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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号称国会第一大党，但内部成员复杂，良莠不齐，贤愚参差。有些人是真心希望创建一种新的政治规模，为中国开万世太平，但也有些人只是为了从内部瓦解这个体制。全世界的议会，大概都没有这样的例子——当议长是为了暗杀总统。而张继当参议院议长，正是为了实施鱼腹藏剑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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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字溥泉，1882年生于盛产金丝小枣的直隶沧县，年轻时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1899年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善邻书院和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直隶支部长。他在法国沙利威耳的“鹰山共产村”生活过一段时间，成了一名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平日好作拔剑斫柱的狂态，曾经写文章疾呼：“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大义，而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吾愿杀尽亚洲特产之君主，以洗亚人之羞辱，为亚人增光！吾愿杀尽政府官吏，以去一切特权之毒根！吾愿杀尽财产家、资本家，使一国之经济均归平等，无贫富之差！吾愿杀尽结婚者，以自由恋爱为万事公共之基础！吾愿杀尽孔、孟教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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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要杀总统了。据章士钊披露，张继的行刺计划，孙文不仅知道，而且赞同。章士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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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忆张溥泉当参议院院长，即刺袁计划中一重要步骤。盖溥泉为孙公言：袁世凯之专横，非设计去此獠，革命将无成。而去此獠，必先创设接近机会。夫吾以北人易与袁洽，又兼议长职权，彼无从拒不接见，吾必因而剚刀彼腹，以泄秦舞阳之耻。孙先生壮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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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的残酷，往往超乎寻常人的想象范围，令人毛骨悚然。尽管张继要杀总统，和他要杀结婚者、杀孔孟之徒一样，也许都只是说说而已，但中国的代议政制，由这样的人去操盘，即便宋教仁不死，亦必无成，而败了以后，就说是这个制度不适合中国。如此政治，怎让人不为中国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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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是国民党议员中的极端分子，其他同盟会出身的议员，虽不致要暗杀总统，但与政府为敌，则是目标一致，同仇敌忾。国会中的政党，以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为主。邹鲁是国民党议员会的常务干事，虽然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在议员中却有特殊的影响力，因为国民党本部的经费，主要由广东提供，而邹鲁是来自广东的议员，俨然国民党议员的财政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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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国会议员，每个月有400元的薪水，而广东籍的议员，唐绍仪以“在北京用钱多”为由，另外申请广东省政府每月给每人补贴200元，国民党本身也有补贴，党内的一些政治团体还有自己的补贴，比如“潜社”（国民党内一个保守的小组织），每月还另发给“社员”200元。“广东国会议员，当时是很有条件在北京吃喝玩乐的。”一名潜社议员后来回忆，“一个月就有800元之多，我们真是用钱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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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社”所补贴的钱，由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提供。梁士诒也是广东人，早年寻居北洋幕府，于新政多有赞益，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新军编制及操典，多出其手，深受袁世凯倚重。因为这层关系，又被人质疑袁世凯通过梁士诒收买议员。但即使属实，梁提供的金钱，只与广东政府的补贴数额相等，何以胡汉民给钱是支持，袁世凯给钱就是收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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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国民党内，凡对袁世凯有好感的人都是被金钱收买的，未免贬损议员人格过甚。邹鲁曾在咨议局工作，无形中受到立宪派的熏陶，与一般流转江湖，终年与会党为伍的党人，略有不同。他一度真诚地相信，只有袁世凯的才力能治中华民国，如果总统有什么逸出常规的行动，尽可用法律来约束。但对现任内阁，则因其违法，应尽力推翻之。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国民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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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好感，其源有三：一是袁世凯在晚清政治改革中是扛大旗的主帅之一；二是当下的现实环境，除袁之外，确实找不到第二人可以驾驭大局；三是袁对待士人谦恭有礼，有立贤无方的气度，也为他加了不少分。据总统府内的小吏陈灨一从旁观察：“议士投谒者必延见，见必温语以慰之，谀词以宠之，齿芬所及，受者如膺九锡之尊，颇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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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书上，对袁世凯拉拢议员，多有批评，说这是做戏收买人心。搞政治哪有不需要拉拢人心的？袁世凯与议员非亲非故，他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争取支持，以图施政方便，不然他还能为了什么？但中国人习惯以阴谋论诠释一切，好也阴谋，坏也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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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所有议员都“沾沾自喜”的。袁世凯曾派人向邹鲁传话，可以拨40万元给他组织新党。邹鲁正色回答：“我身为国会议员，我代表国民谋国利民福来的，所以一切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希望转告政府衮衮诸公，千万不可把国家的金钱，作为个人权利争夺的费用。”他表明自己的立场：“政府的措施若是福国利民，即使不送钱给我组党，我也理当竭力拥护，否则，必联合同人，积极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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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不愿另立山头，但国民党内部，早已山头林立，陆续分化出相友会、政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社、超然社、宪政公会等小团体。人们又把这归咎于袁世凯的收买与破坏，似乎党团政见的异同，全以金钱为转移。