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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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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八章 在茶馆“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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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在解决地方的各种纠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沈宝媛发现，这个集团可以有“社会制裁”，范围非常之广，遍及“法律、信仰、教育、风俗”等方面。[1] 袍哥的这种“社会制裁”可能与中国传统过去存在的“宗族制裁”有一定联系，但它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远远超出了宗族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地方社区的活动。“吃讲茶”或称“茶馆讲理”是由袍哥来判断和解决民事纠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沈宝媛的调查报告没有直接提到，雷明远是否参加过“茶馆讲理”活动，但是反复提到他白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场上的茶馆里混，而解决纠纷，在乡场上的茶馆中几乎成为一种日常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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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吃讲茶”，是人们在茶馆中解决纠纷的一种民间流行的方法。人们之间有了冲突，一般不是先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这样茶馆成为一个解决纠纷之地。一般程序是：冲突双方邀请一个地方上有声望的中人进行调解，双方先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中人进行裁判。虽然“吃讲茶”是一个广泛接受的习俗，但它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各种纠纷，除了暴力冲突，也存在不公正的判决，这经常是由于调解人的偏见和偏袒所造成的，这反映了“吃讲茶”的局限。其实，袍哥并没有一个权力中心，各自为政，分会之间经常发生纠纷，这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他们之间争夺地方权力、势力范围、经济利益等，都可能酿成暴力纠纷。所以“吃讲茶”的活动，经常是他们解决内部矛盾的手段（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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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四川乡土作家沙汀于1940年发表的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抗战时期四川一个小乡场权力的较量。在这部小说里，联保主任（1939年以后称乡长）方治国和地方豪绅幺吵吵是主角。方治国听说新任县长要整顿兵役，想巴结新上司，投书告密，让土豪幺吵吵的二儿子去充当壮丁。幺吵吵在乡里是一个人物，他的儿子本在服兵役的范围之内，可他依仗权势，使儿子四次缓役。幺的儿子被兵役科抓进了城，这不仅使他利益受损，而且大丢面子。于是他纠集同伙，和方治国在茶馆里“吃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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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一家乡村茶馆。左边站立者是水烟小贩，中间那位客人正在享受水烟，一般是按吸几口烟算价钱。这些茶馆经常是袍哥的活动据点。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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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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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里，新老爷被么吵吵邀请来茶馆主持公道。各种文学研究对这篇小说的分析中，新老爷这个角色往往被忽略。在这篇小说里，他是一个比较隐晦的人物，外貌并不鲜明，也不是事件的主角，但是他却扮演平衡各方权力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是某些退休袍哥在地方作用和地位的一种反映。新老爷是一个在地方有身份的人，他出场的时候，作者有这样的介绍：“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有效。”就是说他有着多重身份，前清的低级功名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作为地方精英，他能够在保甲制度，特别是地方治安中，扮演团总的角色。这里最引人注意的身份是“十年哥老会的头目”，这是他退休前最后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耐人寻味的，应该是他退休后仍然能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袍哥人物在地方靠暴力和权势横行乡里，有的却是因为德高望重而一言九鼎，从小说中的描述看，新老爷应该是属于后者。退休八年了，但是他对地方事务主持公道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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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在茶馆露面，立刻成为中心，大家以“喊茶钱”来赢得他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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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堂里响起一片零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不准乱收钱啦！嗨！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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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茶钱”充分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个人进入茶馆，在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会站起来向堂倌喊：“某先生的茶钱我付了！”这便是“喊茶钱”。叫喊声可能来自茶馆的各个角落，此起彼伏；当然也可以相反，刚到者为已经在那里喝茶的朋友熟人付茶钱。这种场景每天在每个茶馆都可能发生不知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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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另一个描述，在这种情况下，被请喝茶的人一般都会笑着回答“换过”，意思是“另换一碗新茶”，不过这经常是做做姿态，很少真的会另换一碗茶。有时真的换了茶，但客人必须马上离开，也会揭开盖子喝一口，以表示感谢，这称之为“揭盖子”。[2] 李劼人也曾经描述一个成都“喊茶钱”的场景：一个人进入“第一楼”茶馆，他付了茶钱后，看见两个熟人上楼来，先是装着没有看见，过一会儿才像刚看见他们一样，笑着打招呼：“才来吗？”他拿着票子向堂倌挥了挥，叫道：“这里拿钱去！”而新到者也向堂倌吩咐：“那桌的茶钱这里拿去！”堂倌知道双方都不过是装样子，便叫道：“两边都道谢了！”并没真的去收任何人的钱。[3] 堂倌非常得体地按照双方都期望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因为所谓“喊茶钱”，在许多时候已经成为一种礼仪，大家只要把姿态做到就行了，至于是否真是需要对方为自己，或者自己为别人付茶钱，已经不十分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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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的这篇小说透露，这个镇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凡是照规矩行事的，那就是平常人，重要人物都是站在一切规矩之外的。”这个新老爷，便是可以不按规矩办事的人物，他并不缺钱，但是地方的一些需要凑份子的活动，如“打醮这类事情，他也没有份的”。这里所称的“打醮”，就是“打清醮”，是地方社区的一种敬神活动。[4] 这里所谓没有份，不是他不参加这样的活动，而是不必凑份子，因为他的参加和出现，就已经使活动生辉，人们不在乎他是否出钱。“否则便会惹起人们大惊小怪，以为新老爷失了面子，和一个平常人没多少区别了。”沙汀指出，“面子在这镇上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像幺吵吵这样在地方有势力的人，对新老爷也必须客客气气，当新老爷看到他无精打采的，问起他是否欠安，“人倒是好的”，他抱怨说：“就是眉毛快给人剪光了！”但是新老爷对他的口气表明了地位的不同：“‘你瞎说！’新老爷严正地切断他，‘简直瞎说！’”幺吵吵的回答也是耐人寻味的：“当真哩！不然。也不敢劳驾你哥子动步了。”