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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还民款,亏倒滥用,全归自认,百姓吃亏。民附国股,代追亏倒,清算移交有不完全,百姓吃亏少,国家吃亏多。川款吃亏固不待言。试问现款发还能赵璧赵还,不中饱于胥吏劣绅之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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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款既倒之后,诸君对于此事置之不议、议而不求归宿,若以为无足轻重者,此亦股东之生命财产也,是何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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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鄙人以‘送款’罪名,此款送于何处,较之送于沪上各号,孰得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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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大璋强调,自己从来都没有表示过代表全体股东,但攻击他的人却“动辄称全体”,难道真能代表全体吗?他尖锐地指出:那些攻击者,有的是平日得到了小好处的人,如今出头为管理者开脱;有的是之前图谋总经理之位而未得,如今又蠢蠢欲动的人;有的是盘踞着路局要差肥缺,而不肯放手者;有的是经办过那个“亏挪甚多,希图展延时日掩盖报销”者;有的是“假托舆论,挟此操纵全川而其计已左”者;有的是“藉办公益,欲据此款而意图瓜分”者……这正是中央政府文件中警告的“不可告人之处”所在。对于所谓除籍之说,他质问道:“公司是何法庭,可以交办根究?私人据何法理,而可以削人之籍?凡此之类,窃为诸谈法理者讳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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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酣畅的反驳檄文,但是,舆论并不总是与真相站在一起,而是与嗓门洪亮者混在一处。甘大璋的辩白和反驳,在既得利益者已经遮蔽四川的舆论攻势下,显得苍白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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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甘大璋建议盛宣怀,既然川路公司动辄利用股东的名义,而川路股东多是小民,干脆绕过川路公司,直接通过各地的租股局,动员民众配合政府解决此事。对于四川的数千万小股民来说,两害相权,换发国家股票当然比将股款留给那些既得利益者管理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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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釜底抽薪的办法,盛宣怀深为认可,痛下决心,请中央政府明令将川路公司股份附入国家铁路股份中。7月11日,中央政府电令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要求川路公司尽快表决是否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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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法召开股东会,在不存在干扰与障碍的前提下,中央政府的方案完全可能被广大股民所接受,而这就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彻底失败。尽管这个集团动辄以商律、股东权益等与中央政府对抗,但他们最害怕的是真正的股东大会,因此在预计的股东大会(8月4日)之前,他们抓紧行动造成既成事实,上逼中央政府,下迫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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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川路公司总部明确宣布,经过对四国银行借款合同的研究,已决心“破约保路”,而不再局限于“争款”。次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号召不惜生命与鲜血,“破约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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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还未召开的股东会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余地,而中央政府也被逼上了进退两难的处境。四川这盆大火锅中,有点营养的豆豉被彻底抛弃了,剩下的就是沸滚的红油,继而开锅、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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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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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有道、办事无能的川汉铁路公司内部,居然还出了位能干而且操守良好的干部,这令中央政府大为欣喜。正是川路决策的关键时刻,他参与进来,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即将引爆一场更大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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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稷勋,四川秀山(今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氏,在邮传部担任局级调研员(参议),因丁忧(官员父母亡故,需停薪留职回乡守丧)在家,正好赶上了川路大建设,便被就近推举为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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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在湖北境内,宜昌至万县是川汉铁路中唯一动工兴建的路段,李稷勋肩上的担子自然就很重,要协调湖北与四川之间、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官场与商场之间的种种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的手下有近4万名筑路大军,多是四川人,工作地点又多是艰苦的山川地带,一个不留神,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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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李稷勋成为川路公司内几乎唯一一个真正做实事的高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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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11年7月初赶到北京,正是川路决策的关键时刻,他的到来令中央政府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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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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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稷勋是6月27日离开宜昌的。在纷纷扰扰的川路接收方案中,已经动工的宜昌段关系到川路接收的成败,关系到大局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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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一直在等川汉粤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到湖北上任,但端方一直滞留北京,而中央政府与川路公司已经因接收的方式和补偿问题发生了冲突,这令在铁路建设第一线的李稷勋十分担心,便直接入京,一则与川籍京官们商议,二则要面见端方。哪承想李稷勋赶到北京时,端方却已经南下就任了。端方7月3日到达汉口,两人正好交错而过,没能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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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稷勋本是戊戌年的二甲第一名进士,俗称传胪,博学多才,师从王闿运,与杨度是同门师兄弟,精衡鉴,重实学,在京都口碑不错。他又是京官,在邮传部机关任职,关系多,人头熟,便开始频繁地为川路的安排斡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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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立即接见这位难得明白的干部,畅谈之后,盛宣怀在7月5日发给端方的电报中,表示“李瑶琴(李稷勋)到京面谈,甚愿将存款并办宜归(路段)而不能出现”。可见,李稷勋与甘大璋等川籍京官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同一天保路同志会发表了宣言,已决心“破约保路”,而不再局限于“争款”。川路总公司给李稷勋发来了密电,告诉他:政府正在征求将路款全部附入国家铁路的意见,而同志会的“目的在废约拒债,不仅保路保款”。如今四川总督赵尔丰仍未到任,股东大会则还在筹备,因此川路公司拒绝政府查账;护理四川总督则站在保路派一边,多次帮助代奏,令中央十分生气,希望他及早回宜昌,一同准备对付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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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做事也真正在做事的李稷勋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端方在汉口到任后,立即了解到李稷勋才是宜昌路段的灵魂人物,要保障川路平稳过渡,处理好川路内部和外部的分歧,乃至协调川鄂之间的关系,避免宜昌的数万工人发生长沙那般的群体性事件,必须取得李稷勋的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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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提醒盛宣怀,李稷勋只是因为守制在家才被中央硬安排了川汉铁路的职务,一到守制期满,他肯定要拔腿返京,那时将无人可以接手。他请盛宣怀务必趁李稷勋在京期间商定办法,稳定李的情绪和信心。端方本人则十分希望能早日在汉口与李稷勋面谈。这些电报,日后都被同志会和后世主流史家解释为端方要求盛宣怀收买李稷勋,硬生生地将一池清水搅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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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盛宣怀及在京川籍干部多次长谈后,李稷勋顶住了来自成都的压力,以宜昌分公司董事局的名义,在7月8日致电川路公司股东会,明确提议附股于国家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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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文中,他分析道:川路公司已经用款八九百万,在上海亏损了近三百万,如要政府承担这些并且归还现款是绝不现实的。在这“存款无多、倒款无着、股本原额亏短甚巨”的情况下,即使能退回现金,如何分配发还股东是一个大难题,“支配极难,讼事必多”。如果将这笔退款不发还,而是兴办别的实业,“不惟委托难得其人,股东亦多不认可,万一意见歧出,办理乖方,则消耗益巨,收束更难”。如果国家能将所有用款、存款、亏空全盘接收,一律换成国家铁路股票,年息六厘,并将已经开工的宜万段完全使用川款,不动用外债,则川路股东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这对政府来说,要同意民股并入且不用外债,需要对外做工作,同时将数百万亏空浮滥一律认可并换发保利股票,财政部门也一定有意见,他希望大家为了川民和川路的利益,积极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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