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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906年7月16日《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100页。此事为熊希龄所示北京密电内容，即7月28日何天柱致梁启超函中所谓：“西林则为张所揭参。”（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3页）恽毓鼎《澄斋日记》记8月10日其参劾岑春煊的奏折递上，“傍晚探听知折留，上未发枢臣阅；但谕令发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面询要事”。两天后岑即被开缺（引自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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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0—451页。所述为政闻社解散事，但揆诸史实，应在丁未政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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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76—377页。1906年岑春煊因粤汉铁路事与广东绅商大起冲突，并逮捕为首数人，梁鼎芬等人对此极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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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908年3月9日康南海《与任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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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参见章开沅：《康梁与肃亲王关系试探》，《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第317—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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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光绪三十四年康南海《与任博二子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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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参见陈长年：《辛亥革命中康梁一派的政治活动》，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第531—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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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康有为的三子康同篯与岑春煊之女结婚，1934年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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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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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岑春煊参劾之多》上，第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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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陈春生：《陈少白先生与香港〈中国日报〉及〈中国日报〉与中国革命之关系》，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46页。裴氏曾主持审判史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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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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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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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运动，保皇会以武力用兵为行动方略的重心，除试图争取清军将领外，主要是利用秘密社会现成的组织和武装，“从草泽而与朝廷抗”[1]。以往的研究，目光集中于长江流域，对两湖及江淮的会党盐枭参与勤王之事有所论及，而对保皇会与两广会党游勇及盗匪的关系所知不多。保皇会将勤王的主力正军和根据地放在两广，必然全力争取当地的秘密结社，网罗了不少实力强名头响的首领人物。关于秘密社会，史料较为难得，所见多为外在的否定性片段记录描述，不易形成系统，深入内部，要找到某一具体人物或某一地域、某一团伙的连贯性资料，尤为不易，历来研究者不免雾里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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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保皇会的勤王密谋，康有为等人事后为了推卸责任，将“惊粤”的罪责嫁祸于革命党，又极力否认其与两广秘密社会的联系，使得有关史实更显模糊。其实，保皇会结交利用的两广秘密社会，不仅有广西游勇首领如李立亭、陈翼亭等，还有不少广东著名的盗匪头目，其中康有为的同乡、南海西樵巨盗区新便是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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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盗匪会党首领相比，区新参与革、保双方的反清密谋时间较长，关系较广，留存的资料稍多，经过十余年的寻访搜求，可见大体轮廓；而且所得不仅限于某一方面的记载，可以相互比勘印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个案反映出晚清地方社会权力资源分配经历了大幅度的复杂变动，盗匪势力过分膨胀，但并不完全脱离地缘和宗族（至少是形式上的血缘）联系，破坏了原来官权与绅权互为协调补充的机制，社会控制乃至整个统治秩序陷入极度紊乱。连官场中人也明确认识到，如果不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清政府将无法继续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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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盗与官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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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东盗匪横行，早已远近闻名，令当局大为头痛。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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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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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人文廷式的感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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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中盗贼太横，将来不知若何？离城一里便是畏途，非可久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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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广东虽然交通海外，物产富庶，商贸发达，却为官不易。为了对付盗匪肆无忌惮的活动，维系统治机制，各级官府采取了多种防范和压制措施，清廷也十分注意广东盗匪的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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