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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改废立为立储，并非仅仅由于外人的干涉。至少到1899年12月初，废立之议，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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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各报接北京来耗，均言伪政府确已决计明年改元，另立新主。京官不预其谋者，闻之皆惊骇，深虑大局之难挽。李鸿章、徐桐、崑岗数人，各效忠诚，苦谏西后，谓倘必废立，则请先行斩彼老臣，以免干涉此悖乱取危之事。是时张之洞、刘坤一、谭锺麟皆有亲信人在京探传消息，一闻此耗，登即飞报。故西后正在踌躇未决之际，忽接刘、张各来一电文，又刘、谭二人联名来电一纸，均切谏废立，奏请勿为此举，以免国家分裂更早于外人之瓜分。有此诸电，西后乃暂罢议。[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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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谭锺麟反对废立，未见其他证据。让慈禧改变决定的关键人物，看来还是荣禄。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废立之事开始提上日程。王照称主动者为刚毅、徐桐、崇绮、载漪等人，己亥冬，他们在北方五省安插好同党，载漪的胞弟载澜出任京师步军统领，内外一切布置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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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徐桐、崇绮拟就内外大臣联名吁请废立奏稿，先密请太后一阅。太后可之，谕曰：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是时荣总统董、马、张、聂、袁五军，势最大也。二人往见荣，口称奉太后旨意，以此稿示尔。荣相接稿，甫阅折由，以手捧腹大叫曰：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二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言毕踉跄奔入，良久不出。天正严寒，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荣相之入，乃寻樊云门议答法也。及出，曰：适才未看明何事，今请一看，复接稿阅数行，急卷而纳诸炉中，以铜筋拨之，焰腾起，口中呼曰：我不敢看哪。徐桐大怒曰：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相曰：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二人言实出太后之意。荣相曰：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二人怏怏而去。荣相见太后，痛哭碰头言：各国皆称皇上为明主，非臣等口辩所能解释。倘行此事，老佛爷的官司输了。老佛爷辛苦数十年，完全名誉，各国尊仰。今冒此大险，万万不值。倘招起大变，奴才死不足惜。所心痛者，我的圣明皇太后耳。言毕碰头作响，大哭不止。太后惧而意回，劝令勿哭，另作计划。于是改命新皇帝溥儁暂屈为大阿哥。[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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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毓鼎的记载少了些笔记小说的渲染，而显得比较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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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详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毋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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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说，虽为相关者的记录，却并非出自直接当事人之手，而是辗转传闻，或事后回忆，其中难免真假混杂。内廷之事，历来隐秘，致使坊间传闻多歧。戊戌庚子之间，朝局动荡，令人无所适从，朝野官绅，更加小心谨慎。即使在日记书信等私下文字中，也颇多保留。事后往往还要再加处理。因此与这一时期政局的复杂多变相比，相关史料相当稀疏。如被严复指为“纯乎痛痒不关，以瓦全为政策”的王文韶[96]，其日记刚好缺政变至立储部分。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文电，不仅量少，有的后来出版时还有所删节。综合各说，清廷再议废立与保皇会及海外华人要求复政直接相关，刚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荣禄等人的反对或居间调解，废立改为立储，可进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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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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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廷方面看，立储较废立固然是退了一步，而在保皇会和维新人士看来，却与复政的诉求南辕北辙，立储即是废立，因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以电报局沪局总办经元善为首、1231人联名合词的上海绅商首先发难。1900年1月27日《苏报》报道此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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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埠自接奉本月二十四日电谕，一时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我朝二百五十余年积德累仁，我皇上二十五[年]励精图治，深入人心，沦肌浃髓。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志。昨日赴电局请列名电求总署代奏者至千余人之多，且闻各国均已电调兵舰，将挟公义以清君侧。