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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这场东北争夺战中，中共是积极挑战的主力，苏共则是其幕后的依靠。[196]苏军占据时，中共所有工作都要征得他们负责军官的同意。[197]即便苏军撤走后，中共建立的政权组织也打算采用“中苏友好协会”的名称。[198]周恩来在返延报告时说：“远方朋友［苏联驻渝大使］曾为此向我们做过多次解释”，苏共的立场就是“在可能［与］条件许可情况之下”必然给它的中国同志以援助和支持，“只是这种援助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199]（着重号为周恩来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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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共也利用美国迟到的“冷战”意图，谋求利益最大化。10月22日，延安又一次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将高岗、张闻天、刘英、李富春、王鹤寿、凯丰等11人由延安运至河北邯郸，他们于一个月后到达沈阳。[200]对于秦皇岛登陆的美军，中共采取“美军在形式上与我交好，我亦与之交好”的方针，“避免与美军武装冲突”，但同时明确“这是美顽之麻痹手段”，坚持彻底破坏铁路、电线的行动。这当然也符合苏联的利益，苏军曾指示东北局“美空军如来侦察不要射击”。[201]延安认定美军不会干涉。[202]但不久仍发生了美国商船“赫尔姆斯”（George R.Holmes）号事件。该船停泊秦皇岛，船长等五人登陆并驱车前往山海关，途中遭到中共驻守该地冀热辽军区第十七分区临时组建的十九旅四十六团袭击，但在确认身份后又很快停火，大副受轻伤住院，吉普车被扣。[203]秉承“与之交好”以及“不能给敌人以借口”的外交方针，中共该旅旅长同时也担任山海关卫戍司令的张鹤鸣亲自过问，并为这些美国人专门聘请了厨师，后予以释放。[204]事态未有进一步发展。[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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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民党面对苏联，遭遇的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蒋介石坚持在大连登陆的要求，被苏联政府驳回，而且“态度甚凶横”。[206]10月12日，熊式辉携东北行营主要人员由北平飞赴长春，获报工业设备已被抢劫多半，“丰满大电厂发电机八部已取其六，抚顺炼钢炉已拆取二只，长春广播机件正在拆取。各机关家具、汽车，亦搬运一空”。哈尔滨以北铁道由1.435米标准轨换成苏联1.524米的宽轨，已成割据。种种迹象表示苏联在东北会做长期打算。10月13日，国民政府代表终于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见到马林诺夫斯基，但他对所提登陆、运输、接管等问题大多推诿，或言须请示上峰，或言须两政府间协商，或言有种种困难。只不过苏军表示将于11月20日起由南满北撤，约11月30日撤出中国，另中方所提营口、葫芦岛两地登陆无问题，但国民党军应经由铁路运入东北。国民党早先派去秘密工作人员的活动因受苏军“严厉措置”威胁而取缔。空降的接收大员立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据张嘉璈回忆，“厨子、卫队，均系苏军司令部所派。长春市长曹肇元及公安局长，均系苏军最近委派，自不易自由行动。亦不知如何与当地工商界及经济事业机关人员接触，如同身在异国”。不仅如此，最要命的是国民政府官员手中的法币禁止流通，又无法获得红军券，前中央、交通银行被勒令停业，可怜他们只能依靠别人孝敬来的满洲中央银行券200万元“聊解行营燃眉之急”。[207]也就在东北行营一筹莫展的13日，蒋中正密电胡宗南印发《剿匪手本》。[208]10月18日，他亲自召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尽力挽回中苏关系。蒋再次表达了在大连登陆的要求，解释他之所以请美国帮助运兵是因为苏联驳回了国民政府向其借用舰艇的请求。他甚至向斯大林保证：不追击中国共产党人，并为他们保留一定的地盘，实行自治，设立自治机构和自治军队，只要中共承认国民党中央的崇高领导。[209]莫斯科对此未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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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将阻击国民党军队作为“目前中心一环”，中共与苏军开始联合行动。苏方不但于10月16日拒绝国民党军在日前允许的营口登陆，还要求中共派兵阻止。东北局请求苏联“运用外交力量并给以运输便利”，以使主力部队到达指定地点。苏方继而同意“设法将蒋军登陆时间迟滞十天左右”。利用这段时间，东北的中共军队大举消灭当地现存的国民党武装，“肃清顽方在东北之内应力量”，各地军队更兼程赶至，准备决战。莫斯科派来代表，与东北局“保持经常联系”，“态度愈积极，关系皆好”。