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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纲领，大体上定下了《民报》在这场大论战中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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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这以前，《民报》对改良派“立宪”论的批判早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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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第一号上《民族的国民》中就认为，许多人所以接受立宪论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而“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同期所载胡汉民的一篇演说，也指名痛斥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宗旨，唯利是视”，“支离反复，自生矛盾”。并且说道：“康、梁的罪恶真是上通于天，说起来要令人发指眦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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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第二号上，寄生在《论支那立宪必先革命》一文中指出：“方今不欲革命而主立宪论者”的论点有二：“曰怵杀人流血之惨也。曰俱列强之干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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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对改良派“立宪”论展开的批判，可以说是吹响了那场大论战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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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把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的小册子，展开全面的反驳。这样，革命派和改良派双方都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一场大论战已经箭在弦上，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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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这两篇长文中的中心论点，扼要地说，就是认为中国国民程度太低，还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因此，必须强调“秩序”的问题，一切只能有“秩序”地进行。如果发生革命，就会破坏秩序，导致内乱。其最后结局，要是在过去的中国或其他国家，仍会导致专制；而在今天的中国，必然会招致列强的瓜分，而中国将会因之灭亡。他特别痛恨《民报》提出的土地国有说，认为这必将造成下层群众蜂起，天下大乱，而使中国陷入“亿劫不可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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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由于长期处在专制政体的卵翼下，既没有自治的习惯，又不懂得团体的公益，只知各营其私。这样的公民，连立刻实行立宪的资格还不具备，更谈不上做共和国民。他在稍后答复《民报》的驳论时仍明确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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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论文最主要之点曰：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语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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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国民程度还那么低，梁启超就提出：要是立刻实行共和，势必无法形成统一的国民公意，出现的会是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利害的对立，结果将冲突不已，无法收拾。“昨日犹专制，而今日已共和，如两船相接触，而绝无一楔子以介于其间，则其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显然易见。”结论是：“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如果用革命的方式实现共和立宪，最后只能由新的篡夺者出来，建立起新朝的专制制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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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得出结论：一旦原有秩序被打破，通常出现的就是群雄并立的局面，各不相下，战乱不休。那时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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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盗满山，磨牙吮血，举国中无一人能聊其生。若无外国乘之，则俟数年或十数年后，有刘邦、朱元璋起，复于君主专制；若有外国，则不俟恺撒、拿破仑、刘邦、朱元璋之兴，已入而宰割之矣，于是乎其国遂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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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指出，以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更大的可能是后者。他认为，“吾以为今后之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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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特别痛恨《民报》提出的“土地国有”主张。他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以十分激烈的言辞写道：《民报》的这种主张，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其必无成而徒荼毒一方，固无论也”。他赌咒发誓地写道：“故虽以匕首揕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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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中对《民报》作了猛烈的攻击以后，他所正面拿出的主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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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程度这样低的情况下，不但共和立宪谈不上，就连君主立宪也没有条件立刻实行。“吾之言立宪，则以立宪为究竟目的，而此目的之达，期诸十年、二十年以后。”目前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然后“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这才是“拾级而升，又不至助长此冲突”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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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着手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请愿立宪。梁启超把它称作“真可谓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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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还规定：向政府要求立宪必须做到：“其提出之条件必须为彼所能行，若为彼所必不可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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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文中还屡屡以挑战的口吻，咄咄逼人地写道：“夫吾之此论，虽至今日而大畅厥旨，然前此固已略言之，屡见于《新民丛报》中。论者宜未必熟视无睹，而竟不一及，何也？”“以上所驳，吾欲求著者之答辩，若不能答辩，则请取消前说可也。”面对梁启超的挑衅，《民报》就不能不正面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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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民报》在发布《<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后，紧接着就连续发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之论革命》、《斥<新民丛报>之谬妄》、《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一系列文章，全面展开了同梁启超《新民丛报》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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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还击梁启超的责难，《民报》在论战中就梁启超所提出的几个问题针锋相对地一一加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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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国民是否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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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不能按照梁启超的设计，以请愿立宪来实现改革？那样做的实际后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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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目前情况下实行革命，是否会导致内乱和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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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实行政治革命的同时，有没有必要实行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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