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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会”其他六名成员是赵威叔、赵公瑾、马锡候、黄月轩、胡启阀、王春生。黄是红卍字会活动家，他的名字出现在前一年冬天的救助委员会职员名单中。241927年国民党接管南京前，王曾是一名警官，之后他开了一家旅馆，与该市的黑社会搅和在一起。当他掌管“自治会”警察厅时，这个关系网络对他有很大的好处。1月，“自治会”警察厅与“特务机关”、宪兵队一起，到处搜寻隐藏在居民中的中国士兵。王以前也与日本有瓜葛：他在日本接受警察训练。“自治会”其他好几个成员都与日本有牵连。陶锡三毕业于东京的法政大学；孙叔荣在日本待过两年，日语说得很流利；赵公瑾在长崎接受内科医生的训练；赵威叔和“自治会”秘书王仲调也曾经在日本留学。负责运行南京日常管理机构的人，先前与日本的接触是很重要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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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南梧、许传音、王承典、陶觉三、詹荣光等五人被任命为“自治会”的顾问。至少有三人与陶锡三关系密切，陶觉三与陶锡三是同家族的亲戚，许传音是红卍字会里的同事，詹荣光与陶锡三有私交，他在夫子庙老商业区开了一家药铺。詹的日语也很不错。因为明妮·魏特琳（美国传教士）负责金陵女子学院的难民营工作，新年去看日本人是否停止在校园里的登记工作时，请詹做过翻译。25根据有关中国沦陷时期的历史记载，12月31日，一位目击证人听了詹荣光向那些去金陵女子学院寻求避难的人发表演说，建议士兵去日本人那儿确定自己的身份，这样有希望得到日本人的宽大处理。考虑到前五天金陵大学难民营发生的事，詹不可能无知到看不出自首的结果是很可能被枪杀而不是善待。根据贝德士的报告，“中国人听从日本军官的指示”，鼓励中国士兵自愿前去登记。26那些遵照指示做的人被带走枪决，詹荣光助纣为虐，使悲剧在金陵女子学院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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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传音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获得工程学博士，家中很富有。日本士兵从他家偷走了一辆道奇汽车和一架钢琴。许熟谙英语，并与安全区保持密切联系，红卍字会自然选择他与国际委员会联络。他身居多职：南京红卍字分会副会长、“自治会”顾问、安全区房屋供给专员、国际委员会和日本大使馆联络员。作为陶锡三的朋友，许在占领后的前几周内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他将各种关系连接在一起，“占领政府”便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27如果需要多种关系来完成某件事，他也知道如何穿梭于其中。3月中旬，明妮·魏特琳正努力帮助妇女保护她们的丈夫免遭日本人的监禁，她便向许传音征求意见，该找政府里哪位主事人。由于卷入新政权早期工作太深，他迅速辞职了。1946年，他再次出现在东京审判庭上，作为起诉松井总司令官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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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会”顾问中另一位同样重要的人物是王承典。当我们所指的社会网络不是横向地与其他精英之间的联系，而是纵向地与下层社会发生关系时，他可能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关于此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最近出版的一些以前看不到的杂志和日记，此人渐有眉目了。他以吉米·王的名字出现在南京的西方人面前，是一名拍卖商。28路易斯·史迈士第一次提到他是在12月24日一封信上，信中谈到国际委员会让王担任商业经理。他还观察到王与“南京下层社会有很多联系”，两天后他又重复提到这一点。吉米·王为国际委员会工作的同时，还参与酝酿“自治会”的谈判事宜。当“自治会”成员新年第一次公开亮相时，他与其他合作者出现在就职典礼的主席台上。在西方人眼中，吉米·王是位有灵气的、很诙谐的玩世不恭者，尤其是他在就职典礼上的表现。罗伯特·威尔逊描述，那天王是“国际委员会里主要的人物，但工作能力平平，与社会下层关系源远流长，他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特征”。29在金陵大学工作的美国人林查理（Charlie Riggs）一语双关地说，作为一个旧货拍卖商，王在就职典礼上的角色“很适合一个二手政府”。路易斯·史迈士同一天提到他时，用亲切开心的语调称他为“著名的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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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成员五天后得知，王将掌管“自治会”的食物供给，贝德士嗤之以鼻道：“大米一定将成为最能赚钱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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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士回答：“他可能是这个组织中第一个在3月前能运来粮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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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德国公使馆秘书乔治·罗森 （George Rosen）承认了王的能力，并称他为“新体制里最活跃的成员”。吉米·王，一个商贩，能使自己成为各方都不可或缺的人物，要不是这场袭击发生在他所在的城市，要不是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他可能在中华民国的历史记录中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位置。