在协助阻击国民党军、解除武装、接收政权方面，苏军上下“更积极些放手些”，不仅秘密给予武器物资，有十一二万步枪、约四千支机枪及众多弹药、通信器材等，后来把劫掠剩余的工厂都交中共支配，而且将承德至锦州及沈阳一线（除沈阳市外）的部分铁路运输也交由中共控制，除运兵外，还可将武器装备分散、消化。苏方还许诺在11月15日前协同中共军队打击国民党军。11月1日，刘少奇报告说，原先日军重兵把守的平绥、同蒲、津浦等各主要铁路干线均被中共军队占据或破坏，国民党军各部“均不得进，故去东北者除海运空运外别无他道”。[210]毛泽东明确指出：“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成功”。[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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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复又爆发《光复报》事件，斯大林对重庆敌意更甚，对延安的支持也随之升级。起因是刚刚设立于长春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发行《光复报》，刊登消息说斯大林因健康关系不能问政，大权悉交莫洛托夫掌管。[212]这可触犯龙颜，间接导致莫洛托夫日后失势。苏军当日搜查了吉林省党部，将办事人员拘禁一夜；并切断了东北行营的电话线，将长春市长、警察局长之职交予中共掌握。重庆为避免再起争执，按照苏军要求停止了在东北的党务活动。蒋经国上书云：“想我父子二人，命定忍苦受难，深信祖先有灵，必能使［父亲］大人万事如意”。[213]然而，当国民党军试图按照苏军所允在葫芦岛和营口登陆时，却发现两地均已被中共重兵占领，无从上岸。苏方解释说，这些武装系由关内进入，并参加了抗日战斗，而自己为了撤退，无力也不便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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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当熊马再谈的时候，苏联在东北不合作的态度并未因重申撤兵日期而有丝毫减弱。对于熊式辉所提登陆、接管各问题，马林诺夫斯基改称：国民党军可于11月初在葫芦岛和营口两地登陆，亦可由陆路进达承德，至沈阳、哈尔滨等处，唯须苏军撤退之后，“不使两军相遇”；如仅空运少数宪兵，可在苏军撤退前四五日办理；苏方担保“交通线内不容有非正式军队，如有，必令缴械”（言下之意，其他地方可有中共军队），中方可派员接受中长路以外的铁路；满洲境内各工厂均为苏军战利品，且抚顺煤矿应归中长路经营等。[214]一方面，莫斯科惧于国际舆论，不得不撤军；另一方面，出于对美国在秦皇岛和天津登陆的不安，斯大林利用当前有利的占领形势，突破了中苏条约的各种承诺，企图加强对东北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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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则摆出决战架势，“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命令东北局对于“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215]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至本月底，有三万军队、六千名干部到达东北，十一月将有六万军队、两万干部到东北。总计到年底，共有十二万军队、三万干部到东北”，并命令他们不可“松懈人心与看轻迅速作战的准备工作”，明确“十一、十二两个月是我们争夺东北及热河的成败关键”。[216]11月4日，在给晋冀鲁豫局的指示中，毛泽东更指出“可能迫使蒋军先在大沽、唐山、秦皇岛登陆，如此我可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至于中共兵力，“李运昌最先入东北之五千人，现已扩大至八万，分布南满各地为地方部队，惟战斗力弱。我正规军入满者至此刻止，计有五万左右，在路上半月内可到者约五万，共十万左右，为内线之主力”，加上紧急从各地抽调10.9万人，命12月中下旬到达热河、辽宁、冀东交界地区，以从外线夹击国民党军，并伺机入关。[217]毛泽东明确说：“没有更大的胜利，特别是东北的胜利，武装斗争是不易停止的。十一月至十二月中旬将是蒋与我武装争夺东北的另一次高峰，战场是在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冀东地区。我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战略性质的决战胜利，奠定我巩固的大根据地”。[218]新四军三师主力黄克诚部3.5万人，用两只脚从苏北走到东北，历时59天，其中非战斗减员3000人。[219]正如延安设想的那样，国民政府被迫在华北秦皇岛登陆，再由陆路推进时，遭到了中共部队的猛烈阻击。[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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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底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苏美之间基本上达成了两分中朝的默契。苏联虽然不喜美国在华北驻军，但只要华盛顿不干涉东北，亦可接受。