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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唯有一面下令筹办统一善后事宜，一面着内务部依照民元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督促各省区长官，迅速筹办选举，1918年由临时参议院修订的组织法、选举法，统统无效。中国的官僚政客们，动不动就宣布回到民国元年。然而，很多东西不是说推倒就能推倒的，房子倒了，瓦砾还在，石头一经出现，就无法消失。想回到民元，回得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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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府宣布筹办国会选举以后，各省议论纷纭，质疑声不绝于耳，而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督军卢永祥的意见。他在1921年3月3日发表通电称：“即此一新国会，一旧国会，已多难解决之问题；若再发生一新国会，其困难当更甚于今日，非治丝益棼而何？况以现势而论，滇黔粤川湘五省，其不能举行选政，已属显然，其他各省，尚难预计……即幸而粉饰告成，是否不为统一上之障碍物，当不待烦言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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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祥的话，句句在理，但出路何在，却茫然无知。北洋政府除了以旧瓶装新酒外，别无他法。恢复民二旧国会，通不过南方这一关，因为南方国会声称自己就是民二国会；保留安福新国会，南北都通不过，只能硬着头皮选新新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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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在3月24日通电，催促各省区速办，务必于4月底一律选举完竣，勿再延缓。但最后全国只有苏、皖、鲁、晋、陕、甘、新疆、东三省、蒙古11省区举行了选举。选出的议员，被称为“新新国会议员”，又称“民十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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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种种法理问题，均未理顺，仓促上马，注定行不得也。结果是不选也烦，选了也烦。因为达不到召集国会的要求，选出的议员无法开会。新新国会议员们，终日在北京吃喝玩乐，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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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放弃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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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皖系战败，安福解散时，南方也曾作出积极回应。1920年10月24日，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同时宣布解除职务，依法召集国会，遵循法规，与民更始。军政府忽然答应南北国会同时取消，事实上，并非“与民更始”，而是自身面临着与安福国会同一命运：催命判官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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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带着20营粤军，开赴闽南护法的陈炯明，披荆斩棘、冒险犯难，在闽南开辟了一片拥有26个县的护法区。1919年春至1920年秋，其间，他以高涨的热情，推行地方自治的政治实验，积极训练军队，整饬军纪，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常常邀请文人学者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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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湖南是最早推行自治的省份，固然没错，但陈炯明在闽南的工作，可以说是自治运动最早的试验。1920年，湖南已经有人喊出了“打破大中国，建设多数小中国”的口号，而陈炯明的闽南护法区，被人们誉为“模范小中国”，俨然联治运动中一颗最早升起的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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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在闽南，广东军政府始终如芒在背。1920年8月，军政府下令进攻福建，要荡平闽南护法区。陈炯明下决心应战。8月12日，在漳州公园誓师，率领粤军回旆，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8月16日，粤桂战争打响，粤军锐不可当，长驱直入。广州四乡的民军、江湖好汉、粤籍军人、警察，纷纷揭竿驱桂。10月24日，岑春煊等人宣布撤销军政府后，各自出逃，桂军也像退潮一样，时辰一到，顷刻退尽，全部回广西老家去了。10月29日，粤军威仪整肃，在粤人箪食壶浆的欢迎下，开入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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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孙文表态支持联省自治，陈炯明致电孙文，请他速回广东，主持大局。11月1日，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宣布裁撤广东督军。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在省长就职通电中，陈炯明重申了民治主张：“自兹以往，当奋力扫除秕政，以树立民治之基础。今日总摄军民两政，以守危难之局，炯明不敢惮劳。他日使军民分治之制得以实现，炯明亦不敢辞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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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月，全国局势的动荡，令人眼花缭乱。除了北方皖系倒台，南方桂系倒台外，贵州也乱起来了，督军刘显世被赶下了台；云南也乱起来了，唐继尧被赶下了台，江苏督军李纯自杀死了；四川也乱了，川军与滇军互相厮杀，白刃血纷纷；湘西发生了军事叛乱；直、奉两系为争夺江苏地盘，几乎闹翻了。吴景濂感慨万端地说：“此数月间西南局势之变化，风起云涌，令人不可捉摸，又令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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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在上海设宴招待吴景濂、林森、褚辅成等国会议员，筹划未来大计，唐绍仪、伍廷芳、孙洪伊等人都列席。