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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唯有一面下令筹办统一善后事宜,一面着内务部依照民元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督促各省区长官,迅速筹办选举,1918年由临时参议院修订的组织法、选举法,统统无效。中国的官僚政客们,动不动就宣布回到民国元年。然而,很多东西不是说推倒就能推倒的,房子倒了,瓦砾还在,石头一经出现,就无法消失。想回到民元,回得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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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府宣布筹办国会选举以后,各省议论纷纭,质疑声不绝于耳,而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督军卢永祥的意见。他在1921年3月3日发表通电称:“即此一新国会,一旧国会,已多难解决之问题;若再发生一新国会,其困难当更甚于今日,非治丝益棼而何?况以现势而论,滇黔粤川湘五省,其不能举行选政,已属显然,其他各省,尚难预计……即幸而粉饰告成,是否不为统一上之障碍物,当不待烦言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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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祥的话,句句在理,但出路何在,却茫然无知。北洋政府除了以旧瓶装新酒外,别无他法。恢复民二旧国会,通不过南方这一关,因为南方国会声称自己就是民二国会;保留安福新国会,南北都通不过,只能硬着头皮选新新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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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在3月24日通电,催促各省区速办,务必于4月底一律选举完竣,勿再延缓。但最后全国只有苏、皖、鲁、晋、陕、甘、新疆、东三省、蒙古11省区举行了选举。选出的议员,被称为“新新国会议员”,又称“民十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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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种种法理问题,均未理顺,仓促上马,注定行不得也。结果是不选也烦,选了也烦。因为达不到召集国会的要求,选出的议员无法开会。新新国会议员们,终日在北京吃喝玩乐,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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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放弃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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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皖系战败,安福解散时,南方也曾作出积极回应。1920年10月24日,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同时宣布解除职务,依法召集国会,遵循法规,与民更始。军政府忽然答应南北国会同时取消,事实上,并非“与民更始”,而是自身面临着与安福国会同一命运:催命判官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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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带着20营粤军,开赴闽南护法的陈炯明,披荆斩棘、冒险犯难,在闽南开辟了一片拥有26个县的护法区。1919年春至1920年秋,其间,他以高涨的热情,推行地方自治的政治实验,积极训练军队,整饬军纪,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常常邀请文人学者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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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湖南是最早推行自治的省份,固然没错,但陈炯明在闽南的工作,可以说是自治运动最早的试验。1920年,湖南已经有人喊出了“打破大中国,建设多数小中国”的口号,而陈炯明的闽南护法区,被人们誉为“模范小中国”,俨然联治运动中一颗最早升起的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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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在闽南,广东军政府始终如芒在背。1920年8月,军政府下令进攻福建,要荡平闽南护法区。陈炯明下决心应战。8月12日,在漳州公园誓师,率领粤军回旆,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8月16日,粤桂战争打响,粤军锐不可当,长驱直入。广州四乡的民军、江湖好汉、粤籍军人、警察,纷纷揭竿驱桂。10月24日,岑春煊等人宣布撤销军政府后,各自出逃,桂军也像退潮一样,时辰一到,顷刻退尽,全部回广西老家去了。10月29日,粤军威仪整肃,在粤人箪食壶浆的欢迎下,开入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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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孙文表态支持联省自治,陈炯明致电孙文,请他速回广东,主持大局。11月1日,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宣布裁撤广东督军。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在省长就职通电中,陈炯明重申了民治主张:“自兹以往,当奋力扫除秕政,以树立民治之基础。今日总摄军民两政,以守危难之局,炯明不敢惮劳。他日使军民分治之制得以实现,炯明亦不敢辞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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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月,全国局势的动荡,令人眼花缭乱。除了北方皖系倒台,南方桂系倒台外,贵州也乱起来了,督军刘显世被赶下了台;云南也乱起来了,唐继尧被赶下了台,江苏督军李纯自杀死了;四川也乱了,川军与滇军互相厮杀,白刃血纷纷;湘西发生了军事叛乱;直、奉两系为争夺江苏地盘,几乎闹翻了。吴景濂感慨万端地说:“此数月间西南局势之变化,风起云涌,令人不可捉摸,又令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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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在上海设宴招待吴景濂、林森、褚辅成等国会议员,筹划未来大计,唐绍仪、伍廷芳、孙洪伊等人都列席。