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了贝尔纳斯国务卿。“为什么美国不愿意从华北撤走军队呢？”贝尔纳斯笨拙地答道，美国政府很想撤军，只不过现存义务和实际情况使得这一愿望难以实现。斯大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如果美国想在华驻军，苏联政府并不反对，只希望事先告知；随后，又说如果中国人民认为蒋介石依靠外国军队的话，委员长将失去他的权势，因此他最好自食其力，而美国也最好不要动摇他在民众中的权威。至于遣返华北日人，斯大林笑道，25个苏联飞行员就能受降沈阳两个日本军团，5万国民党军足矣。[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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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对于莫斯科会议态度迥异。蒋中正否定了其决议有关中国部分的合法性。而延安则表示赞同，接纳了苏美两分中国的现实，甚至已开始准备在华北与美国人做生意。它在稍晚发布的外交方针指示中说明：“苏联除开一般通商外是不会到山东及华中华北来投资经营任何事业的，美国资本要控制中国（解放区在内）今后的经济生活，其趋势已不可避免”，因此“应争取美国经过我们及山东工商业者的手来进行解放区的经济活动，我们即可从中获得利益”。[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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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第二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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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诺曼底登陆一样，中共在西南开辟“第二战线”，号召城市居民起来对抗国民政府，并代为反美。11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公开谴责国民党欺骗民众、发动内战，并向全国发出动员令：“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223]11月7日，中共特地在十月革命节当天召开抗议美军武装干涉中国大会，会议主题包括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224]19日，郭沫若在重庆应声发起成立反对内战联合会，号召国统区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然而，20日，信奉自由主义的重庆《大公报》却发表主笔王芸生的社论“质中共”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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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也许要说有兵是一种手段，是一种不得已。但天下事，绝不可不择手段，手段错了，则一切全错；天下事也绝不可诿诸不得已，原谅了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谅了。中共可以说，我们的兵是“人民的武力”。这是值得一辩的。兵是国家的，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也无所谓人民的武力。若使人民自己可以有兵，则你是人民你有兵，我是人民我也有兵，虽说是“人民的武力”，而实际是私兵。举国纷纷，尽是私兵，则国家必然大乱。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就是只许国家有兵，不许人民有兵，也不许党有兵。[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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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在中共看来，国统区舆论很有“统战”的必要。11月21日，延安广播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起来响应重庆反内战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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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陲的春城昆明，在过去数年中，由于“云南王”龙云奉行与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的政策，共产党在滇省得以迅速发展，昆明随着中日战事而崛起为继上海、香港之后的国际左派重镇，与延安形成北呼南应之势。早在1943年周恩来就派南方籍党员华岗化名林少侯，以大学教授的身份作掩护，常驻昆明，与以郑伯克为首的中共地方组织一起，“统战”左派知识分子。