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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解释“大举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的战略构想时强调：广东“各府县皆有倜傥不羁之土豪，若能收罗而抚之，则此辈俱为我用”[37]。保皇会为勤王事宜编制的电报密码中，便有“422现豪杰归附者颇多”“427△△地大盗若干人已收之”“428大盗会党已运动七八成”，以及“676花县巨盗”“678西江巨盗”等条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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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岑春煊后来的奏报，区新曾于1899年“受逆党嗾使，潜行入京谋刺某大臣，事既不成，改易洋装回粤，勾结会匪，伪立‘新广东志气军’名目，语多悖逆，乡愚被其煽惑，声势甚大”[39]。此说如果属实，则区新与保皇会的联系，自1899年已经开始。戊戌政变后，逃到香港的康门师徒在宫崎寅藏的激励下，尝试北上入京刺杀西太后和荣禄，有关行动一直持续到1906年。如果区新真的参与过此项行动，接洽联络之人很可能是万木草堂弟子罗伯雅。罗字润楠，广东番禺人，“性豪侠，仗义气，善结交绿林会党”[40]，“尝与剧盗区新、傅赞开等往还”[41]。从此区新成为保皇会勤王战略的一颗重要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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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2月，保皇会确定用兵方略，虽然康有为“前后俱注意于西”[42]，港澳总局办事诸人和负责广东方面的梁炳光，坚持在东，不肯向西。梁启超等人也质疑康有为西向的战略决策，认为无论如何，应当重视广东，“先取粤与否，为一大问题也”[43]。取粤须掌握武装，保皇会的做法是派人到广东各地聚人办团，联络会党绿林和乡团游勇。梁炳光为横滨福生泰号少东主，热情有余，能力不足，又不熟悉广东各地秘密社会的情况。另一位负责人张学璟，广东宝安县人，与罗伯雅同为万木草堂弟子中以交通会党绿林著称者[44]，联络区新等人，很可能由他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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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自立会名单和保皇会的电报密码中，其地位却相当重要。1900年5月底，因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与康有为联系，告以西南各省联络妥当，请定期发动。康有为闻讯大喜，下令全力向西。所开列“入西办事”的九名将领中，就有区新，位置仅次于勤王正军主将陈翼亭，列第二位。康有为告诉港澳总局的办事人，只要“多得数万金购数千械，分给翼亭、区、傅、徐老虎数军，则横行江湖，可操必胜”。具体计划是：扫地卷众袭桂后，“以正军大操一日，然后大声勤王之师以收桂省，据电局以惑观听，收军装局及三营七百防勇之械，以分给正军及区、傅之军，留桂一日，即卷甲疾趋袭长沙，尽区、傅、李立亭之军分作二三队皆行，至此时也，军械将近二三千余，力愈厚矣。……翼正军数千人作为官军，至全州封船下袭，昼夜并行，四五日可至长沙。有区、傅作二队，陈、李作三队，唐作后劲”，进而破长沙，占武昌，趋襄阳，取京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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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保皇会的部署，长江、广西和广东为三个战略主攻方向，广西的陈翼亭为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江淮的徐怀礼为重要响应，广东方面，一度被列为战略重点，康有为开始觉得力量不足，“故全力图东栈”[46]，只是邱菽园主张西向，他也认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仍对广东有所寄望。不过，经营广东虽然投入力量多，活动时间长，联络了不少会党绿林和乡团游勇，能够落实的却不多，因此行动起来不得不以区新、傅赞开等人为依靠。在1900年5月底康有为决定弃东而西之前，保皇会一直以广东为主要基地，梁启超一度还有开府于粤或武昌、金陵的权衡，并建议取粤为上，请康有为决定以某军取粤，则亲入某军，并以该军为正军。[47]则区新等人很可能是首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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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保皇会紧锣密鼓地加紧筹备时，清政府方面出现变动，使得区新等人的活动陷入困境。1899年12月，清廷为了镇压保皇会的活动，调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1900年1月，李鸿章到任，他对清廷打击海外保皇会而采取的一些过激措施态度消极，而对平靖地方却毫不手软。对于保皇会与内地盗匪勾结谋乱之事，尤为关注。区新等人的势力膨胀及其动向，受到严密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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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起义后，刘坤一、张之洞等分别致电英、葡两国驻上海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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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大通滋事，湖北会匪蠢动，长江一带，凡各种会匪，明张揭帖，云：奉南海康有为之命，派妥人至粤密探，知康有为令著匪区新及三合会匪首潘新桂、联合各省会匪，欲在两湖、苏宁、上海等处起事。