他愿意行动，而不是逃走，与他一起共事的外国人钦佩他的坦白和精力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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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无情地评价“自治会”其他成员是“一群二手货，不是这座城市里第一等工人”。这个评价有点苛刻，但也不失公平。“特务机关”1月机密报告中讽刺道：这些人在民众中没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管理城市事务的经验。日本官方记述“占领政府”建立时，并没有如此贬损他们。1940年，日本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华中占领政权的历史著作，该书描述“自治会”成员是“地方上有能力的人”30，或许不是“一流工人”，然而确是保守派精英中负责任的领导群体，如红卍字会里的精英们。他们所表现出的能力，与其说是他们的才干，不如说是他们的资助人—委托人关系使他们在南京社会中毫无顾虑且相当有效地处理各种事务。他们不是这个时代的新知识分子，也不是新“南京国民政府”的活动家。如果确实要指出他们有什么资格担任这些工作，那就是他们被1927年掌权的南京国民政府赶出政治舞台后的经历。他们是传统精英，但接受了新式教育（在日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加上他们传统的资源：庇护网络、经纪人技能、与地方社会的广泛联系，使他们成为地方上卓有成效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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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会”精英的影响力在外国人的记录中也有所反映。12月26日，日本军官到金陵女子学院为其妓院征召女人，明妮·魏特琳坚定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拉贝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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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打算交出任何人，甚至有个自愿应招的也不行。接着，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红卍字会里一个有声望的人，我们都认识，你瞧，就是那个了解很多下层社会的人，朝礼堂里大声讲了几句友好的话，相当多的年轻逃难女孩走上前。很显然是以前的妓女，能在新的妓院找到工作，谁也不难过。明妮哑口无言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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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魏特琳惊讶于“红卍字会里一个有声望的人” 竟然与性交易联系在一起，那么拉贝更多是开心而不是吃惊。自治会建立了三个妓院，征召妇女为其工作，尽管有争议，但确实是这个社会阶层人的正常生意。合作者承认提供性行业服务是他们不得不取悦于日本人的让步，但如果因此能安慰性饥渴的士兵，使他们不再到处强奸妇女，那么这个安排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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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掩埋尸体还是征召妓女，红卍字会成员所积极从事的活动都是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有好有坏。由于占领期间红卍字会与日本当局走得太近，因此而遭到唾弃，并在战后被解散。另一方面， 红卍字会因此而得到日军行动的内情和保留的记录，这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用来指控日本。红卍字会保留了掩埋尸体的记录，每天提供给“自治会”。根据“自治会”的报告，到3月上旬总数为31,781具，这个数据还会继续上涨。一封红卍字会要求“自治会”给予财政支持的申请书上透露，4月初，红卍字会成员已经处理了三万具尸体，大部分是2月最后三个星期最后一波屠杀居民时留下的。稍后，南京支会的一个报告记录显示：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4月间，共计掩埋尸体43,121具。1946年，许传音将这个数字提供给东京审判庭，记录在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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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本政府辩护者为减轻日本在南京罪行中的责任，不断引出这个数字作为无可争议的证据，来证明日军没有如中国人所说那样，屠杀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例如，“特务机关”职员丸山进在他的回忆录中重复红卍字会的数据。在其他地方他指控许向法庭提供了错误的数据，因此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红卍字会的数字是这场屠杀非常引人注目的遮羞布，它提出的43,000人是个既能理解又可原谅的数字。但那些反对中国的人，将这个数字变成了最终标准，来抵制多数中国人估计和接受的30万死亡人数。43,000太低了！哪些尸体红卍字会统计了，哪些没统计，都不清楚。但大多数观察家同意，红卍字会掩埋的尸体不是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完整记录。比如，这个数字是否包括士兵，是否包括牺牲在城墙附近的士兵，是否包括已掩埋的或者淹没在水中的尸体。一些人试图用日军的屠杀来削弱日本名声，一些人希望用较低的数据来维护日本的声誉，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将继续引起他们之间激烈的争论。