华岗一到昆明就有意结交了费孝通、闻一多等知名教授，并根据周的指示，利用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扩大“民主同盟”、“民主青年同盟”为中共“党的强有力的外围组织”，尤其是“通过各种活动促使更多的人认识了美国杜鲁门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反共反人民政策的反动本质”。[226]他们以西南文化研究会名义，密切联系，时常聚会，传阅的却是西北毛泽东的著作。[227]11月22日，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依据延安广播内容，决定组织昆明四所主要大专院校学生于25日集会，以“揭露美蒋制造内战的阴谋，并在学生群众中酝酿”。[228]当日，刚刚晋升为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的费孝通突然发表了《美国你不应这样──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将挑起内战的矛头直指美国政府。这位35岁的年轻教授将之与法西斯相比：“你们政府不惜以你们的子弟，提了枪，坐了坦克，不久之后，甚至会驾驶飞机，帮助国民党以武力来解决华北和东三省的共产党……你们若想在军事上保证安全……必须控制全世界，消灭一切有威胁你们的可能力量……德国和日本的失败原因在哪里？”[229]费来出头，并非偶然。他适旅美两年归来，是民盟云南支部的重要成员，他的话在学生中更有说服力。而且，费孝通的长兄费振东是中共早期正式党员；三哥费青曾是共产党青年团的小组长，此时亦在联大任教。[230]由于受到左翼哥哥们的影响，费孝通在少年时即热衷革命，留学期间又与国际左派往来频繁，也多次参与过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因此他和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31]这可以解释他为何一面对美国政府赞许信赖有嘉，一面又在关键时刻率先公开反美。[232]中共“有严密的部署，布置了一线二线三线，组织没有暴露”。共产党通过其各线组织对青年学生施以强势的影响。在昆明市44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中，国共双方实力对比为8∶20，其余16所虽为中间派，但也有与中共学校合作的可能。[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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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蒋中正则趁龙云滇军主力由卢汉带赴北越受降的机会，令嫡系杜聿明（字光亭）发动军变夺取云南。龙云下台，蒋正式任命三迤元老李宗黄任职省党部主任、代理省主席；10月26日杜聿明调任东北保安司令，他的乡党老上级、黄埔系的抗日名将关麟征改派云南警备总司令。这个李宗黄在春城素有辣手之名。1927年，南京初克，唐继尧殒，李即奉蒋令返乡整理党务，不久龙云在混战中胜出主滇，李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旋在“清党”中因龙袒共而渐生龉龃，李宗黄曾亲自拔枪上阵，威慑学生“驱李”集会。因此，李宗黄与龙云、中共皆有宿怨。1945年7-8月间，蒋介石曾四度见李，秘商削龙，口头许他“回滇主政”，并说是暂由卢汉过渡，“到了相当的时间，再为伯英兄真除”。于是，李宗黄10月7日上任伊始，即大刀阔斧地改革省政、平抑物价，并谓“华北风云紧急”，尤以“迅即严密防范奸党活动”为要。[234]就在延安广播号召各地响应重庆“反内战”运动的11月21日，李宗黄的工作刚获一点起色，蒋中正却正式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并定于12月1日就职，李则改任民政厅厅长。他心中不快，向蒋请辞。23日，李又获报延安广播中有暗示将在昆明举行对己不利行动的内容，更受刺激。[235]24日，李主持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下令“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并派人警告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不许借至公礼堂给学生作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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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中共遂假昆市西郊的联大草坪按期集会，并请陕籍老同盟会员张奚若教授出面游说关麟征：学生集会时会守规矩而不游行。[236]19时，昆明大中院校超过3000名学生有组织地聚集在草坪周围；他们自备了蜡烛、汽灯，中共联大总支书记袁永熙指派了学生纠察队。受到邀请的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先后讲话。其中，尤以费孝通题为《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的演讲最富鼓动性。演讲期间，关麟征为防止学生游行，命戒严部队关闭城门，封锁至联大西门主要街道。会场外时有鸣枪，费孝通便号召大家鼓掌，将集会推向高潮，与会者随之发出共鸣：用我们的声音来反抗枪声。