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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22、240页。②松下芳男:《近代の戦争》,第1册,第210页。③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页。④浅野正恭:“日清海战史”,《清末海军史料》,第873页。⑤陈悦:《甲午海战》,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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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宗泽亚:《清日战争》,第448—453页。有意思的是,宗泽亚在正文中对中方战舰序列避而不谈,仅模糊其词地说:“12时50分两舰队迎面接近,北洋舰队采用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指导的‘鳞次横阵’队形,此阵形是史上奥地利舰队的利萨海战中使用的著名阵法。”同时在书后附录三组日方留下的海战形势图,却既未注明出处,亦未注意到一个尴尬的事实:这三组图互相矛盾之处甚多,且报告(一)(二)与(三)对中方各舰开战时之位置标注并不一致!②池田清:《日本の海軍》,第196页。③野村實:《海戦史に学ぶ》,第51页。④伊藤正德:《大海軍を想う》,第53页。⑤黛治夫:《海軍砲戦史談》,第104页。⑥財團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第1册,第365页。但是,该书正文虽采用了此种序列,但同页的海战示意图中却又使用了第6种序列,该书编者同样未作解释。⑦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49页。⑧宗泽亚:《清日战争》,第454—457页。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434页。⑩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125—127页。⑪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434页。⑫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434页。⑬財團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卷一,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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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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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相关记录或来自日方,或来自第三方,唯一来自中方的记录还是一位洋员留下的,不能不令后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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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考虑到超勇与扬威、致远与靖远、经远与来远属于同型舰,日军在战时较易于辨识错误。则可知第1与第4种排序和第2与第3种排序,应属于同一排序下的具体舰只识别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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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较不寻常的是第5及第6种排序,第6种排序尤其与众不同,既未遵循同型舰原则,也未采取定远、镇远居中的对称结构,故而历来较少采用。至于第5种排序则长期为中国学者普遍采用,姜鸣先生虽已意识到第5种排序的原始史料存在严重问题,却仍在正文中采用了此种排序,原因在于,据当日身在行间之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之回忆,海战开始前,丁汝昌曾颁布了三条训令:(1)战斗中姊妹舰或其小分队必须进退一致,攻守相助;(2)舰首必须始终指向敌舰应战;(3)各舰必须跟随提督行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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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第一条明确提到“姊妹舰或其小分队必须进退一致,攻守相助”,则只有第5种排序符合同型舰舰两两编组的原则。这也是所有支持此种序列的学者的共识。但在日方学者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第3种排序,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也采用了此种排序时,[78]陈悦先生坚持选择第2种排序,因为他提出了一种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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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远”级装甲巡洋舰回国后的编队使用方法较为特殊,北洋海军实际是将这两艘军舰与在英国建造的“致远”级穹甲巡洋舰混合编队,共同使用的。可能是出于让两种不同设计思想的军舰达成互补,以发挥最大的作战效能,“经远”级军舰的厚甲、“致远”级军舰的快腿相配合,确实相当实用,因而最终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是“经远”—“致远”;“来远”—“靖远”的独特组合,这种组合一再地在此后的历史中闪现,但编队规则非常明确——“来远”从未单独与“致远”编队,而“经远”也没有出现过与“靖远”搭配的情况。[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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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此种异型舰编组之战术得失,首先,此论与北洋海军之管理章程并不相符。盖北洋海军主要战舰分为左翼、右翼、中军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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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镇远、经远、超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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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定远、来远、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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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军:致远、济远、靖远[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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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致远、靖远显然在同一编组内,经远、来远则不在一编组内,从中既看不到“经远—致远”、“来远—靖远”之编组原则,亦看不到同型舰编组原则。只有当左右翼混合行动,中军独立行动时,才符合了同型舰编组原则。但仍不符合“经远—致远”、“来远—靖远”之编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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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北洋海军历次行动中的实际分组来看,前述说法亦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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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服役后北洋海军主要战舰之分队行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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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同时参与行动者未计入。资料来源: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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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扬威各舰之编组全无一定之规,可任意组合。具体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各种组合均曾出现,且任务类型从外事活动到军事行动均包含在内。很难说北洋海军存在“经远—致远”、“来远—靖远”之固定编组。反而恰恰是这个编组,仅仅出现在1889年12月的计划中,实际行动时并未采用,反而选择了同型舰编队。此后更先后出现致远—来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经远—靖远、靖远—来远、济远—经远、威远—靖远等多种编组。其中,威远与靖远的编组确实属于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选择,实际上是以威远为执行特殊运输任务之运船,而以靖远随护。但其他编组,显然就不能如此特殊化处理了。尤其是致远、靖远两次参与台湾省内的军事行动,更不能寻常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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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清军各舰之编队规则极其灵活。丁汝昌的三条训令又是外籍顾问之转述,则前述各种序列,除掉史料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第5种排序外,其他五种排序各有合理成分,除非发现极其权威、详实之新史料,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各舰之分组原则与实际位置,或将成为永远之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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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舰排序的不能确定,势必影响到对海战细节及各舰战史之还原。即便借助专业化之精密推理,仍只能形成假说,而无法还原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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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丁汝昌战后之报告明确提及,此战北洋海军之接敌阵型为夹缝雁行阵。[81]他对于此种阵型之具体内容虽未做解释,目前亦找不到直接史料以供分析,却仍能借助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夏季编译的学堂读本《船阵图说》进行间接理解。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国内有两篇文章进行了较为专业的思考,一为许华的《从海军作战的阵法与战法解析黄海海战》,一为陈悦的《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阵型考》。[82]有意思的是,二文各有一个严重缺陷。前文完全无视了丁汝昌的战报,在缺乏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就将北洋海军的接敌阵型定为“一字雁行阵”,[83]但却将《船阵图说》中的各种阵型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并指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夹缝雁行阵是与双叠雁行阵相仿的一种阵型,都是军舰成两条战列线分布,只不过双叠雁行阵中第二列军舰正对第一列军舰,夹缝雁行阵中第二列军舰则斜对第一列军舰。[84]而后文立足丁汝昌的战报,明确北洋海军系以夹缝雁行阵接敌,但在分析时却脱离了《船阵图说》,忽视了双横队的问题,在并无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将当天北洋海军的编组解释为5个2舰编组,无意间将2个5舰横队变成了5个2舰纵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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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夹缝雁行阵的实质是双横阵,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关于北洋海军在大东沟海战中各舰的6种位序记录,就会发现,当我们把相关排序中的奇数舰排成一列,再将偶数舰排成另一列后,所有编组的共同点就浮现了出来:每横列各有一艘定远级、致远级、经远级、超勇级战舰,另将济远、广甲分置于两列之中。最后形成的凸横阵中,居于中央的是定远和镇远,最右翼的是超勇、扬威,最左翼的是济远、广甲和致远。至于各舰具体位序,仍有待进一步的史料发掘。这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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