历史学家可以做出贡献，提供数据，缩小他们的争论范围，但必须保持中立，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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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自治会”成员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是1938年1月1日下午，在鼓楼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参加就职典礼的观众是1000个被抓来的本地人，两天前特务机关便通知每个难民营，让他们派出适当数量的代表。费吴生访问日本大使馆时，正碰上他们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便捕捉了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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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忙着指示60个中国人如何进行新年庆典，其中大部分是我们难民营的管理人员。要为这个庆典准备1000面五色旗和1000面日本旗，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取代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超过千人规模的难民营必须有20名代表，人数少点的难民营出10名。新年那天凌晨一点钟，五色旗将在鼓楼上空升起，还将配上一些解说词与音乐（根据节目进行），自然会将兴高采烈的民众挥舞着旗子欢迎新政府成立的场景拍摄成电影。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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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十年前五色旗被孙中山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取代后，从未在空中飘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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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吴生注意到，他的外国朋友不怎么关心新政权的就职典礼，而更在意日军为纪念这次庆典而放的两天假，“因为这意味着有更多醉酒的士兵”，醉酒就意味着屠杀。保存下来的日军士兵日记记载，那天早晨，士兵们举行了一个仪式，面向东方，祝他们天皇万寿无疆；之后，这一天的其他时间全部用来喝酒和“买屁股”（用这个术语来表示购买妓女的服务）。那些想得到免费服务和愿意排队的人可以去军队妓院。一个日记作者提到，他在街道里看到一个中国人挥舞着日本旗子，向一个妓院走去，加入到500个士兵的队列里，享受70个妓女的服务。34其他人选择屠杀来庆祝。（国际委员会记录那天确实有两个14岁的孩子成为两个宪兵队士兵的牺牲品35。）一群新年狂欢者竟然开着一辆大卡车鲁莽地冲进拉贝的家，要他去找“花姑娘”。拉贝拒绝了。他的外籍身份使他幸免于难，但很多中国人因拒绝这个要求而被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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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鼓楼，观众正在聆听中国新政治家及其日本支持者演讲（所有的“宣抚班”人员都在演讲台上就座）。陶锡三宣读了五点宣言。第一点，铲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效忠于新政权；第二点和第三点，“自治会”将与日本人合作，实行防共政策，并矫正“依靠欧美的观念”（它承认在南京人民中这些观念很强）；第四点，陶号召振兴产业，造福于民众。然而在讲这点的时候，他身后的医科大学两边的建筑物正在燃烧36；最后一点，“广泛选拔人才，以期达到彻底的民众自治”。这是1930年代保守派期望国民党放松手中权力的话语。两天后，《朝日新闻》刊文报道了就职典礼，报道说“自治会”能联合南京所有赞成日本人的组织，然而历史学家很难猜测该文作者想到了哪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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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现在有两个不同权限的管理机构：一个是“自治委员会”，资源很少，声誉也不高；另一个是国际委员会，资源和声誉均积累得相当多。“特务机关”希望“自治会”将国际委员会推到一边。国际委员会也有所察觉，他们听说日本大使馆答应“自治会”接管国际委员会的所有资金和储备的粮食，而且在就职典礼前一天，他们得到了证实。国际委员会发表声明，寻求先占有没收的资产，并解释它是私人慈善组织，所托管的资源不能转移。第二天“自治会”回应：宣布它能照管好安全区内难民，国际委员会合理的选择是安排好自己的位置。“自治会”拒绝承认发表这个宣言有什么明确意图。再后一天，日本军事当局开进安全区内鉴别、抓走和处死一些士兵，他们还认为另外一个年轻的男士是“抗日分子”。因为“自治会”已宣布对安全区内享有控制权，日本士兵就是去履行此项特权的。“自治会”虽然声称已控制了难民，但实际上与制度化管理安全区毫无关系，每件事都是围绕着消灭中国兵役年龄的男性公民而展开的。因此，“自治会”1月4日宣称享有控制难民的权力实则是与战争罪犯串通一气。几周后，当“自治会调查委员会”和王春生的“警察厅”帮助宪兵队围捕并处死国民政府的士兵时，这种串通行为由一两个人发展成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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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国际委员会成员对“自治会”态度冷漠，怀疑它只是一个汲取资源的机器。拉贝在就职典礼前两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不反对他们接管我们的工作，但其看起来好像只想接管我们的钱。我不会自愿交出任何东西的。”就职典礼当天，副会长孙叔荣走到拉贝面前，说要和他谈一谈。拉贝怀疑他打国际委员会的主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孙“很谦逊地通知我，必须马上跟我谈一件重要的事，正好，我也在等着这件事。我有很好的主意等着”。然而，事态立即便明朗了，真正施加压力的不是“自治会”而是“特务机关”。