粤省乱党极多，均在澳门《知新报》馆为拜会聚义之所，其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树令、徐勤、刘桢麟、麦孟华、陈宗俨、容闳等，往来香港、澳门，勾结党类，谋乱地方，若不查办，必为北方拳匪之续，有碍东南大局不浅。务请电达贵国政府，速由藩部严致香港、澳门总督，密为查拿拘禁，免致蔓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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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李鸿章电告驻英公使罗丰禄照会英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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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各省会匪，约在两湖、三江、两广起事，名为保国，阴图扰乱。……粤省乱党尤多……勾结盗匪，订期起事。枪炮由南洋用棺装运入粤。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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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官府对区新与保皇会的联系及其密谋等情形早已注意。这也印证了区新之于保皇会广东部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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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盗匪活动猖獗的情形也引起英国的高度关注，英国驻广州领事拟定《西江弥盗章程》，表示英国海军愿以兵力相助，华官无庸出费，欲趁机染指广东内河权益。李鸿章一面婉拒，一面答应认真查办。[50]为此他剿抚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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莅任以来，察悉粤中盗贼猖獗，劫案频闻，若不严办匪徒，无以安靖地方，随设立营务处，并缉捕总局，为缉获匪徒讯办之所，并派员分作五路缉捕，委司道为总办，水师提督何长清军门、陆路提督刘邦盛军门、马惟骐镇军、黄金福镇军、郑润材副将、潘观察培楷，分为各路缉捕。四营将官，在省为会办缉捕事宜，现下各员分营募勇，已陆续成军。何军门麾下营员，带队已至南属，会同郑协戎麾下营弁，缉捕樵匪；黄镇军麾下之信勇，已往芦苞、清远、北江一带，剿捕匪类。闻何军门之营员，带队至南海，探悉区新偕伙匪十余人踪迹，随往围捕。讵区新先已逃脱，仅获其伙匪三名，毙其四名。现官军严密踩缉，除暴安良，想在此一番振作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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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打击奏效后，李鸿章又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他以为非添设勇丁水陆缉捕不能清盗匪之源，而添设勇丁必须保证饷项，为此“姑准番摊纳缴饷项，以为一时权宜之计，而盗匪果由此潜踪，闾阎安堵”[52]。他还委派刘学询等负责招降事宜。在官府的运动下，与区新意见不合的李昭先期倒戈，“纳款投诚，自愿擒区赎罪”[53]，并带领清军紧密缉捕，迫使区新、傅赞开等逃往鹤山县境；又率勇丁百余人到鹤山龙口镇袭击区、傅所部，“大破之，获匪十九名，内有李姓、源姓、温姓三名，均系著名头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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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离粤北上滞留上海期间，刘学询又设法将傅赞开招降[55]；与区新等人划地而治的花县匪首汤春也缴械投降[56]，使得区新陷入孤立。这时江淮的徐怀礼亦为刘坤一招降，保皇会的部署完全被打乱。康有为鉴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香港总督明确反对在广东发生任何动乱，所招揽的秘密社会首领又首鼠两端，保皇会的筹备活动靡费多而实效少，于是暗中放弃取粤乃至整个勤王计划。失去同道和依靠的区新转而与兴中会接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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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本来唐才常、孙中山及梁启超等人协议长江与珠江两大流域并举，由于康有为等人拒绝合作，兴中会与保皇会在广东的活动无法相互配合，携手并进，反而彼此竞争，甚至暗中拆台。兴中会的军事行动，虽然以惠州为根据地，目的还在夺取广州，因此广州、惠州互为呼应，甚至有广州先期发动的计划。负责广州方面的史坚如、邓荫南等人，与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员合作，“联络绿林计划，亦与欧[区]新、马王海等订立条件，一旦有事，即揭竿响应”[57]。其行动计划为：联络骨干，“令阴结羽翼，刺探机密，以供驱策。羊城各要隘，以东北为建瓴，以西南为犄角，潜师袭击，分路并进，东西北三江如马王海、区新辈诸盗首，复各帅勇士数千人，驰会应合，期七月某日起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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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中会筹划的广州率先发动因故未能实现，区新的承诺能否兑现，不得而知。此事却牵涉兴中会与保皇会的关系。