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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盗任官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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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连降谕旨严词督促，当是对地方官员处理盗匪事宜时欺下瞒上的一贯手法有所认识，实际情形果然比奏报所描述的更为严重。而且奏报多有不尽不实之词。如进剿过程中伤亡惨重，有的并非盗匪拒捕造成。南海县为了捉拿巨盗，“将广毅军移扎官山墟，俾势成犄角，以资镇慑。各班差役则分居艇上，寄于河干，按时分队出巡。所有差艇均就鹢首排列枪炮，藉壮观瞻。讵前日某艇猝被风浪掀播，各枪纷然倾跌坠落，舱中有九响连枪，满藏码药，机捩触动震发，弹丸纷飞，帮役某甲驻足船旁，恰中要害，当场毙命，并有二役亦为流弹所伤，唯幸不致命耳”[31]。这些意外当也一并计入战斗伤亡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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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以外，更有令人“不特可惊可骇，直为可惧可危”之事，即所谓“离奇变幻，劫掠翻新，竟有以盗贼之行，而为官吏之事，以地方之患，而反为商旅之安”。原来盗匪劫掠，除强为抢掳之外，有所谓打单，即临时定额勒索。无论官商，均成为打单对象，已经显示盗匪势力之盛。1899年底，南海、花县等地盗匪“乃别出新法，勒收规费，谓之行水。凡商船出其水道者，无论为何种货物，必定额抽缴。西北二江，为全粤米、杉、柴、纸四种之大源，而区、傅所握之处，又为运载四种货物船艘所必由之路，故每米船一艘，区、傅必按其大小，勒缴行水数百圆，许其保护，永无劫掠。如有差失，刻即赔偿，柴船亦然。至于杉行，闻其已与北江总行订定实纳四千五百圆；其西桅尾等杉之杉排，订定实纳二千五百圆，允许保至明年正月十日为止，谓之一届。外此轮船拖渡，每一艘或五百圆三百圆不等，其人力车渡，及杂货商船，则以次降杀，大抵无一能漏免者”。本来“行水之名，粤盗所旧有，又谓之打单，然不过偶间为之，无常例，无常地，亦不敢公然标明，如今日之所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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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各地盗匪还依据势力大小，划分范围，如“花县著匪汤春者，亦盘踞于番禺、花县一带，勒收行水，与区、傅一例，各划定势力圈，不相侵犯。凡如此者，尚有数伙，不甚著，然将来或通而合之，则不可问矣”。其勒收行水的行为，并非秘密进行，而是公之于世，甚至张贴告示，如汤春所发布的告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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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统领汤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统领征收行水，均按生意大小，著为定额，决不过苛。尔各商船既纳行水之后，本统领必力为保护。如有人将尔等商船抢劫，则本统领力为追究。如不能追回货物，本统领亦必照尔等所失多少，如数偿回，断不令尔等有亏血本，决不食言，切切特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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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盗匪坐大，已经使得官绅一体的统治秩序分崩离析，盗匪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地方社会的实际掌控者。《知新报》对此痛陈四大危害，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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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柴、杉、纸为粤人日用之大宗，而皆仰给于西北二江。近来厘金经费加抽成数，名目繁多，物价已比前涨增过倍，今又复加盗贼之抽收，凡此四物之来源，势不能不出其地，即势不能不缴纳行水，而其行水之所出，势不得不派敛于货价（现杉行已定每价一两抽银八厘，米柴二行可知亦然），而货价不得不增涨以为抵偿，是使粤商无异增一厘金之额，将来百物踊贵，小民益难以觅食，惟有流为盗贼，为区、傅之遥应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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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李鸿章督粤，因柴价过昂，贫民难以为生，委派专人详细查察，知“柴薪之贵，半由河道不靖，匪人打单行水，节节强索所致”，又因南海、顺德二县的五百余家缫丝厂，每厂日需500斤柴薪，每日共计需二三十万斤，而来源日见其稀，市价因此昂贵。土匪一时难以平靖，只好下令各缫丝厂于九月至明年二月间一律用煤，不准收柴囤积，以平抑柴市。[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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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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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贼行径，向来劫掠所得，即按份均派，不留盈余，其人又极挥霍，不事盖藏，故随得随散，无以聚大伙，无以屯粮械，卒不能为大患。今区、傅悉变其面目，掳掠所入，留其盈余，以为公积。按其岁中船艘过往，何止千数，以一艘勒收三百，扯计已不下数十万。况镇埠市集，复有所勒，四出劫掠，亦复不赀。统而计之，年中所入，胡可限量。苟持此道以久行之，何难揭竿大举。天下事只患无财，彼既有此财力，即不能禁其妄想，况穷民遍地，人心思乱，彼一举招之，直旦暮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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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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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盗劫之案，官吏皆以为司空见惯，日日严饬捕盗，却未尝一日能绝盗源，亦未尝见真有大患。故官吏所最惧者，惟明目张胆，攻城掠邑，关系于一己之参革处分，不能不达之于天听，故不得不为着急。若除此之外，彼则以盗劫之案例之，惟有循行保甲团练之常例以塞责。至于保甲团练之俱穷，则听其自生自灭，以为向来固如是耳。今区、傅所为，不遽为攻城掠邑之举，戕官杀吏之事，兵来则去，兵去则来，官吏以为强盗结伙，非同叛逆，可不至为我官守之累，即不必费我剿捕之劳。彼盗于是乃得从容蓄聚，无所顾忌，定额征税，俨同国法，拥众号召，以厚党援。久之，毛羽既丰，乃一发而为攻城掠邑之举，戕官杀吏之事。