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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报》的作者们指出，中国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他们综览世界局势，认为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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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之中，白皙种人既领澳大利亚，又出其全力分割阿非利加洲，粒沙寸土，皆有主权；于是登喜望之峰，睥睨全球，见夫太平洋东之大陆，可以染指，遂乃移戈东向，万马骈蹄，群趋并力，移其剧场于亚洲，六十年于兹矣。今既圈其土地，割其港湾，削其主权，监其政治，二千年文明之古国，久已为列强俎上之肉，釜中之鱼，其存其亡，不容自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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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在《国民报》中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如果不急起自救，中国不仅亡国，且将灭种。他们大声疾呼：故吾民苟立国则已，再不立国，则今日之惨，犹不为甚。他日者，四万万之民，必将散之于西比利亚，散之于阿非利加，散之于澳大利亚。且所至之地，土人得而窘逐之，白人得而践踏之，而所谓中国者，永无中国人之足迹，而所谓中国人者，地球上永无容身之地。是虽历千万年、亿兆年，而终无立国之一日也。愿问四万万同胞，将何以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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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民报》又指出，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任意操纵、借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要求人们从根本上抛弃对它的幻想，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国民报》的作者们还尖锐地指出：鉴于民众的激烈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已经破产。今日，列强在中国一变其昔日之故伎，改而利用政府官吏，作为他们手中以华制华、为所欲为的工具。这样，就可以达到它们“不劳兵而有人国”的灭亡中国的目的。今日，我们国民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决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身上，只有依靠国民自己的力量，起而抗争，才能达到图存救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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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民报》注重阐述国民的权利，要求提高国民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国民报》明确指出：“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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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报》第二期发表的社说《说国民》一文，从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接着作者就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可。”“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故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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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刊物作者已隐约地提出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的思想。这些在今天看来已属于平常的语言，在当时却是有着石破天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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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报》从多方面将“国民”和“奴隶”进行比较，指出：“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为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国民报》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在“播国民之种子”，这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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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民报》借西方各国革命的历史，向读者提出反清革命的要求。在《国民报》中，如果说，第一期的《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还只是借西方国家独立富强由来的历史事实的叙述来委婉地暗示革命是必要的话，那么，第二期的《中国灭亡论》一文就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得出明确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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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凡国之所以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者，必赖千百志士不畏艰难以肩巨任，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前仆后兴，死亡相继，始能扫荡专制之政治，恢复天赋之权利。此今日民权之世界所由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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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反满宣传，在《国民报》中占有重要的篇幅。在《国民报》第三期上，出现了以《说汉种》为题的社说，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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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汉土，其为汉种之土地乎，抑为非汉种之土地乎？今日之清国，其汉种之清国乎，抑为非汉种之清国乎？惟汉土为非汉种所有，故汉土之丧失割裂，曰与我非汉种之休戚无关也。惟汉种为非汉种所奴，曰小奴之孱弱凌夷，与我非汉种之荣辱无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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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四期的《亡国篇》中，语言风格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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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试问之曰，中国之政府何在矣？曰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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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奴之二百余年矣，则必荡涤其邪秽，斩绝其根性，斩之以刃，荡之以血，夫而后可与言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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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知非一大杀戮，则奴隶之根永不能除，而身家之念终不能亡。天下断未有新旧杂糅而可与言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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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国民报》的作者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要求，明显表现出了反清革命的倾向。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将祖国的命运与反清革命联系起来。他们的言论，对于引导众多爱国者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宣传与鼓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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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廖仲恺与何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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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1877年4月23日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父亲廖竹宾年轻时流落到香港，后远渡重洋，到美国做劳工。他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努力，终于成为汇丰银行分行的一位高薪职员。1893年，廖竹宾在旧金山病故。廖仲恺陪同患病的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原籍广东省归善县鸭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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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的惨败，让廖仲恺愤愤不已。从此，他决意放弃旧学，学习西学，志在寻求救国图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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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在叔父的资助下，廖仲恺赴香港，进入英国殖民当局所办的皇仁书院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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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廖仲恺在广州与何香凝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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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何二人的结合说来还有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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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廖竹宾亲历了旅美华侨在异域遭受的种种歧视与不公，深知小脚女人是中国人的耻辱，按照客家人的规矩，他临终前留下遗嘱：“今后儿子娶亲，必须讨一个大脚天足的妇女为妻。”在当时19世纪末的中国，妇女几乎都裹小脚，大脚妇女极为罕见，上层社会中更难寻觅到不缠足的名门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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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凝，原名谏，又名瑞谏，别号双清楼主，广东省南海县棉乡人。其父何载，是一个破落商人之子，后到建埠不久的香港经商，从小杂货店发展成为家资百万的大地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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