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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是作为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出现的,在长期的反清斗争中,他们需要不断与清政府进行周旋,需要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因此他们逐渐创造了自己独特神秘的联络沟通手段。《海底》也为袍哥的各种用语提供了依据。袍哥举行会议或新成立一个公口,称之为“开山堂”,或“开山立堂”,或简称“开山”。这种表达与袍哥所认同的早期历史有关。袍哥的总部经常被称为“码头”,但“公口”更为常用。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全体同意谓之公,出入必由谓之口,公口即全体出入的总部”。[4] 诸如此类的术语都反映了成员间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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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的这些词语经常表达了他们的政治倾向。这个组织及其成员都以“汉留”自居,这其实是反满意识的一个强烈表达。“汉”这里是汉族,以别于满人。“留”则是“遗留”,即明代的汉遗族,他们肩负着反清使命。也可以是“流”,即“以明我是汉人之流,非满人之流也”,即指袍哥自己。另外,也可以是“刘”,即汉朝的皇姓,不过主要是指三国时的蜀主刘备。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对袍哥也有极大影响。刘备的故事在四川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桃园结义的传奇故事,成为袍哥们的榜样,加强了兄弟情谊。正如其一首诗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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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仙原来明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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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到处好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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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桃园三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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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牛白马祭天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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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汉留”这个词把袍哥与古代的英雄、反满政治以及四川的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不过,《汉留全史》宣称“汉留之崛起,始于郑成功之金台山”,也就是说,刘师亮认为,郑成功在台湾金台山开创了“汉留”这个概念的先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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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与汉代、汉族、大明扑朔迷离的联系,成为其秘密语言的重要部分。袍哥“盘《海底》”时,通过十分隐蔽的会话方式,揭示了其政治意识的起源。下面是许多诸如此类的问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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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创兴汉留为何人?实行者为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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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创兴者为王船山,实行者为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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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郑成功于何时起手?于何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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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起手,于台湾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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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汉留既由王船山创兴,何以不尊王船山而尊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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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王船山为理想家,郑成功为实行家,汉留不重理想而重实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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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盘问可以无穷无尽,涉及袍哥历史、传说、信仰、文化、行为等各个方面。因此,一个成员必须熟悉这个组织的各种秘密,否则难以为对方所信任。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海底》的说法,是王船山创造了“汉留”的概念,但是他没有能够把这个概念转变为一种组织形式,而这个任务是由郑成功来完成的。当然,这个说法和历史本身究竟有多少关系,目前已经很难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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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的隐语有各种叫法,其名称与他们使用的文本和秘密活动的方式有关。由于他们的经典为《海底》,因此他们的隐语又称“盘《海底》”,或叫“亮底”“切口”“春点”“与天同姓”等。[8] 其秘密语言对袍哥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他们说:“宁给十吊钱,不把艺来传;宁给一锭金,不传一句春。”[9] 成员之间的沟通经常是隐语与暗号同时进行,最常用的暗号被称之为“摆茶碗阵”。当然,如果他们的联络地点是在酒馆,那么则用酒杯;如果在饭馆,则以饭碗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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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摆茶阵和吟诗外,袍哥也用手势,即使“对面不相识、不相交一言之人,赖一举手之微,即知其为自己弟兄,而发生‘生死与共’之义气”。据称手势是“百千万变”,不像隐语可以写出,而“必须亲为传受,亲为指点”。例如关于“五行”是如此表示的。两脚并拢,双手在头顶相交,代表“金”字;站立,双手在腹部交叉,代表“木”字;蹲下,双手放在膝盖上,代表“土”字;马步,双手举齐耳,手心向上,代表“火”字;马步,双手叉在腰部,代表“水”字(图7-1)。[10] 如果说隐语受标准语言和行业语言的影响的话,那么肢体语言则是由秘密社会自行发明的,充分反映了其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沟通联络、生存,以及开展种种活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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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秘密语言的最后形成是在19世纪。秘密社会使用的语言在中国称“黑话”。在中文字典中,“黑话”被定义为:“帮会、流氓、盗匪等所使用的暗语。”[11] 隐语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唐代便有各种行业秘语。在宋元时期,像妓女、赌徒、土匪、盗贼等“下流”社会都创造和使用自己的秘语。在清初,隐语日益与当时的政治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被反清秘密社会所使用,包括三点会、天地会、哥老会、洪门等。随着地下反清运动的发展,有人编印了《江湖切要》,其中包括34类,约1600字。19世纪80年代,卓亭子对其进行重编、扩展,称《新刻江湖切要》。[12] “江湖”或“跑江湖”是对那些流荡四方谋生的人的统称,例如算命先生、江湖郎中、阴阳先生、游方和尚道士等,他们都分别有自己的行话。显然,这些行话对袍哥的隐语有着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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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用身体显示“金”“木”“土”“火”“水”五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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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子峰编:《海底》,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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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袍哥有自己的隐语,但与江湖话也有相通之处。傅崇矩在20世纪初编撰其《成都通览》时,在“成都之袍哥话”一栏加了一个注,称“即江湖话也”。[13] 这个注也说明了袍哥隐语与江湖话的关系。根据语言学家的定义,暗语(隐语)“不仅借用标准的主流语言,而且具有不同社会环境、不同社会团体的行话的因素”。[14]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当傅崇矩编撰《成都通览》时,袍哥是非法的、为清政府明令查禁的组织。傅崇矩作为一个改良精英,把袍哥黑话列入江湖话一类,有其政治动机。把袍哥与江湖盗贼等列在一起,与官方关于袍哥的话语一致。不过他始料未及的是,短短几年之后,袍哥成为倾覆清朝的主要力量之一,并在辛亥革命后一度得以公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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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语是一种非常有效地把本组织成员与他人区别开来的工具。与此同时,它也促进了袍哥成员的身份认同。一个袍哥进入另一公口之势力范围时,必须拜码头。在19世纪,W.斯坦通(William Stanton)调查并记录了拜见和盘问的具体方式:“有时盘问使用律诗,但经常并不把诗吟全,仅一两个字,便会其意。”斯坦通还描绘了各式各样的盘查方法,例如“放置、递交茶杯、烟杆、鸦片烟枪等,互相观察其动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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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的老师廖泰初在他1947年关于四川哥老会的英文论文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一个袍哥成员同当地袍哥首领在一个茶馆会面,他进入茶馆后,找一张空桌坐下。茶端上来后,也不急着喝,而是把茶盖斜放在茶托上,不吭一声坐着,表示等着什么人。从其姿势,堂倌便知道他可能是同道中人,便装着不经意地问道:“从远方来?”于是造访者报出姓名和公口,由“熟悉袍哥这种程序”的茶馆老板报告给管事,管事则出来,“向那位避难者盘问各种问题,回答必须恰当,用词准确。如果他证明他冒犯了政府法令,管事便将收留他,或给他提供盘缠、衣物等,使他能够到达另一目的地”。[16] 这种秘密的沟通方式,也为袍哥扩展实力提供了保障,在此过程中,各公口间的交往也日益增多。对于袍哥来说,特殊的联系方式对他们的活动,就变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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