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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白崇禧和李宗仁也来了。两人来自大西南的广西省，十分骁勇，竟然真的开进了京城内的东北角。蒋介石来时，只带了大批卫兵。随后，胜利各方便在孙逸仙临时墓地集会，向已故革命领袖的亡灵报喜。那是在西山的一座石砌古寺内，离城九英里。自两年前在广州见他以来，那位瘦削的黄埔军校校长，已经跨越了漫长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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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管见，中国的整体局势，预示着将有连绵不断的内战。1926年6月从广东开始北伐的国民党集团，现已不再是一群团结一致的狂热爱国者。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与党内、军内的共产党人，均已发生了严重分裂及武装冲突。他的南京政权，对于那些支持孙逸仙政治理论中极端部分的人，态度已转为冷淡。国民党已不再承诺土地改革，也不再承诺劳工可自由组织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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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军事上及外交上的胜利，引来了千奇百怪的追随者。将军们和地方军阀们突然都信奉起了国民党的原则，其实都是装的，内心里并非爱国者，全都是些守旧派，只求南京放过他们，好继续控制自家的军队和地盘，征饷抽税如旧。有些军阀拥有的雇佣军多达二十五万以上。毫无疑问，这些花钱请来的大兵，对国民党的原则，自然是闻所未闻的，之所以高举南京的旗帜，只是听命而已。显然，对于只顾一己之私利的军阀们来说，效忠南京的前提，是让自以为拥有中央集权的新政府对他们听之任之。他们倒是乐意提供口头服务和口头忠诚，却也仅此而已。至少我坚信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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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内局势如此不稳，外交关系自然成了国内政治的足球。南京必将挑战列强，寻求废止所谓“不平等条约”。这一来，若有地方军阀企图单独叛乱，或结帮举行广泛的革命，南京便可赐以反叛者媚外的标签。由于列强那时都极不情愿放弃治外法权、租界及其他特权，南京便有了最佳的法宝，坚持要他们放弃，以获得国内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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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并不认为内战及混乱行将终结，却相信较之其他派别，国民党人较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稳定的中央政府。因此，尽管不情愿全面让出特权，却也被迫作出必要退让，给南京足够的威信，以制止叛乱之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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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这一方向，美国领头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国民党人拿下北京后不到七周，美国公使马慕瑞便与财政部长宋子文签订了新的关税协议，承认中国完全关税自治。其他国家也迅速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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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京政府各部门混乱至极，最典型的，莫过于关税自治协议签署时发生的情况，个中详情，本书实为首次透露。该项协议于7月25日签署，地点是在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花园，中方代表是财政部长宋子文。而照理说，协议应该是在南京签署的，中方的代表，也应该是外交部长王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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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是，宋先生7月23日正与马慕瑞午餐，席间，他谈及希望美国能在不久之将来准予中国关税自治。马麦氏以为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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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宋，这是怎么回事，十八个月前，我就向贵政府提出，我国随时准备谈判准予中国关税自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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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道：“不可能，我们从来没听过有这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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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慕瑞坚持道：“绝对没错，我们是在1927年1月27日提出的。使馆和华盛顿一直都在奇怪，为什么没收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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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即7月24日，美国公使给南京外交部的王正廷部长发电报，再次申明美国政府愿意批准中国关税自治。当晚，南京回电，正式授权财政部长宋子文为全权代表，商谈新协议。次日下午，双方在马慕瑞的花园里拟定了简短的协议，并立即签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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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这一类的混乱及失当可谓举不胜举。这使我愈发相信，尽管南京享有外国的承认及有限支持，军阀们仍会伺机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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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法，外国政府只能向南京出售武器弹药。若直接向地方上的将军售武，必须先有南京的批准。各协议国对此均严守不怠，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日本。至1928年秋，日本一直半公开地向阎锡山等北方军阀售武。大部分的武器都不直接来自日本，而是取道朝鲜，经由南满铁路，从满洲运入。或经由大连，走海路至天津运入。日本的意图，是防止南京或任何派别在中国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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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期间，我的生活及工作两方面都几近完美，直至1929年8月移居上海后，才告中断。