口下的中国军民至少有8万人（该支队士兵称超过7万人）！这一数字排在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之后，排在谷寿夫第6师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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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陷落后不久，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和朝香宫鸠彦，被昭和天皇召见，赐予三人以镶有皇室菊花的银瓶；对谷寿夫、中岛今朝吾、草场辰巳、佐佐木到一、牛岛满五人，则进行了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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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南京浩劫还有隐秘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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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身在南京的日军士兵，在屠杀时没有什么负罪感。他们在国内时，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年轻人，可踏上中国土地后，这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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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民族性格，最矛盾的一点是优越感与自卑感并存，也就是所谓的畏强凌弱。回顾历史，日本在20世纪的盟友相继是英国、德国和美国。日本人对作为强者的西方人怀有自卑感，对多年来被他们连续战胜的中国心存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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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视，直接表现在以杀人为娱乐、以杀人为游戏、以杀人为比赛上。但对待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就是另一张面孔了。在安全区内，几个日军正在屋里轮奸中国妇女，被拉贝看到，他朝那些日军挥动着德国国旗。日军看到后，面色惊慌地说：“啊，德意志！德意志！”说完，扔下中国妇女，灰溜溜地跑了。费奇把在一寓所里将强奸妇女的日军轰走后说：“看到这些‘勇敢’的士兵在我们的驱赶下竟翻越装有倒刺的围栏而逃，我们只有嗤之以鼻。”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的刺刀下，中国人人人自危，西方人虽然天天往返于日军面前，但没一个人受到伤害。后来，马吉牧师这样回忆道：“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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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700年武士争斗史，使他们养成一种复仇文化。1937年，日军在上海伤亡惨重，向南京追击途中，没后勤保障的行军令士兵们“苦不堪言”，而且又遇到中国军队的步步抵抗，终于兵临南京城，第9师团首战遇阻光华门，凡此种种，使日军在陷城后产生了报复心理。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回忆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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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暂时结束）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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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环女士在《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实录了很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其中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吉川定国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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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百个中国俘虏被集中在一起，望着俘虏，我产生了愤怒的情绪，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辛苦，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于是，我们把俘虏一个个地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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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三本木一平说得更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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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一个村的人战死，便怀恨在心，觉得（在南京）杀死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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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岛国环境，让他们养成在毁灭和残忍中发现“美”的习惯。在日本的文化中，残忍不是作为被憎恨的对象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存在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切腹时追求的那种精致和程序。具体到军队，便形成以残忍为核心的集体要求：对自己残忍，表现在平时的训练中，如用冷水浇身、互相抽耳光、以木剑刺杀、大雪中站立、烈日下暴晒；对他人残忍，这自不必说，在1937年的南京已被日军发挥到顶点。如果说德国人在奥斯维辛对犹太人的屠杀充满了“工业味道”，只是把一批批人赶进毒气室，那么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杀方式就复杂得多了，他们花样百出，让中国人在死之前得到肉体上最大的痛苦。山田支队的士兵在“处理”一批中国战俘时发生了冲突，有的士兵希望用刺刀刺，有的士兵则建议用机枪扫射，有的士兵则认为砍头更“过瘾”。在一阵吵嚷后，最后终成协议：分批采用不同方式处置，结果日军“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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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环境使日本人有一种天生的焦虑感，战争中表现为过盛的敌意。向南京的进军途中，日军每进一个村庄，先把村民杀光，然后才宿营，有时也许仅仅睡三四个小时，但即使这样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占南京后，只要看到有人走动，不管对方是儿童、老人，还是妇女，日军马上就开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杀死对方的话，自己心里就不踏实，就会感到不安全。士兵外贺关次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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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崇尚等级，一级依赖一级，认为只有这样，个人才是安全的。伴随着等级关系出现的，是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和上级对下级的压迫（与畏强凌弱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在压迫的过程中，上级觉得很正常，下级同样觉得很正常，因为在他们看来：弱小服从于强大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这种“等级压迫”在处于最基层的日本士兵那里爆发，而他们的压迫对象自然是中国战俘和平民。强大者屠戮弱小者在他们看来也是“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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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性格中还有矛盾的一点：作为单个的日本人，是内向的、紧张的、收敛的，甚至是胆怯的；但是，一旦形成集团后，他们便是张扬的、强悍的、富于进攻性的（这又与岛国环境下的心理有关），这种依赖于集团的心理，使他们对集团盲目认同，导致军队在施暴时产生集团无罪感：无论多大的暴行，只要是在整个集团的名义下干的，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在1937年，进行屠杀的不是这个士兵或那个士兵，而是全体日本军，所以在杀戮的过程中，他们不会有负罪感，这自然也就少了约束力，没有了约束力，暴行只能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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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战是1937年中日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役，中国失城迁都，继续抗战；日军攻占南京后，则制造了现代人类史上最大的陷城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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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战，有太多的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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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虽是现地日军临时打起来的，但从调兵遣将上可以看出来，他们仍是处心积虑。前面我们说过了，日军中最能打的师团有6个，而南京战，除第2师团没来外（照样屯驻东北，警备苏联），其他5个师团都来了：有的负责打外围（第18师团），有的负责切退路（第5师团国崎支队），有的负责搞夹击（第13师团山田支队），有的负责直接攻城（第6、第9师团），可以说都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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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南京战，在战术上，日本人运用得相当成功：决定进攻南京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在第一时间里作出让第18师团奔袭芜湖的决定，把中国军队沿江西去之路给堵上了；同时又叫第13师团主力、第11师团天谷支队、第5师团国崎支队分别在江阴、镇江、当涂渡到江北，切断了中国军队北退的路线。从正面进攻的部队，则采取了数路并进的方式，最终把南京围了个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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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军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也是老问题：虽然战术出色，但战略上仍无远见。在攻击南京的命令下达后，各路日军只想着第一个占领南京，而放弃了对向皖南撤退休整的中央军主力的围歼。虽然攻下了南京，但在战略上更被动了：不仅没有迫降国民政府，也没把国民政府打成一个地方政府，而是最终彻底全面地点燃了中国人的抗战情绪，从此真正地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一点点走上军国败亡之路（后来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实际上跟无法解决与中国的战争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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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南京，更有太多的话要说。对中国来讲，在那个年代，去守一个明知守不住的首都，这本身就充满了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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