本来革保双方一直有所交往联系，而康有为等屡屡傲视兴中会，不愿合作，甚至有意无意间挖兴中会的墙角，令广东的兴中会会员产生怨气。同时保皇会内部对于合作之事意见不统一，革保双方在某些方面又确有合作意向和实际联系。史坚如等人被捕后，坊间传闻其“供认听从康逆指使”，并供出同党三十余人的姓名。[59]康有为闻讯，大为恼怒，担心牵扯保皇会，“连累益甚”，于是特请邱菽园登报声明：“决不惊动故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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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贼绿林的社会声誉毕竟不佳，尤其很难为保皇会的社会基础和权力来源所接受，因此康有为等在暗中联络利用秘密会社的同时，公开的舆论宣传对于区新等人的言行仍持否定态度。一旦与其公开形象不相融合的种种密谋有暴露的危险，他们便不惜嫁祸于人，以洗刷开脱自己，戊戌如此，庚子同样如此。这种态度，使得保皇会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较革命党人更加疏远一层，结果盗贼绿林游勇的首领也只是利用保皇会获取枪械银饷，这就决定了双方的合作很难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保皇会的取粤计划，除耗费大笔海外筹款外，几乎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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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死而不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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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革、保两派在广东相继失利，整个中国也从义和团事变的大乱中逐渐平静下来，这种平稳显然并不适合于盗匪的活动。此时南海县的主官换成了素有能吏之称的裴景福。裴氏安徽霍山人，以名进士为宰粤东，屡任剧邑，“所至号称难治，而睫闇治之辄裕如”。或谓“每治事与民语丁宁委婉，若恐重伤之者，而治盗恒用重典”。[61]前此在番禺县任内，一月之内破获前令积年盗劫案凡五十桩，令广州知府击掌赞叹。[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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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底，南海县令出缺，调任朝阳县的裴景福署理。李鸿章到任后，认为原南海县令办事尚属周妥，无庸另行调署。[63]但稍后裴景福还是接任南海县，并且连任到1903年被岑春煊参革流放为止。任内裴景福继续显示其酷吏本色，加强对盗匪的打击和镇压，仅从《申报》的报道看，几年中公开处决盗匪的频率和人数都有大幅度增加。在南海县任内仅以站笼站毙人犯改作病故者，先后共有128人。[64]内外交迫之下，区新一度不得不逃往广西梧州等处藏匿，以避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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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庚子以后，中国各种严重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依然如故，前此造成统治秩序紊乱的社会势力继续活动，清政府对待归降的盗匪又不能餍其所愿，甚至从来就不打算兑现承诺。如李昭投降后，虽协同清军“弋获匪党多名”，官府仍然认为“尚无大功可记”。[65]傅赞开降清，署粤督德寿电询在上海的李鸿章处置之法，后者答称：“战事计日可平，无须若辈效用。”于是德寿将傅赞开等108人“尽隶黄得胜麾下，建功赎罪”。[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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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秉性，本来就反复无常，受到冷遇，自然更不驯顺。傅赞开降后，西北江仍有匪人持其名片索取行水，并且开枪拒捕，将赶来镇压的安勇打伤数人。[67]当局虽指为假冒，未必不是傅氏或其部下重操旧业。与傅赞开同时降清的陆西干，被派归肇庆协吉镇军部下效力赎罪，“以为从此可以革面洗心矣。不意近日忽又纠集党羽，大开博塞之场”。地方绅士为此赴督辕禀控，粤督下令查办。[68]李昭降清后，仍向各处勒收行水，被绅士密禀当局，官府乘其因事来省之际，派人拘至五仙楼清讯。[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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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离粤后，各乡剿匪措施有所松弛，前因粤东缉捕甚严无处容身的区新，从广西梧州潜回南海县境西樵埠，“纠合党羽，在官山海口向来往各船勒收行水”。1901年1月，被官府眼线侦悉，“报知是处卓字营管带某君，某君立即督率勇丁前往兜拿，区匪竟敢出而抗拒，互相轰击，反被枪毙勇丁一名，仍未擒获”[70]。李昭等人又再度叛清，与区新合为一股，活动范围也不限于南海一地。1901年10月，番禺某店司事关凤俦具词赴县控称：著匪区新等与其党羽设立英义堂名目，屡次致函打单勒索。[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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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方不靖，为官不易，本来应是肥缺的两广总督之职，竟被视为畏途，鹿传霖以“力难胜任”再三推托，改调陕甘总督陶模，陶也声称：“旧疾未痊，请收回恩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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