历史对第一代议员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偏见与污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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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乎今日，不少史家仍坚持以人划线，革命党人掌权时，凡批评政府的，不是“眼光短浅”、“被收买”，就是“阴谋破坏”；轮到袁世凯掌权时，凡是批评政府的，都成了“英勇斗争”、“坚持革命”了。法律、是非、道德都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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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国民党抗衡，5月29日，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是理事之一。进步党的总部，原在石桥别业，后迁至前清醇贤亲王的王府，俗称七爷府，坐落在太平街、太平湖之间。此地风景秀丽，担任过江宁八旗学堂总办的震钧，写过不少记述北京掌故的文章，他在《天咫偶闻》一书中，专门写了太平湖：“太平湖，在内城西南隅角楼下，太平街极西也。平流十顷，地疑兴庆之宫；高柳数章，人误曲江之苑。当夕阳衔堞，水影涵楼，上下都作胭脂色，尤令过者留连不能去。”良辰美景，让人遐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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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风景再美，梁启超却无心欣赏，他要为进步党在国会中的方针大计，运智铺谋。国会至此成了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大党之间的竞争。但他们的立场，并非楚河汉界，凡事对立，比如国、进两党，都主张先制宪，后选总统，都主张袁世凯当总统，便显示出两党有相当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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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解释党的方针：“鄙见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唯内阁则大半请假，几等虚设，非改组不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在宋教仁、梁启超的努力下，国、进两党，在国会里已俨然有两党制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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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回忆：“最初国民党想和其他党携手，以期实行自己的主张，不愿意以多数压迫少数，致伤感情。所以凡事都派人在院外商量妥当，然后在院内发表。但是这种局面，国民党就暗中吃亏了。”但两党制的作用，就是要互相竞争、互相抗衡，如果凡事都可以商量妥当，还不如合并为一党。因此，党派合作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到选举议长时，议员“相持不下，每次开会都有热烈的辩论，甚至呼号谩骂”，已见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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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充满喧哗，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热烈、火红、蹒跚、跳跃、发芽、蔚蓝、金黄、篝火、激流……这些让人目眩的意象，都可以用来形容1913年的国会。这时的国会争论，虽然不乏党派的意气之争，但充满了新鲜空气，活泼而率真，阳光普照，连风也是香的，大家精神清爽，迎接新的一天，就好像早晨起床，洗完脸，刷完牙，一家人为吃什么早餐而争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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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与政府的第一场正面交锋，和当初临时参议院一样，也是为了一宗借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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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肇创，百废待兴，而国库一贫如洗，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孙文当总统时，亦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参议院也深知国家困难，对政府提出的借款案，一般都是举手通过。4月26日，也就是国会忙于选举议长之时，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没有经过国会便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年息5厘，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赔款，实际收到的现金仅有998万英镑，即不及借款总额的四成。但规定47年还清的本达6899万余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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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王正廷收到消息后，认为该案未经国会讨论，遽行签字属于违法，要求见总统，但袁世凯避而不见，仅以书面答复：“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迁延，今拟派秘书面陈委曲。”两位议长连夜出动，跟各有关银行交涉，要求停止签署。银行当然不予理睬，议员们便堵在汇丰银行门口，准备采取人墙战术，阻止政府官员进出，但一直等到半夜三更，也不见半个人影，原来官员们早已签押完毕，从后门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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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借款谈判，始于上一任内阁。为了释除社会疑虑，汤化龙与48位前临时参议员联名通电，对事情的来龙去脉详加说明，指出有关借款的说明文件，已在1912年9月交给临时参议院讨论，12月27日表决通过。当时由财长周学熙向临时参议院解释借款缘由：“言及国家危迫情形，至于痛哭，众所周知。此系当日实在情形，故平心而论，此项条约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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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民党议员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只揪住一点不放：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只是借款办法和要求的说明文件，并非合同文本。这么重大的事项，即使在国会闭会期间，也应特别召集讨论，何况现在国会已开，未经国会讨论，手续不全，就是违法签约、蔑视国会，政府必须作出解释。吴景濂事后披露，当时周学熙曾托人向他传话，如果他可以设法通过大借款案，政府愿意拿出12.5万镑，其中7.5万镑赠予吴景濂个人，5万镑给国民党本部。吴景濂坚决拒绝，而国民党本部也一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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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赵秉钧已请假，由代总理段祺瑞到国会作说明。段祺瑞武人出身，性格急躁峻烈，一发怒则鼻子变歪，外号“歪鼻子”。他与这借款案本来关系不大，却因为代理阁揆的原因，不得不到国会受这窝囊气。他不善言辞，被议员们七嘴八舌一轮猛攻，鼻子已经歪过去了，却又不敢发作，只好板着一张脸，嗯嗯哼哼，承认借款手续确实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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