说明新老爷出面，对这个有势力的乡绅，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小说中，幺吵吵可以算是一个豪绅，但在新老爷面前，还是必须毕恭毕敬，这也凸显出新老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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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联保主任方治国，也是把希望放在新老爷身上，一个同伙向方建议：“去找找新老爷是对的！”虽然他知道，新老爷同幺吵吵的关系“一向深厚得多，他不一定捡得到便宜”。不过他过去并没有得罪过新老爷，而且在“派款和收粮”问题上，也并没有“对不住新老爷的地方”。逢年过节，他也“从未忘记送礼”。不过，他心里面还是没有底，因为过去在“几件小事情上，他是开罪过新老爷的”。其中之一是，有一次有人“抬出新老爷来”为自己壮威，他竟然说道：“新老爷吓不倒我！”结果他的这句失言不知道怎么地传到新老爷耳里。所以他对这次“吃讲茶”的结果是没有多大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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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显然，新老爷要方主任像过去一样，找一个人来做顶替，但是方不愿意，怕新县长查出来，那麻烦就大了。这使得新老爷很恼火。虽然新老爷有威望，但不能使方主任就范，方反复强调他“负不了这个责”。忍耐不住的幺吵吵开始和方厮打起来，局面闹得不可收拾。当双方被新老爷拉开的时候，两个人的脸都打出血了。新老爷的这个建议倒是耐人寻味，因为这透露了地方权力的许多操作内幕。作为一个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居然建议基层官员违规操作，而且对此他并不忌讳，也并没有人对他的这个违法建议感到吃惊，说明地方上在应付“上边”的各种政策时，是有相当的默契的。也就是说，为了社区某些人的利益，他们可以联合起来，糊弄上峰。甚至我们也可以猜测，上峰也不是那么轻易被糊弄的，但只要“下面”能办事情，至于采取什么手段，他们宁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从方主任和幺吵吵矛盾的起因可以看到，过去四次找人顶替，都是轻易蒙混过关的。这次方主任摸不清新上司的底细，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沙汀故事的结尾，再次告诉我们新上司其实继续认可了这个默契，这边方治国和幺吵吵的架刚打完，那边幺的儿子就已经被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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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讲理”这个实践显示了乡民的相对自治状态，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是基于调解人的社会声望。当然，中人一般都是精英，有影响力，经常是袍哥大爷或保甲团防首领。发表在地方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称，茶馆是“最民主的民众法庭”，那些陷入纠纷的人经常会说“口子上吃茶”，意思是去街角上的茶馆解决争执。有人称：“输的一方，总是心悦诚服，而且还要付茶资，当众向对方赔款，赔礼。”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显示了裁判还是有相当权威的，即使有些人不服，但“决不开黄腔”，也即是说一定会按判定执行。因此，文章的结论是：“成都的‘口子上喝茶’，真是最民主化的表现。”[5] 作者反复强调“民主”这个词，反映了普通民众认为“茶馆讲理”比官方法庭判决更公正，虽然作者也可能并没有准确理解“民主”的真意（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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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一家熙熙攘攘的乡场茶馆。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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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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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期帝国时期以来，由于社会的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失，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活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茶馆讲理”被人们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处理争端，实际上是在公众眼睛的密切注意之下，使判决者或调解者必须尽量按“公平”行事，否则，民众的舆论会对调解人的声誉不利，这也就是“吃讲茶”成为社会调解的同义词的由来。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调解不仅仅是帮助人们解决争端、处理矛盾，这种活动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在中国社会非官方力量始终存在，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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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争端，居民们大多喜欢选择“茶馆讲理”，而不是到地方衙门告状，这一情况不仅表明人们不信任国家权力，而且也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如冉枚烁（Mary Rankin）和罗威廉，曾经十分强调精英活动——灾荒赈济、慈善事业、地方修建和其他管理活动——在19世纪中期之后的极大发展，以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但他们的分析并未将“茶馆讲理”这种社会调解包括在内。冉枚烁和罗威廉采用“公共领域”的概念来分析社会变迁；而黄宗智认为，司法系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半制度化的（semi-institutionalized）“第三领域”（third real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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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认为，地方精英们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精英活动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精英们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一扇观察基层社区如何维持社会稳定，民间秩序如何存在于官方司法系统之外的窗户。人们把公平、正义和命运尽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是掌握在自己认可的人手中。当然我们可以指出这种所谓调解是很有局限的，也没有一种力量保证其公正，更何况政府对此加以控制或取缔，在国家的权力之下，这种社会力量显得是那么脆弱。的确，这种怀疑态度可能便是我们经常忽视和低估中国民间社会力量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将不得不惊叹其韧性和深厚的社会土壤。许多事物在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刷下，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但“茶馆讲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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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讲理”出现的问题，经常被政府放大，并借此压制这种自发的调解活动。现代国家机器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试图瓦解民间存在的任何能够与其抗衡的力量。其实这种民间的调解活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足以形成西方那种与国家权力抗衡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但国家仍然竭力压制，企图将一切包揽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不过，政府并不能彻底控制这类活动。从晚清到民国，“吃讲茶”活动一直都在进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存在及其社会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权力。社区居民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利益，社区邻里仍然可以利用茶馆作为“民事法庭”。虽然政府颁布了不少规章，但各种社会组织仍然利用茶馆进行活动，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国家权力竭力深入社会基层，其目的是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然而从实际结果看，国家不但不能填补社会自治被国家削弱后留下的真空，而且随着这种真空的日益扩大，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与其初衷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