[237]继费孝通演讲之后，中共按预定计划在会场上宣读了《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告美国人民书》和《致美国政府书》等，重复了多项要求，包括“［军队］不得以任何理由作为推进之借口”，“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等。国民党省党部原作操纵会场打算，但未实现，最后在主席团近旁的党部监察委员、调查室主任查宗藩不得已亲自申请以老百姓的身份发言，说抗日胜利后当“戡乱”等语，即被拉扯下台。翌日，在中共的领导下，学联以联络员串联的方式通知全市罢课三天，计有34校参与。[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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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国民党党部在李宗黄的直接领导下则采取“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针锋相对的方针，激化了矛盾。中共以联大为核心成立了学生造反组织“罢课委员会”，铅印出版物《罢委会通讯》，组织学生散发。[239]国民党就由驻滇第五军军长邱清泉负责成立“反罢课委员会”，遍街张贴反共标语，如“从CP［中共］到CY［青联］的外围同学们！罢课不可怕，怕的是CP的圈套”、“共产党制造内乱”等。针对共产党的反美宣传，国民党云南的党团组织进行了反苏宣传。例如，秘密三青团员以“联大政治系1946级”名义，宣传“赞成反内战，在昆明、重庆、延安都要反内战；要求美苏撤退在华驻军”，并在联大学生中产生影响，以致工学院全体表决《告全国同胞书》时竟以73∶138而未获通过，迫使中共方面将口号修改为“谁发动内战，我们就反对谁”以及“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要求撤退在华美军”，终获通过。当中共派出宣传队、宣传组上街宣传的时候，国民党则派出打手队，当街追赶、殴打、逮捕。[240]27日，李宗黄、关麟征召集昆明大中学校校长训话，责令翌日无条件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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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白宫发表了马歇尔将军将作为总统特使访华的任命。对于马歇尔，蒋中正知道因为史迪威事已生过节，心中颇为忐忑，蒋很清楚他将直接影响美国的对华决策，而美国势必进一步对华施压而促成国共和谈、联合政府。在随后月余，马歇尔来华一事时常压在蒋的心头而无法释怀。[241]昆明学潮既为共产党渗透，蒋介石当然不想在马歇尔抵华之时授之以柄。美国驻昆领事也本能地注意到了国民政府的这种担心：关麟征不但派他的副参谋长专程拜访领馆，仔细询问是否收到过学生致美国政府的信件，还派其他代表去美国新闻处。一周后，关麟征本人在拒绝接见联大教授代表的情况下，却亲自与美籍教授长谈达四个小时。[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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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政府不但要顾忌反美，亦不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苏运动。由于新疆伊犁三区事件适获平定、东北苏军又重申撤兵日期，蒋中正一方面仍寄希望于斯大林能够信守诺言，“并不愿因共党关系而阻碍我中俄邦交，非至其组织傀儡政权，则决以极端忍耐处之”；另一方面还打算以苏制美，“在此美国强硬态势之时，我国对俄方式，应示以宽和，不宜竣拒”。[243]他身边的幕僚们亦主对莫斯科持谨慎态度，而不敢与苏联决裂。[244]因此，蒋中正只想尽快了结学潮，遂派高教司司长周鸿经“前往劝导复课，如开导无效，即不惜解散”。[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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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到了28日，昆明事态出现恶化的趋势。上午10时，西南联大学生开会时曾就是否复课问题“发生争执”，场面混乱而告中断。[246]罢委会80余名代表在云南大学泽清堂集会，决定无限期扩大罢课规模，并鼓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同时喊出了五六年后国人耳熟能详的警句：“美国要想代替日本来统治中国”。[247]29日，联大召开全校大会，教授们即动员学生次日复课。此前罢委会已有反对教授会之标语，其代表更当场激烈反驳，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封给教授公开信“由学生一人朗诵，用挑战口吻，措辞婉转而激昂，听众热烈鼓掌，继续罢课”。[248]当民盟的左派教授闻一多、吴晗等也提出适时复课的主张时，中共云南省委立即派人做思想工作，联大总支书记袁永熙并暗示这是南方局的意思，还劝解道：“罢课刚刚开始，学生的要求一条也没有实现，此时若无条件复课，无异示弱于暴力，不但学生难以接受，对整个斗争也不利。希望老师们理解”。民盟方面表示接受。