1月6日，富久田领事（那天很冷，天寒地冻）访问拉贝时，他告诉拉贝，“军事当局”——拉贝大概指的是“特务机关”——决定：国际委员会应该解散，其资产移交给“自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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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第二天回复了，并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要求日本在接管之前，制定恢复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具体计划。西方人很谨慎地解释他们并不反对将南京的管理移交给中国行政机构。拉贝在回复中写道：国际委员会渴望“自治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一个具备正常功能的地方民政机构，应包括警察队、消防、卫生等设施，我确信国际委员会无论如何都不期望继续履行这些管理职责，这通常是由一个有能力的地方权力机构来完成的”。大体而言，国际委员会不是行政机构，它只是个负责任的、有效的慈善机构。问题是“自治会”不是“胜任的权力机构”。那天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即使‘自治会’有日本人的指导，它也没有明确的想法来处理这些问题，他们所有的兴趣都在我们的资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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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会”已经成立一周了，它还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能力能收容62,500个人（难民营1月的常住人口）和为更多的人提供食物。37拉贝真正看中的是“特务机关”，他没有觉察到它同样不能处理这个城市居民的需求。在一封信中，他极其礼貌地表达了对“特务机关”的期望：“我们也希望日本军事当局将与‘自治委员会’合作，为难民提供食物和燃料，比现在要更慷慨点。”拉贝没有兴趣去寻求政治合法性，而这却强烈吸引着“特务机关”的注意力。拉贝的关键点是：不要争夺稀缺物品，要确保不浪费物品，要齐心协力聚集物品，他指出：“即使各方人员共同努力，也只能勉强满足需求。”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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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沦陷时期的历史著作，根据这两个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用它特有的术语来推断：“伪自治委员会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始终是对立的。”39时过境迁，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尤其是“自治会”成立后的一周内。然而，实际情况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如连任、友谊、共同的关心、对日本人的不信任、公认的资源有限等等，促使他们默默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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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以解决那个冬天的生存需求，推动不同的参与者进行了意想不到的合作。在这场共谋中，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是王承典，即吉米·王。1月10日，王拜访了拉贝，告诉他日军决定不会使用暴力关闭国际委员会，与富久田四天前提供的信息相反。日本人提的条件不高：国际委员会继续从事它的救济工作，但让“自治会”掌管难民的粮食销售。国际委员会同意了，第二天早晨便停止了粮食的出售。但那时“自治会”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销售制度，直到中午，王在安全区内开了一个“自治会”大米销售门面。日本人的下一步是停止给国际委员会供应粮食，第二天中午又停止煤的供应，并禁止它拖运这些货物。可是，在此期间，吉米·王却与国际委员会达成了协议，利用国际委员会的卡车为“自治会”搬运粮食，因为“自治会”没有自己的运输工具。这一步扰乱了下一步。考虑到粮食是从日本人那里运往“自治会”的，封锁就更具有讽刺性。几天后，两个机构都能供应粮食，日本人进行了小范围的干涉：“自治会”唯一的条件是国际委员会雇用的苦力在搬运粮食时不能戴国际委员会的袖章，而要佩戴“自治会”的会徽。即使国际委员会参与工作了，但看上去它也要好像不在现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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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监管食物供给工作的是美国人林查理。林查理是国际委员会负责房屋供给的副专员，在许传音手下工作。他负责金陵大学校园的救济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与慈善工作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包括吉米·王。林查理和王建立了食物供给制度，使安全区难民渡过了1月和2月上旬的艰难时光。正如路易斯·史迈士在1月22日救济工作报告中所记载的：他们俩“一起搬走了比日本人答应给他们的更多的大米、面粉、煤，然后用大卡车运走”。林查理用他外籍身份保护他们的工作免遭日本人的干涉，但他自己至少两次遭到日本军官的袭击。王与南京社会各阶层都有广泛的联系，积极主动地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德国公使馆大使在一个报告中这样赞扬王：他“至少有勇气对日本人说：‘如果你们要反对我，你们最好现在就在这儿杀了我！’” 中国历史编写者喜欢歌功颂德，但他们是不会选择这样的小商贩作为楷模的。如果完全依赖于中国和日本方面的记载，我们现在只知道吉米·王就是王承典——“自治会”花名册上的一个名字。令人奇怪的是，只有西方人的资料中留下了他的事迹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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