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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的活动进入清廷的视线，最早是在1899年9月。9月3日，清廷谕军机大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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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奏闻广东南海县西樵、大同、吴村等乡，贼目李昭、傅赞开、区新聚党数千，潜谋作乱；又闻肇庆府西江一带，有劫及轮船情事，著谭锺麟、鹿传霖严密查明，如果实有其事，应即督饬文武员弁，认真查拿惩办，毋任聚众滋事，并将办理情形，即行具奏，以靖地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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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区新一伙形成势力，对广东当局的统治构成威胁，则至少从一年前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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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广东南海县上金瓯堡人，其地在西樵山西北，与三水县临界，堡内各村总名为区村，共分小村16，其中10村为区姓。[5]有报道说：“南海区村附近西樵，宗族繁盛，盖富乡也。该乡向例每届三年约内神庙赛会巡游，极为庆闹”，还要招演梨园名班搭台唱戏[6]，照常理并非盗贼滋生出没之地。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恰为盗匪丛聚之区，南海尤盛。光绪初年任南海县令的杜凤治在日记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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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盗案之多，以广肇二府为最，广更多于肇。广府属则以六大（县）为多，六大则以南海为多。[7]其中西樵更是盗匪渊薮。据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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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海属有西樵山焉，跨南海、三水两邑，绵亘数十里，环山上下，凡数十乡，向为盗贼丛聚之区。年中劫掠之事，已不胜偻指，而以区村一乡为最。有盗魁区辛者，常招诱其族人及乡邻悍匪，四出掳劫，为患乡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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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同时同地同姓的还有区申、区隆、区标等多股盗匪，而“区新为西樵群盗之魁”。[9]他们与邻近区县的其他盗匪如潘亚桂、陆畅、傅赞开、廖珠、廖隆等互相勾结，活动范围向四周伸展，尤其以西江一带为重点。加之珠江三角洲民风强悍，械斗不断，又地近港澳，军火走私历来严重，甚至有设店经营，以为图财之道者。如与顺德交界的南海沙头乡，“向有匪徒在该处私设铺店数间，暗中售卖军火，各乡械斗及盗匪所用军装，多在该处买来，最为地方之害”。因社会需求大，利润高，官府屡禁不止。[10]南海县境内多处地方，盗匪“明目张胆，各持快枪，结队往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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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清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督清乡勇捕治积匪，至其乡（区村）指名按捕，封其祖祠，押其绅耆，反为其族绅某京官贿御史揭参其勇扰民，遂撤差去”[12]。关于此事，《申报》的报道可以提供旁证：“水师提督何军门长清统带勇丁往各乡查办各匪，只以所部良莠不齐，遂致迭次肇事。去年南海区村劫案，乡人指勇丁所为，禀诸军门，未经准理。迨来省上控，大宪虽示明白批示，然未免不悦于心。近日九龙新辟租界，士人向英人滋闹，归咎军门办理不善，现已具折奏参，恐难久于其任也。”[13]则扰民不过是撤差的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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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的剿办既然不能奏效，“于是区辛益纵恣无忌惮，召集至数百人，联络声势，复与其附近之著匪傅赞开合伙。傅固著名巨匪，老于盗中，为众盗所推服者也，从党甚盛，与区既合，自是恒窜扰于西樵附近九江、沙口、河清之间”。河清上接三水河口，直至西北二江，下通新会、顺德二县，与鹤山、高明两邑隔一水对峙，“实为形胜便利之地。区、傅盘据其间，控水路通衢，官兵至则他窜，绝不拒捕。若困之急，则又渡海窜入高明界。高明山岭丛密，官兵不能穷捕而退，退则彼又复回故处，故出没无常，商旅过者，必劫夺竟尽乃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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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控制结构，政府官僚体系相对简小，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与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的有效结合。