[249]因此，在中共云南党委的组织下，学生对复课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抵制，罢委会宣传队继续上街宣传，并拓展了范围，“第一日［29日］尚在校内附近，第二日扩及全市”，在昆明南大门近日楼张贴大壁报，演出以25日集会为题材的活报剧，并将《致美国政府书》等送入美国驻昆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等机构。[250]青年学生一经鼓动起来，“一再要求举行游行示威”，29日更加“跃跃欲试，要求即刻游行”，连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郑伯克也承认“左的倾向在群众中潜滋暗长”。中共的“反内战”宣传再次发挥了影响，无论如何，比国民党抛出的“反内战的便是共产党”要更有号召力，而且已经获得了城市中下层的支持和赞助。[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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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宗黄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共与龙云、卢汉一派的势力相勾结，正欲酝酿针对他个人的大规模暴动。过去反共的经验告诉他，要先下手为强。对于学潮，蒋中正早有令在先：“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252]李宗黄对此清楚了解。从11月28日开始，国民党军、党、团干部和共产党学生宣传员之间多次发生暴力冲突。尤其是11月30日下午，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即待业军人）周海泉等奉命在南屏街美国新闻处门口枪击联大学生何泽庆右臂，经由惠滇医院取出子弹。[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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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大规模流血冲突终于发生。根据各种资料的描述，虽然对于某些细节还不清楚，但事情发生的可能情形大致如下。上午8时，李宗黄将卢汉迎入五华山省府，举行交接仪式。9时，李来到省党部，以主任委员身份，亲自动员党团骨干：“过去我在昆明办党，学生们也闹事，打到门口来，当时，我手下的干事宁伯晋他们就是不怕，他们也打了出去。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讲话后，李叫他们不带证章、暗藏武器、准备出发。[254]10时，有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三个中队穿着制服的学员300余人，携木棍、锄头等物，列队来到凤翥街附近的联大新舍北区门口。学生由于事先获得消息，已用黑板、桌子等物堵门，并准备了石块，隔墙扔向门外。两边遂成互掷局面。军官学员强夺路旁面店板凳及摊贩的扁担作武器，领队以口哨指挥猛攻校门，并成功地砸出几个大洞，有四五名学员持木棍趁势钻入，攻击学生，被后者群起用石块击出，其中一名叫崔俊杰的（胸标述字第1025号）被捉。两面复隔墙以石块对打，有学生缘梯与墙外言和未遂。11时20分左右，墙外学员王斌持手榴弹，拉火欲投，被适时赶来的联大教授高崇熙上前阻止，领队遂将手榴弹夺去丢在南区校舍以外；南菁中学出纳、兼职教师于再（拥有国共双重党籍）本来此理发，已遭板凳殴打，不幸又被弹片重伤头部。午后12时许，三青支团秘书周绅、国民党部登记科长杨灿率领便服干事约30人，闯入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破坏校舍，并向食堂前院西北角扔手榴弹一颗，未伤人；但当他们进入食堂后，学生躲在食堂与隔壁昆华工业职业学校相通的两扇窗户的窗台后面，向入侵者投掷石块，国民党党团干事们被迫退出，有四五个学生持木棍、石块紧追其后，忽然，又有两颗手榴弹在门内爆炸，联大文科二年级生潘琰（国民党员，后亦被宣布为共产党员）胸部受伤，复被人以利器猛刺腹部；师专学生李鲁连、昆工学生张华昌（注册姓名荀极中）被弹片重伤头部；联大文科三年级生缪祥烈重伤左腿。伤员被抬至云大医院等处救治，途中李鲁连殒命，于、潘、张三人当晚不治，缪君截肢。当日亦遭暴徒袭击的，还有云大门口、联大附中、联大工学院办公室及宿舍等处，另10人重伤住院、轻伤者14人。国民党军官学员及党团干事方面伤者人数未详。整个过程军队和警察都未出面制止。[255]事后，联大国民党团负责人姚从吾教授感慨道：“捣乱者希望的惨案，他们竟代人家造成了！”[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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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既已发生，而国民政府随后的处置方式却又蠢笨至极。卢汉只能大呼不幸，关麟征自认倒霉，随即向蒋报告。地方当局更严密防止消息外泄。蒋中正坚持了他对待学潮一贯强硬的立场。12月2日晚，蒋经侍从室获悉事态扩大，于次日晨下令关麟征枪毙投弹凶手。[257]4日，昆明最高军政当局未按司法程序，由卢汉、李宗黄、关麟征等组成临时军事法庭来审判“一二·一”案疑犯，谁知漏洞百出，匪夷所思。最后的审判结果是：军官总队全部9名被告无一获罪，另推出陈奇达、刘友治、陈云楼3人顶罪，陈奇达更供出手榴弹系日前刚刚认识的一个自称姜凯者让他投向师院的。且不论你信不信，反正法庭是信了，而且在不问姜凯“籍贯、年龄、住址”及“相貌身长”的情况下，就匆忙于一周后拉了两名人犯去黄土坡枪毙结案，陈云楼送渝继续军法审判，对于“姜凯”二字则一直通缉下去。