至此，为官吏者始着急而谋剿捕，则已不可收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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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之四：“凡举非常之事，最难得者人心耳。”区新、傅赞开等人虽然没有当年洪秀全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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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洪逆之狡，彼征取行水，以保护商旅为名，虽其所勒收第出于迫胁，然其坚约守信，赔偿不误。商人纳厘税于官，而官未能保，反或为之扰者；纳行水于盗，而盗保其不失，且能赔偿，是商之信官不如其信盗之足恃也。商既信盗，纵非本心，惟习于安便，则必乐出其途，盗亦或更设别术以要结之。他日一有举动，彼商人或怵于积威之渐，或服其约信之坚，或习于往来之狎，或倖于祸患之免，必有为之接济，为之驱使，为之托庇者。财多则势厚，众集则心雄，吾恐金田之役，不能谓其不可复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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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局面，广东地方官府除派兵进剿外，也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令每艘渡船设勇四名，以为堵御；凡客人搭船，必先搜检。又有查禁携枪之令，有入夜各街闭闸之谕，但是或毫无效果，或干脆无人响应。如禁止携枪，盗匪早有防范，不会因禁令而放弃，“是禁枪只可以禁良民，而不可以禁盗，适为盗成其专利而已”。入夜闭闸，为向来成例，劫案并不因此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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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渡船设勇，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扰民。因盗匪“其聚伙常数百人，其器械皆新式快枪，其劫渡每用轮船，不需小艇，其一日常劫数船，不取一艘。以区区四名之额勇，无论其怯懦无用，即使其奋身捍御，而寡不敌众，已万无能胜之理。又况勇之工食，由渡船供给，每一名年需百圆，此四百圆之数，以生意几微之乡渡，岂能筹此巨款。即使能筹，而又不能保其能御盗，则不如宁纳之于盗，其数尚少，而可以保安之为愈也。故大吏屡出诰令，严词批斥，而竟无有应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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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以为，这些措施“实大吏之不通下情，不审时势，当一筹莫展，无可设法之时，而故为是责难之举，以为塞责耳”。并进而指出：“治法以本原为主，今日百政废弛，工艺不兴，商务不振，民穷财尽，迫而为盗，而官吏又无东西国警察巡捕之善法，徒坐视其扰害闾阎，酿成大患，竟无一策以处之，此实谁尸其咎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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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下，广东地方不仅成为盗匪横行的世界，而且其活动日益上升到台面，虽然非法，却已公开。区新、傅赞开劫掠新会县瑞生当店时，“乘三人肩舆入村，督率攻劫，乡团练勇，无一敢出”[35]。到1900年2月，区新、傅赞开等“日形猖獗，地方缉捕，莫奈伊何，匪等遂将一切行水，从容议妥，竟无有过而问之者”。西江桅杉排行与两盗订明，每年愿纳行水银万二千元，保至光绪二十六年底。其银按月交清，地点或在省佛陈龙，或在梧州肇庆，届时由盗示以所在，依期交纳。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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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立约时，傅、区两盗，各架紫洞艇一艘，后随以小艇数十号，至小唐沙地方，彼此换约既迄，随又与北江杉行在沙头地方立约，每年共纳行水四千元，先交一成，其余限至明年九月，分三次交楚。旋又有四会、沧江、广宁、怀集等处杉行，亦与该盗立约，每年行水约一千二百元。盗等随各给以凭据，小旗一枝，上画狮形。其约内则声明：嗣后如有被劫，不拘赃值多少，均由该盗如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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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因而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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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岂各商人之帖耳输服于盗哉，无亦以官失其权，盗得其义，与其向官问盗，而官不能为盗之雠，曷若以盗为官，而盗反得任官之责。坐是为丛驱爵，为渊驱鱼，即一类推，而中国民情携贰，上下解体，又何待外人召之饵之劳之集之，而始知其有无穷之患也哉。是则中国之大局兴衰，可以决矣。[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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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勤王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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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盗匪势力不仅能与官绅鼎足而三，在基层社会甚至一方独大，引起在海外结成保皇会、谋求勤王救上的康有为等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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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区新虽然同为南海西樵人，活动时代也相近，但两人的社会身份相去甚远，彼此毫无联系。如果不是戊戌政变和勤王密谋，两人之间不会出现相互需求的背景和条件，也没有联系的必要。不过，西樵既为孕育康、区两人共同的社会环境，彼此也当有所耳闻。1898年底，在戊戌政变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康门师徒经历了短暂的愤激彷徨，受唐才常等湖南志士的催促，决心鼓动武力勤王。其行动方略，首先注重两广。广东方面，由梁炳光、张学璟负责经营。此外，由于保皇会在港澳设立联络协调机关，以为总局，因地利之便，又有乡里地缘关系，对广东格外关注。他们事先缺乏相应的准备，欲诉诸武力，只能利用现成的社会组织和武装力量，民间秘密社会便是其首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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