孙文透露了他与段祺瑞、张作霖已达成合作：“我已与段祺瑞合作，并有张作霖在内。这是段、张投降于我，诸君不可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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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不无忧虑地说：“先生与段、张合作，已成事实，不能加以讨论。但不知段、张两人对先生所主张者是服从，抑或还有协商修改的余地？因违法之事，段氏倡之，张氏助之，数年糜乱，成此局面，今后合作如不在主义上着眼，恐将来仍有破裂之日，此不可不加以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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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自信地说：“段、张既能与我合作，不会对我主义反对，不可过虑。”既然他这么有把握，大家也都不再提什么异议了。孙文让孙洪伊介绍回广东以后的打算，又提到要选总统的事，吴景濂的脸色，迅速转阴。孙洪伊说，这次重返广东，不再用军政府名义，应由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孙文为非常大总统。用这个名义号召国人，较用军政府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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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褚辅成推吴景濂作答。吴景濂首先表示，他不能代表国会，只能代表他个人，然后直陈反对意见：“以孙先生的声望，不必假借区区非常总统名义，已足以号召国人。徐世昌为非常总统，我们反对。今国会再举非常总统，岂非令对方反唇相讥，始以大义号召全国，而以利终之。不但不足增孙先生之声望，反是为孙先生之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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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不如重新整顿军政府，先解决了桂系，然后率领在粤护法各军，海陆并发，不出数月，武汉可下。武汉如得，长江上下游震动，可传檄而定。在武汉召开国会，组织正式选举会，选举孙文为正式大总统，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然后再以正式总统名义，出兵北伐，不出数月北京可以归服，岂不较非常总统名义为光明正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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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不禁皱起眉头，这个方案，远水不解近渴。总统问题的前提是国会问题，于是话题忽然转到了如何对待态度摇摆的议员问题上。孙洪伊批评，议长不能统率议员一致服从孙先生，致令两院议员忽南忽北，甚以为羞。孙文也说：“两院议长对忽南忽北的议员如何纠正，此后甚以为虑。此次回粤，应由两院议长对忽南忽北的议员加以制裁，免使大局受该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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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反驳说：“议长与议员是平等地位，不是党的总裁，对部下可以进退。孙先生周游世界各国，哪个国会的议长可以命令议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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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怫然不悦地说：“如依你主张，对议员不能裁判，我们要此议员何用？不如改护法为革命较为便利。”这是孙文第一次公开表示放弃护法旗号。吴景濂的神色顿时冻凝：“先生主张护法停止，是一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是一时的还可以言之，如果是永久的，则先生可说，而我等为议长不能说。且以护法号召，而中途停止，天下人其如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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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插话：“法为天下公器，我们不护法，若其他有力者拿过护法之名，号召全国，我们又以什么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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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说得很含蓄，但分量极重。一时举座默然。讨论会一直开到半夜，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各怀心事而散。孙文从事革命，往往凭着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有时甚至固执得令人不解，不当总统，大家支持他；当了总统，大家背离他。但他宁愿大家背离，也要当总统。也许，仅仅是为了要纠正民国元年让出总统这个“巨大的错误”，否则，一根刺深扎在肉里，一天不拔出来，一天都会发炎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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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问题，悬而未决。在动身回广东前，林森忽然找到吴景濂，转达孙文意见，劝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把准备好的入党书也带来了，只需要吴景濂点点头，画个押就行。但这个时候提这样的事情，令人不快，很容易联想到是否为了解决政治分歧而拉人入党，虽然孙文也许没有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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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敛容正色说，凡政党皆有一定的政纲，自党魁起至党员止，都要服从政纲，站在一条政纲线上。地位虽有党魁、党员之分，而服从党义，不以地位而变。今孙先生所组之党，首条即说：凡入党之党员，均服从先生。而对党员服从党之领袖，各国政党皆然，今不说服从党纲，而先说服从先生。万一孙先生百年之后，党员又服从何人？此时不定明白，将来必然引起困扰。“大哥与我为多年患难之交，”吴景濂说，“请将我的苦衷转达先生。希望先生能鉴这苦衷，将入党书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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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叹息了一声说：“我服从先生多年，对孙先生的是非，不敢妄谈非议。兄之所谈，于我心亦甚戚戚然，我必将兄的意见转达先生，看先生如何答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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