[258]尽管这个结果，蒋中正也不满意，屡令卢汉公布姜凯指使详情，但最终也无可奈何。蒋本人对李宗黄、邱清泉的责任非常清楚，他在日记中写道：“虽为共匪所主持与煽惑，而我党干部军政当局之无智识、无能力竟造成惨案，徒供反动派之口实”。[259]他囿于人情面子，难以展开对案件调查处理，而一味追求学潮的尽快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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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命殁，中共云南省委正好以苦主身份大做文章。人称“傅大炮”的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市闹得不亦乐乎”。[260]首先是停灵。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四位死者的遗体被陆续抬至联大图书馆内。从12月2日入殓至次年3月14日入土，尸体（除潘琰一人火化外）一直停放棺内，且布置了灵堂，开始中国式“哀悼政治”。据估计最开始的一个半月参加祭吊人数达到15万（约当时昆明半数人口）。其次是广播。在情感或者主义的驱使下，昆明知识阶层以极短的时间，制造出大量较为通俗的政治及文艺宣传品，包括壁报、漫画、歌谣、话剧、挽联、挽诗、文告、书刊等，这些宣传的主旨在于“从昆明血案联系到反动派全国性的内战政策；从四烈士牺牲联系到要求民主自由”。为了扩大影响，从2日开始，中共进一步动员人力，每天组织1000-2250名学生分赴全市各处，选取人烟稠密的地方，“先行唱歌，待市民集中后，再行讲演。然后又唱歌，又演讲，如是继续下去”。唱的什么歌呢？有人记得这么两句：“民主是哪样？民主是哪样？民主是一杆枪”。[261]中共地下印刷厂开足马力，使得学联主要刊物《罢委会通讯》的发行量超过了昆明当时任何一份报刊，出版物之多，仅《“一二·一”惨案实录》截至15日就印发了逾50万份。再次是结果。2-6日，昆明大中学教师共298人签名宣布罢教直至学生复课。蒋中正迫于压力，将自请处分的关麟征于10日停职。通过宣传，学生在运动初期博得了社会广泛同情。至14日，共收到各界捐款近3000万法币，几乎都用来弥补巨额的运动开销。国统区的重庆、上海、成都、遵义等地也举行了小范围的声援活动。[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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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平息学潮变得越来越必要。首先从运动的大本营联大渐渐涌现出不同意见。4日上午9时至下午3时，联大教授82人开会6小时，“精彩紧张，可谓空前”，已经暴露出教师群体的分化。其间，以闻一多为首的左派教授坚持继续罢教，而以周炳琳（字枚荪）为首的多数教授主张逐渐复课，最终付诸表决，结果19∶61，否决罢教，改为停课7日，校方“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263]其次来自国民政府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蒋中正命教育部正副朱部长（朱家骅、朱经农）妥善处理学潮，复令卢汉“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264]在蒋看来，“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265]7日，他亲自发表通告，含蓄地责备学生不辨是非而为人利用，“课业中辍”而“自误误国”，视其为“国家之羞”，务必“导学生于正轨”，“切不可任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266]另外，蒋特派青年军编练总监霍揆彰中将暂代昆明警备司令，暗示要对罢课学生用狠。两位在外的联大常委傅斯年（4日）和梅贻琦（12日）相继赶回昆明，在前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的指挥下，迅速形成了主导复课的核心力量。12日，傅斯年分电朱、蒋两位领导，提出“若星期一仍不复课，地方人士必大起反感，教授或不少辞职，如此，学生将尽失同情与立场。再不复课，自不妨考虑其他办法”。[267]14日，傅主持联大常委会议，决定下周一（17日）起照常上课；卢汉照此报告蒋中正，但已做该日复课无望准备，电请决定“最后之处置”。[268]15日，侍从室唐纵电告正在北平视察的蒋中正，建议政府不能解散学校，但可开除拒不上课的学生。[269]朱家骅也替校长和学生们求情：“希望在执行最后处置办法之前，能有数日缓冲期间”。[270]次日，蒋表示同意。但昆明方面尚不知悉，连闻一多也再度动摇。他找到联大中共代表袁永熙，请示道：“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罢课不要拖得太久，过去我们在教授会上说话，多数人都支持，现在会上我们成少数派了。教授们从学校利益考虑，都希望早些复课”。[271]17日限期已到，昆明阴雨，复课仍旧未遂；傅斯年转变方法，“加压力于学生”，约梅贻琦辞职，其他教授相劝，商定如20日学生不复课，即总辞职。[272]傅闻两人更争吵起来。19日，教授会向学生发布忠告：“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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