孙文透露了他与段祺瑞、张作霖已达成合作:“我已与段祺瑞合作,并有张作霖在内。这是段、张投降于我,诸君不可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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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不无忧虑地说:“先生与段、张合作,已成事实,不能加以讨论。但不知段、张两人对先生所主张者是服从,抑或还有协商修改的余地?因违法之事,段氏倡之,张氏助之,数年糜乱,成此局面,今后合作如不在主义上着眼,恐将来仍有破裂之日,此不可不加以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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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自信地说:“段、张既能与我合作,不会对我主义反对,不可过虑。”既然他这么有把握,大家也都不再提什么异议了。孙文让孙洪伊介绍回广东以后的打算,又提到要选总统的事,吴景濂的脸色,迅速转阴。孙洪伊说,这次重返广东,不再用军政府名义,应由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孙文为非常大总统。用这个名义号召国人,较用军政府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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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褚辅成推吴景濂作答。吴景濂首先表示,他不能代表国会,只能代表他个人,然后直陈反对意见:“以孙先生的声望,不必假借区区非常总统名义,已足以号召国人。徐世昌为非常总统,我们反对。今国会再举非常总统,岂非令对方反唇相讥,始以大义号召全国,而以利终之。不但不足增孙先生之声望,反是为孙先生之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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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不如重新整顿军政府,先解决了桂系,然后率领在粤护法各军,海陆并发,不出数月,武汉可下。武汉如得,长江上下游震动,可传檄而定。在武汉召开国会,组织正式选举会,选举孙文为正式大总统,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然后再以正式总统名义,出兵北伐,不出数月北京可以归服,岂不较非常总统名义为光明正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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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不禁皱起眉头,这个方案,远水不解近渴。总统问题的前提是国会问题,于是话题忽然转到了如何对待态度摇摆的议员问题上。孙洪伊批评,议长不能统率议员一致服从孙先生,致令两院议员忽南忽北,甚以为羞。孙文也说:“两院议长对忽南忽北的议员如何纠正,此后甚以为虑。此次回粤,应由两院议长对忽南忽北的议员加以制裁,免使大局受该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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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反驳说:“议长与议员是平等地位,不是党的总裁,对部下可以进退。孙先生周游世界各国,哪个国会的议长可以命令议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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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怫然不悦地说:“如依你主张,对议员不能裁判,我们要此议员何用?不如改护法为革命较为便利。”这是孙文第一次公开表示放弃护法旗号。吴景濂的神色顿时冻凝:“先生主张护法停止,是一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是一时的还可以言之,如果是永久的,则先生可说,而我等为议长不能说。且以护法号召,而中途停止,天下人其如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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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插话:“法为天下公器,我们不护法,若其他有力者拿过护法之名,号召全国,我们又以什么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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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说得很含蓄,但分量极重。一时举座默然。讨论会一直开到半夜,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各怀心事而散。孙文从事革命,往往凭着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有时甚至固执得令人不解,不当总统,大家支持他;当了总统,大家背离他。但他宁愿大家背离,也要当总统。也许,仅仅是为了要纠正民国元年让出总统这个“巨大的错误”,否则,一根刺深扎在肉里,一天不拔出来,一天都会发炎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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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问题,悬而未决。在动身回广东前,林森忽然找到吴景濂,转达孙文意见,劝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把准备好的入党书也带来了,只需要吴景濂点点头,画个押就行。但这个时候提这样的事情,令人不快,很容易联想到是否为了解决政治分歧而拉人入党,虽然孙文也许没有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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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敛容正色说,凡政党皆有一定的政纲,自党魁起至党员止,都要服从政纲,站在一条政纲线上。地位虽有党魁、党员之分,而服从党义,不以地位而变。今孙先生所组之党,首条即说:凡入党之党员,均服从先生。而对党员服从党之领袖,各国政党皆然,今不说服从党纲,而先说服从先生。万一孙先生百年之后,党员又服从何人?此时不定明白,将来必然引起困扰。“大哥与我为多年患难之交,”吴景濂说,“请将我的苦衷转达先生。希望先生能鉴这苦衷,将入党书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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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叹息了一声说:“我服从先生多年,对孙先生的是非,不敢妄谈非议。兄之所谈,于我心亦甚戚戚然,我必将兄的意见转达先生,看先生如何答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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