我的报道内容如此重要兼有趣，这是前所未有的。阴谋、野心、剧情、悬念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美国、英国、日本、苏联不仅以忐忑之心旁观，更常常暗中介入各方的明争暗斗。欧洲其他列强也有介入，只是程度稍有不及。而外部世界总以为，中国的这场斗争，只是各派争权夺利的自私争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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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每天上汉语口语课，持续了将近一年。至1928年仲夏，我的中国话已相当流利。我的中国朋友成倍增长，对老北平之美的热爱，也逐日加深。我从未提出加薪要求，薪水却频频上涨。我对中国画、青铜器、牙雕、玉器产生了厚爱，收藏日益增多。因工作需要，我还常常前往华北、满洲地区以及朝鲜、日本旅行。美国人对远东的兴趣也随之迅猛增长。《纽约时报》的星期日版，常刊登五至七篇我邮寄的专栏文章，有时更达八篇之多。仗着时报的大名，兼之管理层授予我任意活动及调查的自由，我得以获得许多非比寻常的新闻来源及背景资料。对一个新闻记者而言，如此生活，夫复何求。回想起我在北京的岁月，至今仍有怀旧的痛楚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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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北京社交生活，大约从未有复制，也是万难再复原的。除公使馆卫队外，偌大的北京，平均只有区区两千六百名美欧人士居住。外币在这里值大钱，因此娱乐活动都是极尽奢华的。北平俱乐部、法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以及八宝山的高尔夫俱乐部，都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所在。京城城墙外数英里处，便是赛马会，更是个快乐无比的地方。西方人几乎人人有能力在西山租个废弃的小寺院，作为避暑的别墅。秋日来临时，打野鸭、野鹅也是件乐事。野鸡和鹌鹑都极尽肥美，往往损坏庄稼。冬天时，总有三个月可以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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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外国人很少参与商业活动，因此，这里的外国人的生活，与天津、上海的同类相比，自有极大的不同。北京的外籍社区里，大部分是外交人员、军人及家属，亦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他们比较自我隔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京还住着一大群退休的西方人，靠微薄的收入就能过活。他们选择在故都居住，实在是因为爱上了这里的生活魅力。这里时不时还住有一些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的西方学生，或一些探险家，比如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和赫定（Sven H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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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寒潮初临，我的中式房子变得阴冷潮湿，很不舒服，于是我搬入了东交民巷的邮政公馆（Postal House）。东交民巷是使馆区的主干道。我的住所包括一个L形的门厅，一个大客厅，一个大餐厅，一间用作办公室的小书房，两间卧室，两个浴室，一个厨房，一个食品储藏室，好几间用人房。房子还带一个小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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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冬天，有种种迹象显示，方方面面的势力正试图撼动我在时报的地位，并企图使报纸的高层相信，我的报道，并非都是正确和不偏不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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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胜利，使在华外国人的意见发生严重分歧。总体而言，传教士及教育工作者，尤以其中的美英人士为最，大多是满眼玫瑰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内战将息，南京政权里全是志向高远、尽忠尽善的完人，心无杂念，只想着中国之福祉。至于外国商人及大部分外交人员，则相信和平难以持久。他们都以冷静现实的心态，旁观乘着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攀至高位的许多中国人，怀疑他们的能力与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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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到1929年之际，已有一个针对我的阴谋小集团存在，当时我并未察觉。直到1930年我前往纽约时，才看到一堆来自传教士们的信件，请求将我裁撤，并指责我对中国事务严重无知。其中一封信足足有六十七个签名，个中不乏平时声称是我的朋友的男男女女。那封信称我是一个“死硬分子”，一个“无可救药的保守派和反动分子”，并公然暗示说，我极有可能因收取利益集团的金钱，而“对有关中国的辉煌进步的新闻，肆意实施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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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到1929年年初，其中的一位蛊惑者，不仅未能让我被炒掉，反而丢了自己那份教会的闲差，失去了每年五千元美金的收入，以及丰厚的差旅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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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远离北京的大西北发生了严重旱灾。为了解水利工程及赈灾情况，我采访了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贝内特（Charles R. Bennett），因他是赈灾组织的信托人之一。我要的资料，他无不提供。据此，我写了一篇文章，计一千五百字，邮寄给《时报》。约四周后，文章刊于报纸的星期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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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期时报运抵北京不久，一天早晨，贝内特突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商议，让我立即赶往银行。我被带入他的私人办公室时，他正来回踱步，显得怒气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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