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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中清廷选择的却是下策：放弃陆权复兴的机会，但又不经营仁川港，而是满足于大沽口、旅顺口和威海卫的环渤海内三角防御。这样一来，由于缺乏铁路网提供陆上快速机动，这个三角区之间的互相援助只能依赖海军，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对海军的依赖。一旦这个杀手锏被对方规避或摧毁，则前述三点便处于无法互相支援的分割状态。同时，由于放弃了对仁川的控制和经营，又为日本突然袭夺仁川、汉城留下了攻击的漏洞。而一旦日本通过早期的突然袭击控制了仁川、汉城，就将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并进而获得向中国本土展开攻击的优良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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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上下不仅缺乏经营海外基地的意识，同时也没有阻止日本获取相应基地的意识。对日本釜山租界的长期置若罔闻，以及默许日本军舰和列强军舰一样可以在和平时期自由进出朝鲜通商口岸的事实，都是绝佳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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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能抵消前述不利影响的机会出现在1882年到1885年之间。1882年7月23日，在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中国出于稳定藩属国稳定的目的出动北洋陆海军进行了干涉，不仅平息了叛乱，而且留下了三千人的兵力常驻汉城。由于日本当时并无力量将釜山港军事化，所以如果清军能逐步强化对汉城、仁川的控制，并将北洋海军的一部推进到仁川港，即可在战略态势上实现巨大逆转。对日本而言，这是难以接受的事实。故而，日本首先以这次兵变伤害了在朝日本人为由，压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得以在汉城驻扎一千人的兵力以保护外交官员和侨民。1884年12月4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在未得到内阁批准的情况下，利用中法战争的机会在汉城策动了甲申政变，企图组建亲日派政府。此举被驻朝清军一举粉碎。但清廷不仅未能乘胜追击，反而顾虑到和法国的战争，急于和日本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1885年4月18日签订的《天津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两国军队同时从朝鲜撤离；两国均不再往朝鲜派遣军事顾问；日后两国如因故向朝鲜派兵时，需事先外交通知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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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这等于是放弃了此前的所得，且正式由中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出兵权。所有这一切，都将在甲午战争初期造成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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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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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五节 日本海军发展的认知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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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视野转向日本时，就会发现，日本海军在起始阶段的发展和晚清非常近似，都是立足装备改良，谋求坚船利炮层面的器物追赶，而未能深刻认识现代海军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但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认清了海军发展不等于海军军备发展的事实，逐步将新式海军建设转变成一个体系完备的国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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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年十月二日（1870年10月26日），日太政官发布了“兵制统一”公告，决定海军以英为师、陆军以德为师。[54]就在这一年爆发了普法战争，德国打败法国，成为最先进的陆军强国。日本陆军在明治十一年（1878）决定转向以德为师。明治十七年（1884）2月到明治十八年（1885）1月下旬，以大山岩为首的军事考察团对欧洲列强的军事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又意识到英国因为海军力量极其强大所以不重视海防，而是通过歼敌于海上来确保本土安全，但日本当时并无此种海军战力。相比之下，法国的海防体系则完善得多。故而决定引进法式海防体系。[55]同样是在明治十八年，日本海军又意识到，英国海军因自身传统特殊，所以奉行军政军令一元化的制度，但是德国参谋总部革命已揭示了独立的、高度专业化的军令机构对现代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意义绝不限于陆战领域，从而形成了海军建设综合学习英法德三国的设定，并在如下六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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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政、军令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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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政奉还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进行了持续的政治制度变革，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海军的军政、军令机构也得以迅速建立并在急剧变革中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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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72年4月6日），日本中央政府废除了此前的兵部省，组建了陆军省和海军省。海军省下辖：秘史局、军务局、造船局、航道局、会计局等五局。同年十月十三日（11月13日）制定《海军省职制》，十月十五日（11月15日）制定《海军条例》，废除了造船、航道二局，改设造船寮和航道寮，秘史局则改称秘书局，从而形成了新的三局二寮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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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日本海军省的结构多次调整，但统管海军军政、军令的特点则没有改变。明治十七年（1884）2月8日，受陆军设立参谋总部的影响，根据《军事部条例》在海军省内成立了海军最初的军令机关“军事部”。军事部下辖五个课：第一课负责庶务、军务报告，第二课负责舰队编制、出师准备、军纪节制，第三课负责沿岸防御、航道难易之研究，第四课负责舰船兵器，第五课负责情报、战史、翻译。同年12月16日，将明治十六年（1883）1月25日增设的内局改称总务局，形成了总务局负责军政，军事部负责军令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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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十八年（1885）12月22日，明治天皇宣布废止太政官制度，推行内阁制。海军省成为内阁的常设机构，统督海军军人、军属（军人以外的工作人员和文职人员），监督所辖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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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十九年（1886）3月18日，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参谋本部，规定参谋本部的本部长由皇族人士出任，下设两名次长，陆海军各一个名额，其下又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以期参谋总部成为一个统合陆海军的中央军令机关。3月22日，海军军事部废止。但是，由于陆海军的矛盾，这个联合参谋本部最终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2月解散。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明治二十六年（1893），设立了独立的海军军令部。[57]该部门下辖四个部：第一部（作战）、第二部（军备）、第三部（情报）、第四部（通信），平时主管日本海军的作战与用兵计划，战时为各舰队的直属长官，并确定作战目标。海军省则成为专管海军政策、军备、人事、教育等事务的军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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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正式形成了陆军省为日本陆军最高军政机构，海军省为日本海军最高军政机构；参谋本部为日本陆军最高军令机构，海军军令部为日本海军最高军令机构的格局。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结构。尽管后来出现了军部政治的毒瘤，但其原因绝非源自参谋机构本身，而是源自日本宪法的先天缺陷——天皇直接统帅陆海军，从而造成军事系统和文治系统的平行结构。有无独立的军令机构，军部政治都会形成。如果说这中间有值得检讨的问题，即在于因为陆海军间的军种矛盾而未能形成陆海军一元化的军令机构，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大不足，严重限制了日本陆海军联合作战的能力，日本也意识到这一点，通过设立战时大本营的方式进行弥补。在明治二十六年的5月19日，制定了“大本营条例”，以大本营作为战时统一指挥陆海军作战的一元化军令机构。[58]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日本能够在短短二十余年内形成完备的军政、军令机构，已算是杰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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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舰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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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师团是日本陆军的基本战略单位，舰队就是日本海军的基本战略单位。如何完善舰队的编制、部署和指挥管理，是后发国家发展海军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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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摸索，日本海军在明治十七年（1884）10月1日颁布“舰队编制例”、“舰队职员条例”，规定“舰队”由三艘以上的“军舰”组成。[59]这里的“军舰”亦有特殊定义，特指可以单舰为最小战斗单位遂行任务的军用舰船。[60]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将两支以上的舰队编组行动时，称为“联合舰队”。虽然日本要到10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时才第一次正式编成联合舰队，但编制上的准备则显然在此时就已经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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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二年（1889）7月24日，制定了“舰队条例”，明确了舰队直隶天皇，军政管理归海军大臣负责的责任关系。7月24日，原常备小舰队更名为常备舰队，下辖浪速、高千穗、扶桑、高雄、葛城、大和等六艘军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7月13日又组建了警备舰队，6天后改称西海舰队，具备了组建联合舰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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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兵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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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六年（1873）1月10日，日本推行征兵制。海军因为装备有限，尚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力支持，但对兵员素质要求较高，故海军仍采取志愿兵制，直到明治二十年（1887），由于舰船和后勤系统都大幅度增加，这才开始实行征兵制。[61]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的人员构成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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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开战时的日本海军人员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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