沪局总办经莲山太守，见群情迫切，外衅纷乘，遂率同绅商允为电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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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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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爷、中堂大人钧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圣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联署签名者多为沪上士绅名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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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经过，据经元善1901年《上外务部王大臣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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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府前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接北京电报，钦悉圣躬不豫，将有禅位之举。卑府自以市井微臣，中心感戴，愧无折槛当熊之责，俾竭倾葵慕蚁之诚，闻报惊疑，莫知所措。次晨各日报亦刊登此事，更极危言耸论。于是各省绅商之寓沪者，麇集于卑局，佥谓莫非臣子，岂忍漠然。且自维新以来，樵夫牧竖，皆得上言。兹者大局攸系，亟应合词吁请皇上力疾视事，俾安薄海臣民之心。以卑府职司电务，怂令领衔。爰遵例电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请代奏。……当即公凑电资，用三等急报发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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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年11月，经元善在澳门会晤日本东亚同文会原广东支部负责人原口闻一时，谈到一些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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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腊二十五日下午，接到立储电诏后，顿觉风云惨淡。又闻西人得信，有元旦改元保庆之说，中外人心惶然，来局问讯者户限为穿。仆见情事已亟，宗社可危，行乎其所不得不行。然尚不敢位卑言高也，夜半先电北京某大臣，请其联合朝士力诤。次晨复云：大厦将倾，非竹头木屑所能支。夫大臣不言，则小臣言之，况仆仰邀十一次传旨嘉奖，受恩深厚，奚忍默置。适寓沪维新志士，开名单亦来发电，不期而合，并作一气。仓猝急遽，不遑瞻顾。仆若不在电局，谅未必有此举也。[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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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北京某大臣”，经氏前后皆未指名，据赵凤昌《惜阴堂笔记》：经元善不慊立储之举，“其时盛杏生在京，即电请上言挽回。杏生复电仅一语，云：‘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莲珊得此电，以为大局垂危，乃以候选知府衔名，径电总理衙门王大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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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此举，如平地惊雷，打破了戊戌政变以来局势的沉闷，令沪上乃至国内外维新人士的心绪为之一快。[101]有人来函赞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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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天命未改，正朔依然，敷天志士，欢呼万岁，思为我皇进无疆之祝，痛定思痛，惟公一电实发其凡。盖自瓜尔佳氏后，有沈编修鹏，得公而成鼎足之三人者。虽为说不同，其忠于君一也，其不忍见中土瓜分豆剖，神明之胄夷为奴隶一也。然而二氏建言，未获上达，公志竟伸，若雷之震于昼冥，闻者惊心，当者褫魄，谁为[谓]我朝必无气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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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檀香山的梁启超也致函表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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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纸中得悉先生近事，气贯云霄，声震天地，岁寒松柏，岿然独存。国家养士数百年，得一先生，可以不恨矣。虽为权奸所忌，流离播越，一生九死，然操莽之谋，卒因之而暂沮。今年之仍得为光绪二十六年者，皆先生之力也。一言重于九鼎，先生之所以报君国者，所造实多矣。今者薄海侨民，乃至碧眼红髯之异族，无不敬慕先生，尸祝而歌泣之。先生内之既不负初心，外之复不负舆望，此正孔子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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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其“将息道履，善自摄任，留此参天两地之心力，以为他日旋乾转坤之用”。[102]宋恕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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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今上天命未绝，浙江突出大义士，飞电谏阻，电动全球……此实古今少有之非常义举，东西各国画影图形以识此大义士大忠臣为荣焉！……要之，经元善之舍身为国，实我浙江数百年来仅见之气节大儒矣！[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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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清政府感到震惊的，无疑是千余位士绅聚众联名抗争的行为。士林结党，为清朝严禁。经氏自许“群而不党”，由他领衔发电，不过是“当日诸君子牵率”[104]，实属偶然。而其时寓沪维新志士，既已开列名单，当先期有所接洽磋商。联名者共1231人，除经元善外，各报列出姓名者50人，其中不少人在戊戌庚子间的各项大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叶瀚、张通典、丘震、章炳麟、汪诒年、丁惠康、沈荩、沈士孙、沈兆祎、唐才常、欧阳柱、吴瀚涛等。通过历次政治活动和社会交往，他们已经逐渐形成经常性的联系。政变前汪康年与康有为一派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政变后，在共谋大局的形势下，梁启超与汪康年恢复了通信联系，并且尝试再度合作。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致函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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