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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谈，国会问题是死结。图为1919年2月，上海南北议和会议。会议桌左侧为北方代表，左起：徐佛苏、李国珍、施愚、吴鼎昌、朱启钤、王克敏、方枢、刘恩格、汪绍杰、饶鸣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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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李纯的方案传到北京，安福议员却不肯吞饵。他们觉得，方案名义上是南北国会同时取消，但宪法会议由旧国会议员组成，实际上仍然是以旧国会推翻新国会。4月12日，安福系召开紧急会议，众人情绪愤激，有人怒骂徐世昌、钱能训忘恩负义，出卖国会，有人痛诋李纯用心险恶，有人责备朱启钤软弱无能。会后，公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时梁士诒已辞参议院议长，由李代）入府谒见总统，提出质问。而徐世昌的态度，不痛不痒，虚与委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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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一个更大的和会在巴黎召开，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出席了和会。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全盘接收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在山东所有其他权利。中国代表交涉失败，引起全国轩然大波，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焚烧了政府官员的官邸。抗议风潮，席卷南北各大城市，演变成震惊全国、改变历史的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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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爆发后，南北和谈面临着新的议题了：怎么对待山东问题。5月13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第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第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严惩缔约有关人员；第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第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第五，和会宣告六年（1917）北洋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第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第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第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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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为难地表示，外交问题，可公电欧洲专使力争主权，如不能达，不予签字。至于第五条，如果是绝对恢复旧国会，则北方实无回旋余地。他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再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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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说：“六年解散国会的命令，本系违法。违法之令，本会宣布其无效，本席以为是最公允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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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钤说：“国会问题，绝无转圜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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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说：“既然如此，请立即改为谈话会，或索性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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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批评，南方的八大条件，早不提出，晚不提出，选择在辞职前提出，根本就没有谈判的诚意，无非是为腰斩谈判抢占一个道义高地而已。其实谁也不愿意和谈有成，北方抱着武力统一的梦想，而南方则希望维持现状，免被北方吞并。双方立场，南辕北辙，鸡与鸭谈，南北代表宣布总辞职。章士钊感叹：“兹和会也，如一多灾多难之胎儿，虽幸未枉死母胎，而一离于裹，仍告夭阏，乃天赋之不得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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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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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流离失所，各自为政 （1919.6—19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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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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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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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北方终于有点夏天的感觉了。阳光煦煦，和风习习。11日，徐世昌以巴黎和会失利、南北和会又失利为由，向国会提出引咎辞职。翌日，在内政、外交等问题上焦头烂额的钱能训内阁，亦全体请辞。国会接到咨文后，将咨文退还，以责任内阁制之下大总统无引咎辞职的规定，请大总统照常任职。13日，徐世昌准钱能训辞职，特任财政总长龚心湛兼代阁揆。到9月，龚也守不住了，改由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11月5日正式接任阁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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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学潮渐渐平息，南北和谈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已挂冠而去。钱能训本来准备接替朱启钤当北方议和总代表，但刚放出风来，就遭到非议。徐世昌只得改派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率领原班人马，赓续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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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命甫公布，即招来舆论万炮齐轰。王揖唐的风评太差，刺激了人们的神经，南方和北方直系同声反对，誓不承认。然就事论事，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因为“议和总代表”这个烫手山芋，除了自我感觉良好的王揖唐，已没人敢接。要是有人能举出一个大家都接受，且他本人也愿意的人选来，徐世昌也一定乐于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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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刊登了北京政府徐世昌的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证实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总统徐世昌向国会提出引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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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国会通电称：“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直系大将吴佩孚的通电，对王揖唐亦极尽冷嘲热讽：“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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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沪国会议员8月23日举行会议，讨论南北和议问题。会后推方潜、刘云昭、王试功、张瑞萱四位议员去见孙文和唐绍仪，征求意见。孙文已决意向军政府辞职，对以军政府为谈判一方的南北和会，嗤之以鼻，冷淡地回答：“我对于和议不置一词，我之主张唯救国在护法。北方勾结日本毁法卖国，若北廷能脱离日本范围，方能谋合法之和平，否则和不和均非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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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毫不掩饰对军政府的痛恨，他只恨自己没有一门大炮，把军政府炸个粉碎，怎么会支持军政府的和谈呢？在吴景镰和林森的来信中，孙文批了一段话：“闻宫保与山贼久已相机牺牲国会矣，今时机将至，恐难幸免，深愧无力挽救。然犹望诸君能将国会死得轰轰烈烈，先将军政府取消，免为山贼所居奇，则诸君犹不失个人之人格、国会之体面，且为国家留一点元气，是予之厚望也，言尽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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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齿之声，咯咯可闻。尽管这段话在收入《孙中山全集》时，把“宫保”与“山贼”改为岑春煊、陆荣廷，词气稍显平正，但亦不能完全抹平他当时的愤怒之情。9月2日，孙文再次致函林森，请他转告其他国会议员，应毅然取消误国的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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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是令南方军政府头痛的人物，而北方也有令北方头痛的人物，那就是吴佩孚。吴佩孚屯兵湖南，左纳武昌，右抗荆门，控百粤而包九嶷，俨然南天一柱。他是北洋军中唯一有本事打到海南岛的人，却偏偏主张南北和平，且不顾段祺瑞反对，直接与南方军队签订停战协约，宣布以“扫除内奸，废弃密约，选举良善国会，组织不党内阁”为政治目标，矛头直指安福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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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敌当前，段祺瑞不得不远交近攻，竟然找上了孙文。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关系，段是坚定不移的武力统一者，最强硬的南征派，而孙文做梦都想着北伐打倒段祺瑞。现在，南征派与北伐派两大敌对阵营，达成某种默契，也印证了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政治无永远的敌人，也无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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