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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时段内，如冲突明显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即视为前者的冲突机遇期。按照冲突的属性又可分为直接冲突机遇期和间接冲突机遇期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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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现有ABC三国，AB相互对立，C则依赖于A。在某一时段内，B向A挑战特别有利，则视为B获得了一个直接冲突机遇期。如在某一时段内，虽然不利于B直接挑战A，但出现A无力保护C的情况时，即相当于B国获得了一个控制C国的机遇期，而这种控制又会进一步影响到A与B的力量平衡，则可视为B国相对于A国的间接冲突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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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需要指明的是，冲突机遇期往往与横向发展机遇期密切关联。因为不乏一些国家在获得横向和平机遇期时，并不满足于单方向发展自身，而是要利用双方的不对称境遇趁机扩张。其行为往往表现为：或趁对方无力制衡时攻击第三方；或趁对方难以应战时伺机攻击。当出现前一种情况时，相当于横向发展机遇期转化为间接冲突机遇期。当出现后一种情况时，相当于横向发展机遇期转化为直接冲突机遇期。由此可知，横向发展机遇期中潜藏着冲突机遇期。但能否发挥作用，既取决于该国的意志、力量、策略的综合运用，也关涉到对手的选择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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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让我们回到19世纪中期的历史中，去具体分析当时中日两国所面临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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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不对称的和平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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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机遇期的视角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在19世纪中期，三类机遇期（发展机遇期、外交机遇期和冲突机遇期）相继涌现在东北亚国家面前。首先出现的就是和平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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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章所述，大英帝国本来是率先在远东进行暴力扩张的强国，但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英国出于阻止其他列强（尤其是俄国）在远东扩张的考虑，开始转向维持现状。日本固然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同时期的中国同样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于是，中日两国相对于之前的列强侵攻，相继进入了一个较为缓和的国际环境中，等于是同时各得到了一个纵向和平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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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当时中日两国都还进行着程度不同的内战，所以，单纯的外部缓和并不足以让二者进入和平状态。在日本，1868年1月3日至1869年6月27日，进行了以推翻德川幕府为目标的戊辰战争。在中国，则自1851年起，便陷入大规模持久内战状态，后期又由于收复西北失地问题而与俄国发生冲突，直到1881年2月24日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才算正式进入和平时代。对两国而言，这个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前夕的和平期，即是两国的纵向和平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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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日本的和平机遇期是1868年10月—1894年6月，中间因佐贺叛乱（1874年2月4日—3月1日）和西南战争（1877年1月29日—9月24日）而共计隔断了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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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平机遇期是1881年3月—1894年6月，中间因中法战争隔断了17个月（1883年12月—188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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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比中国早13年进入和平状态，中间又比中国多出8个月的和平时段。这13年又8个月的时间，即日本相对于中国的横向和平机遇期。同时，也自动得到了一个冲突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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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在和平机遇期这个尺度上不及日本，却在转型、资源、外交、冲突等多个层面，获得了多个日本所没有的机遇期。而要理解这些机遇期的出现及其意义，又要首先理解晚清面临的基本战略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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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晚清战略困局的形成与破局机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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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文明时代，能量主要来自人力与畜力，而人力与畜力的繁衍都依赖于土地，故而土地空间的大小直接决定国家的强弱。在这种情况下，陆权文明就成了这一时期的主宰性文明形态。举凡传统中国、马其顿帝国、古罗马帝国、印度帝国、中亚伊斯兰帝国，在本质上都属于陆权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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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技术能力的局限，海洋在这个时代长期发挥的是阻碍作用。在这种环境下，传统中国的地缘形势是非常优越的。由于控制了华北平原而得到了雄厚的物力与人力资源。同时再控制鄂尔多斯草原，就可以编练强大的骑兵。然后依托长城防线，退可守、进可攻。而东南沿海则是远离战争一线的腹地纵深，长期以来享受着水体阻碍而带来的高度安全保障。在来自内陆的游牧集团构成唯一致命威胁的情况下，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最终全部移至沿海地区，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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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到来，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陆海关系。“地球表面的71%是水，陆地仅占29%，因而可以利用海上通道的国家能够与全球大部分地区保持联系，而没有或仅有很短海岸线的国家则依赖于穿过由他国控制的领土。”[7]大航海不仅扫除了长期笼罩在各大文明间的黑幕，而且以海洋为媒介开辟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网络。现在，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才能得到最大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这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强国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葡萄牙、西班牙得风气之先，荷兰崛起于后，而最终执全球霸权牛耳的国家则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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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战略上看，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都是濒海的大陆国家，从而既要兼顾陆上威胁又要同时进行海上扩张，反而形成了搏二兔不得一兔的局面。但是，英国却是一个岛国，所以海洋不仅能给它提供财富，更能给它带来安全。只要它能控制海洋，就同时控制了利益与安全。随着控制水体范围的扩大，它的财富与安全值也就不断增加。所以大英帝国才得以运用其均势战略维持住欧陆列强间的平衡，自己则进行全球商贸—殖民扩张，从而走了一条由海向陆、富强兼备的大国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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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一时期在军事领域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黑火药革命，标志着冷兵器战争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变革给陆海军带来的影响又是不对称的。正如马丁·怀特精辟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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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使大炮具有机动性，在陆地上，拖运大炮越野极其费力，而与此同时，舰船则可以载着大炮走遍世界。1502年，达·伽马第二次出航，炮轰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以惩罚印度统治者杀害葡萄牙商人，由此开始了海军力量漫长的发展阶段。……葡萄牙人的发明是将舰船用于装载大炮而不是用来运输军事人员登上其他舰船，是将大炮用于击沉其他舰只而不是用来帮助人员登船。英国人效仿葡萄牙人，或许还发明了舷侧炮。他们开创了在政治上利用海军力量的做法。……培根在回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时写道：“拥有制海权的人具有高度的自由，战争愿打则打，不愿打则退，而仅在陆地上强大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则数倍于他国。”……制海权似乎是历次以海上大国为首的大联盟挫败历次欧陆支配大国的决定性军事因素。“那些久经风吹雨打、拿破仑的大军不屑一顾的遥远的舰船恰恰成了他统治世界的障碍。”海军力量不仅使其拥有者得以在敌对陆上大国特定的周边地区进行战争，还可以使其切断对方的所有海上贸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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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海权和海上力量的黄金时期。而这一时期的陆地力量依然依赖人力与畜力，所以难以实现重型火炮与兵力的远距离快速机动。但海军因为借助了风力与水体的浮力，却可以实现火力与兵力的快速机动，“并在敌人陆基部队抵达滩头阵地之前，让部队在对方的海岸登陆”。[9]越是海岸线漫长的传统陆权国家越难以有效应对海权国家的威胁。而那些局限在内陆的国家虽然有幸避免了海权国家的直接威胁，但由于被摒弃于全球市场竞争的大棋局之外，而陷入更加虚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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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遭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通过传统的驿递系统掌握军情的清王朝，总是只能得到早已过期的战报。而送往前线的指示也同样还没抵达前线就已失去了价值。而就算有了准确的情报，依靠徒步与骡马机动的清军也很难对英军采取有效的反制。理论上占据绝对兵力优势的清军，在局部战役中反而处于兵力劣势，且处处被动挨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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