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32812
1706832813
手执是双锏。
1706832814
1706832815
打破你城池，
1706832816
1706832817
救出我真主。[27]
1706832818
1706832819
如果见五碗菜摆成梅花形，中间一碗被盖住，他便诗曰：
1706832820
1706832821
四方疆土尽归明，
1706832822
1706832823
惟有中央未灭清。
1706832824
1706832825
未必忠良分疆土，
1706832826
1706832827
兄弟齐心尽反清。[28]
1706832828
1706832829
如果一个袍哥请来者抽烟，他把烟筒扔给客人，客人用双手接住，然后诵诗：
1706832830
1706832831
双手抱住一条龙，
1706832832
1706832833
如今到来扶明公。
1706832834
1706832835
莫说此枪无用处，
1706832836
1706832837
反清复明第一功。[29]
1706832838
1706832839
虽然推翻清廷是袍哥自清初建立以来的宗旨，但直到辛亥革命他们才有机会实施抱负，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辛亥革命之后，“反清复明”的宗旨对于袍哥这个组织已经失去了意义，但是作为其历史的一部分，已经给这个组织及其成员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706832840
1706832841
***
1706832842
1706832843
在“望镇”，当来客通过测试以后，舵把子就会接纳和安置他，“十天半载，决无怨言”，每日茶饭招待。如果来客的案件不是很严重，可留住避风头；如果是大案，舵把子则根据情况，估计冒险程度，决定他的去留。如果决定不留，可以送他一笔钱，也可以迅速打发离开。方法是点燃一根烟，对方抽完烟，迅速逃奔其他码头，继续寻找收留的地方。多数情况下，只要情况允许，当地袍哥会收留来客，因为“侠义”对袍哥的名声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沈宝媛所说：“袍哥会社的中心思想，主要为训练豪杰，履行仁义。”从理论上说，“行仁义差不是他们教条上的宗旨”，这其实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相通的。所以他们经常在社会上为社会控制做出贡献，在社会不同阶层间建立一种桥梁，例如较富有的救济穷困的（如雷明远为小兄弟提供饭食），失业的人可以通过袍哥代找生计，弟兄间有困难大家帮助，“有冤代伸，有仇同报”。甚至为了“江湖上的豪义”，对那些并不认识的逃难者（或“跑滩”人）提供长期（整月乃至整年）的生活支持。[30]
1706832844
1706832845
对于“望镇”的袍哥来说，所谓做豪杰就是“以武力夺取自己的势力范围”。由于这种传统，袍哥各社之间经常是纠纷不断，甚至发生火拼，互相残杀。当然，这种暴力也是他们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他们也为地方排忧解难，能够办到政府所不能办之事，因为“有时他们的势力超出地方的统治之上”。而且袍哥实际上经常和当地政府合二为一。前面提到过，袍哥首领往往兼任乡长、保长、甲长，就是明证。所以沈宝媛看到“望镇”的袍哥首领“实际上业已和地方上的统治阶级混为一流了”。[31] 地方事务经常也得依靠袍哥的力量才能推动，袍哥和国家在地方的权力，就这样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
1706832846
1706832847
当然，“望镇”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社团，例如会馆、慈善、生产、宗教等方面的组织，这些组织都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它们是整个“望镇”社会中一种隐藏的力量，既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也共同发挥作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一种或多种组织的成员，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受着这种隐密会社的操纵”。但是，在沈宝媛看来，“望镇”的袍哥现已逐渐远离了“仁义”与“豪勇”的标准，从过去更多地挑战既定权力，到现在“往往牺牲人民大众的利益”，而争夺自己的私利，甚至堕落成“旧制度及封建残余的帮凶”，她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惋惜的”。[32] 虽然很难说这是对“望镇”袍哥的一个准确概括，但是我充分理解为什么沈宝媛会做出这样严厉的批评，第一章所讲述的悲惨故事，充分表现了雷明远的保守、固执、愚蠢和冷血，相当程度上也印证了沈的观察。
1706832848
1706832849
沈宝媛还进一步分析道，“社会控制也根源于社会中之一般的社会行为、规则与制度，这种一般人之行为标准，对于个人行为也具有约束之力量”。她想要强调的是，袍哥受到规则和制度的严格约束。她提出，“这种结果又可依功能观点中的函数关系来解释”。可惜的是，虽然她意识到分析的方法，但是在论文中，并没有使用这种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她还看到，在一个社区里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制度，许多不同的力量”，这些制度和力量，可以是互相交织，彼此影响和关联。但是在诸多制度和力量中，总是有一种特别强大，“甚至可以形成全社区的中心力量，使社区里其他制度都自然而然的纳入这优越制度的轨迹里面”。那么，她的结论就是，“袍哥会社之在望镇社区，便俨然得到了这种优越地位”。这种影响，“甚至超达至地方行政的领域”，而在地方上起着重要的“平衡的作用”。所以，她考察袍哥，试图“以社会制约的研究作为中心引索”。[33] 按照沈的观察，在“望镇”，袍哥的作用超过了政府的力量，可见在乡村社会中，这个秘密社会组织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1706832850
1706832851
这里，她并没有对“制度”和“力量”做进一步解释，在我看来，一个地方社会的“制度”和“力量”都是多维度的，可以是政治的（政策、机构）、血缘的（家庭、家族）、地域的（全国的、地方的、乡土的）、经济的、文化的（风俗和传统）、伦理的、法律的、阶级的、集团的。但是在“望镇”，袍哥却把一切网罗到一起，犹如编织了一张网的蜘蛛，网上任何一个地方有了动静，这只蜘蛛能够立即作出相应的反应。通过对袍哥的考察，沈宝媛感叹于“社会制约（Social Control）的伟大力量”。这里她特别标示了英文的Social Control，暗示这里的含义是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控制。
1706832852
1706832853
应该说，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制约”是一个现代词汇，是西方社会学所指出的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相互平衡，中国历史上缺乏这样一个概念。1930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泽霖，便出版有《社会约制》一书，作为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孙本文所主编的《社会学丛书》的第十种（上海世界书局印行）。他把社会制约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凡是代表社会团体而实施的约制，就是狭义的社会约制，或可称为社会的约制（Social Control）。”[34] 如果说狭义的社会制约是从上而下的，那么广义的社会制约则是相互的，没有等级和阶级的。社会制约又可以分为武力的方法和会意的方法，前者指用暴力方法达到制约的目的，而会意方法则是用语言表达出来，还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图9-3）。
1706832854
1706832855
而沈宝媛所表达的，是吴泽霖书中所阐述的“社会约制的组织”，包括家庭、学校、政府、教会、其他组织等。另外还有不具体的制约，包括舆论、风俗、信仰等。如果我们观察沈宝媛所调查的“望镇”，显然她所感叹的社会制约的力量，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可以是狭义，也可以是广义；可以是武力，也可以是意会；可以是直接，也可以是间接。其实，这里的“社会制约”，就是“社会规范”。1947年辞书编译社的《新哲学社会学解释辞典》，作为“人民社会百科全书之一”，连“社会制约”这个词都没有收录，而只有“社会规范（Social Norm）”，其实也是讲社会制约，因为人都是要在社会的规范中行事的：“通常的社会学，把那些‘规限’社会生活带有强制作用的诸形态叫做社会规范。分为道德的规范、秩序的规范、法律的规范诸种。”[35]
1706832856
1706832857
1706832858
1706832859
1706832860
图9-3 乡村的权力人物。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1706832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