一般而言，盗匪为脱离社会常态秩序或被社会所抛离的人群，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盗匪，则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地缘与宗族关系。他们并不完全脱离本乡本土，虽然在官军的压迫下不得不四处避匿流窜，原籍仍是其重要的活动基地，甚至往往是最后的藏身之所。其骨干和从众，多由同族同姓之人充当，大小头目更多是亲属。不仅如此，盗匪还以威逼或利诱等形式，利用宗族组织为其作掩护，与官府周旋。一些劣绅则乘机与盗匪勾结，在地方为所欲为，成为盗匪的合法护符。1898年何长清进剿反被区氏族绅控告扰民，可见宗族关系的庇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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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任南海县令的裴景福会同委员查办清乡，在西樵出示惩办当地某绅，指“近年沙东、区村匪徒猖獗，咸以大岗墟为巢穴渊薮，抢劫之案，日必数起，凡乡民趁墟卖丝买物，无论多寡，无不遭其拦夺。其附近各乡，户小丁单，家资殷实者，该匪探知，无不纠众行劫，纵横数十里，大小数十乡，真暗无天日，不成世界矣”。究其缘故，则因兴贤局某绅族大年尊，主局多年，案积如山，从未禀攻一匪，捆送一盗。其他小乡小姓，不敢与抗。乡民告则勒缴花红，若无花红，则将捆送前来的匪徒释放。以致民怨益腾，匪胆益张。后复以办团为名，开一票厂，聚集匪徒，纵之抢劫，回厂公然分赃。结果大岗墟生意较往昔锐减六成。官府只好拆厂换人，并将该绅之子拘押，以示惩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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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盗匪势力坐大，引起直接利益冲突的首先还是地方士绅，少数人能够从中获利，多数则受到威胁损害。1899年4月，南海西樵绅士以“四乡盗贼孔多，往往入黑杀人，风高放火，横行市井，莫敢谁何。日前大宪委派何军门长清，统带各勇下乡清查，匪徒即闻风远扬，然未几仍恣横如前，终未能根株尽拔”，“深恐首恶不除，终为后患，特来省具禀督宪称：有积匪区新、李昭、傅赞开等，匿迹邻乡，时思伺隙蠢动，求派勇剿除，以安闾里”。[16]。西樵局某绅被区新、傅赞开等率众滋扰，被迫逃至省垣，“禀请大宪拨勇前往弹压。大宪以刻下勇单饷绌，不敷分派，谕令回乡联合乡团练勇，以备不虞”[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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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推卸责任，士绅同样无能为力，“南海县著名各巨匪自经大宪派员严密缉查，即衔局绅刺骨，时时与之为难，甚且骚扰市廛”，使得一些地方闭门罢市。“日来公局悬赏购拿，谓能拿获匪党者，每名给赏花红洋银二千元。匪党闻之，复向局绅索取此款。局绅无奈，避匿无踪”。[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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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绅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应对盗匪横行，于是谋求合力。1899年6月，广州《博闻报》报道说：“西樵同人局绅董黄德华等，以土匪区赤肋申等纠党横行，具禀抚辕，请即派兵弹压。”广东巡抚鹿传霖批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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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禀区赤肋申、区标各匪，在西樵一带纠党横行，请添兵驻扎江浦，以遏乱萌等情，不为无见，现在举办保甲团防，原以佐兵力之不足，古人守望相助，洵属良策美意。今匪党猖獗，为该绅等桑梓切盾之灾，亟应认真整顿团练，自卫乡里，加以派去关都司等所带营勇数百名，亦不为少，俾即会同设法分头查缉，将著名盗匪悉数拿获解办。果能官绅合力，自不难逐渐剪除匪类，以靖地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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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开办保甲团练，由来已久，1898年底，再度奉旨办团，“义主寓兵于农，期于人尽知兵，以树自强根本”。所定《南海县保甲团练章程二十六条》，强调此次办团与寻常取效一时者不同，必须官绅合力，以官率绅，以绅劝民，“团练必托始于保甲”。具体办法是：县分九属，各乡设一大团，以各乡局绅为团绅，各项事务由各绅会同妥议，禀官给谕。并针对盗匪与地方宗族组织联系密切的特征，总结历次办团无效的原因，在于“各乡虽有图甲，户口迄未清查，此匪徒所以得而托足也”。因此须由团绅督同各乡绅，挨户详查各户位置、家长、人口、性别、年龄及壮丁幼丁数目等情形，发给牌照，使盗匪无法藏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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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盗贼横行无忌的情形看，该县官府只是“虚应故事，并不实力奉行”。有鉴于此，鹿传霖“特饬南海县杨邑尊加意整顿，不得视为具文。邑尊接奉严谕后，即与绅士筹商，想不似从前之玩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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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府的亡羊补牢，似乎为时已晚。9月，清政府接到奏报，“据称广州府属西樵一带，巨匪区新等聚匪千余人，布散各处，联盟拜会，恣出劫虏”[22]。这时官绅相互维系的统治链条已经断裂，不仅失去对于社会的应有权威，连自身的生存安危也成问题。香港《循环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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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邑西樵土匪不靖，官绅筹剿筹防。兹闻大岗墟有质库，系某大绅之业，日前匪辈致函打单，绅未允所求，惟止当候赎，以避其锋，仍照情禀官，请兵剿办。匪由是忿恨益深，现在匪势日恣披猖，官兵剿办未能得力，绅惧祸生不测，闭歇质库，禀缴牌照，避地他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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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官兵剿办不力，原因之一，是其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署顺德县李家焯卸任，贼来打单，无所忌惮，民不堪扰。”[24]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时，李家焯任缉捕委员，对于破坏起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清政府官员中可称能吏。区新等人居然向他勒索，可见社会治安败坏不堪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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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治安，官吏历来尽可能地敷衍了事，以免遭到牵连追究。然而一旦遮掩不住，同样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乃至身家性命，便不得不奋力一搏。南海县令杨荫廷知道大事不妙，亲自“督带全班缉捕快壮差役及清乡营勇二百名，驰诣杏头乡，驻扎社学，随与乡绅妥筹剿办之策，即于十四日之晚亲乘小轮，溯流详览形势，即回行营，会同关、石二游戎分派勇役，握要堵截，相机进攻”[25]。随行还带有站笼一具，刽子手二名，“如获正匪，即就地正法”[26]。经过一段时间的督剿，似乎有所收效，两广总督谭锺麟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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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六月间，据报南海县西樵吴村等乡有匪徒结党滋事，掳人打单，并枪伤团练局勇。臣立派参将石玉山、都司关贵昌、副将沈棋山共带勇七百人驰抵吴村陆公祠，捕获匪党谭亚巨等十四名，搜出炮码刀件，讯系吴村陆亚乾、区村区新、罗村阮亚务等为首，未获。蛋家堡为匪巢，有蓬厂十八座，当即烧毁，起出白布红边号褂两篓，英美堂木戳一颗。臣因首匪在逃，缉捕不容稍懈，复派副将郑润材率安勇靖勇各五百人驰往围捕，至太平沙遇匪互击，伏匪由蔗林放枪，哨弁李来保被伤殒命，毙勇二人，伤三人，我勇毙匪十数人，生擒区充裕等八人。旋据郑润材以罗格围罗姓顽民尤为猖獗，潜伏桑林，拒毙各营弁勇十八人，伤者三十三人，禀请添兵剿办。随派提督刘永福率福字四营续往督剿，攻破南庄，焚毁匪屋，获匪九人，交县审办。该处道路纷歧，各匪四散逃逸。在事官绅，始则张皇请剿，继则以衅起械斗，代求宽办。臣谓无论因何起衅，伤毙官军五十余人之多，不痛加惩创，何以示后？更难免兵去复聚，为害地方。郑润材开报匪名罗姓最多，李昭、傅赞开亦在其内。现在罗姓绅耆具结交匪，将刘永福、石玉山各营调回，仍留郑润材、关贵昌各营在乡，设法购拿各匪首，按名悉获惩办，以绝根株。此南海县西樵各村办匪之情形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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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报所称英美堂，应为英义堂，1904年2月3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报提及1899年“官兵捕获匪党，起出号褂及英义堂木戳”时注明：“英义堂者，即区新所称”[28]，也就是当时区新联盟拜会的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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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进剿，虽然抓住了一些从犯，但主要首领均逃逸，还伤亡了不少营勇，令清廷感到事态严重，认为“广东为海疆要地，若如所奏，各处盗匪猖獗情形，亟宜赶紧剿办，以遏乱萌”。谕军机大臣“着谭锺麟、德寿简派得力营员，扼要防扎，实力剿捕，并饬举办乡团，严密稽查，以清盗薮而卫民生”[29]。不久，清廷又两度就办理土匪和团练事宜降旨两广总督谭锺麟：“广东盗风素炽，务须认真整顿缉捕，随时惩办，以靖地方，毋稍大意。”“著分饬各属，实力举办（团练），毋得视为具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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