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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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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传统中国乡村的社会控制，更多的是依靠人情和道德。过去中国农村地方实行乡约制度，依靠邻里乡党关系，例如乡约中一般都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纲领，包含爱惜、规劝、勉励等合作和友情关系。过去乡村社会都有三约：社学、保甲、社仓。乡约为纲，三约为目。社学是教育机关，社仓是经济机关，保甲则是自治自卫的政治机关，这样教育、经济、政治都包含进去了。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原有的地方结构被打破了，代表地方的是乡公所和乡镇长，违法则送官惩办，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只注意事而不管人”，缺乏了“爱惜人之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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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的社会控制，应该是更接近中国的传统方法。他们以私法、以帮规、以自己的好恶代替国法。沈宝媛利用社会学理论给她的理论知识，观察“望镇”的社会，发现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看到“很多有意识、无意识或自动的社会制约”，构成“一种社会秩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发生很大的效力。而这一切力量均“集中于该地的社团中心，甚至超达至地方行政的领域，而与地方势力掌握起平衡的作用”。所以，要了解地方社会，就应该“以社会制约的研究作为中心引索”。[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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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该地的“社团中心”，就是袍哥。袍哥可能是地方稳定的基石，也可能是地方不稳定的来源。例如上面提到过的离“望镇”不远的金堂县的贺松，根据地方文史资料的描述，贺的主要罪行是非法获取经济利益和欺负乡民。例如贩卖大烟毒品、枪支弹药——他从驻军手中弄到枪支弹药卖给外地，从外地弄回大烟毒品“强迫”卖给当地烟馆，结果使竹篙地区“烟馆林立”，染上烟毒者甚多，“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按照这篇传记的说法，一般民众经常受到贺的欺辱。贺任乡长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紧张阶段，国民党政府急需大量新兵，征兵不够，只好实行一些变通办法。这篇传记称，他“估卖壮丁，吮吸人民血汗”。政府给各地分配了“壮丁”任务，并拨给一定数量的“壮丁款”。贺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将上面拨的壮丁款“能贪污的尽力贪污”，乱拉其他壮丁抵数，老百姓骂之为“吃人骨头钱”。这篇资料称，从1943年起，贺所拉所卖壮丁“不止一二百人”。被贺所拉所卖者多系“老实农民、单身客商”，“弄得许多户数家破人亡，笔笔命债，令人心寒”。1945年春，贺松以“同仁公”总社名义，在竹篙禹王宫庙内正殿上开设竹园茶旅社，以接待来往客商和袍哥弟兄。为了方便吃喝，还决定在庙内耳楼下开设红锅饭店。但耳楼下早已被一家酒店租用，为了要房子，贺下令将酒店迁走。老板唐某一时未找到新址，未及时搬出，贺命人砸烂唐的酒店，强行拉唐的长子作为壮丁，后其子自伤中指，成了残疾才得以脱身。唐因得罪了贺乡长，“事后还专门卖了两头大肥猪，出钱请客赔礼，说了许多好话，从庙内耳楼下搬出，才算了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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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资料还称，贺松的公开身份是乡长，但是暗里却“已是坐地分赃的土匪头子”，掌管了竹篙附近“黑白两道”。每逢过年过节和红白喜事，兄弟伙均要以各种名目给其送礼。贺能长期“称霸一方”，主要是因有“大批爪牙为其效力”。他对“爪牙”也极会“笼络利诱”，给以“小恩小惠”，使一些人愿为他“奔走卖命”。但对不听招呼的，惩罚手段也极“毒狠”，轻则打骂，重则处死。下面这件事就充分说明贺松的“心狠手毒”：1944年农历腊月，“同仁公”分社“仁和公”全体哥老团年，邀请贺松参加。“仁和公”因前社长病故，哥老们准备趁团年之际议出新的社长，该社大爷刘府金一贯追随贺松，贺想趁此机会立刘为社长，但“仁和公”另一个“土匪出身”的大爷郑国山，子弹上膛，拍桌子反对，使贺埋下了除郑之意。后贺命杀手在烟馆内下手，将郑国山击毙在烟榻上。虽然大家知道这事是贺指使人干的，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死者家属只好自己领尸回去。贺松的例子再次证明，他们杀人经常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39] 因此本书第一章所讲述的雷明远杀女却逍遥法外，就完全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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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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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三部分 大势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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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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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女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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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杀死女儿的悲剧之所以发生，也和他对女人的偏见和根深蒂固的歧视有关，当然这种对女人的观念，在“望镇”的袍哥中是很普遍的。他们对女人“看得非常严格”，不喜欢地方上“有自由思想的女人”，对于他们眼中的所谓“浪荡的女子”，更是仇视。从晚清以来，地方精英就不断批评女人和男人的交往，即使那些主张改良的新派士绅，对妇女的抛头露面，也是百般指责。[1] 到了1930年代，妇女仍然受到禁锢和歧视，特别在乡村，情况更为严重。实际上，有知识的女性已经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如沈宝媛作为一个大学生来到乡下，就是雷明远，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但是他们对自己周围的妇女，包括乡邻和亲戚，仍然是那么粗暴。沈宝媛对此深有感触：“传统的习惯，陈腐的风俗，这种无意的社会控制对于他们真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设若谁违背了旧礼教的俗例，就会受社会的轻视（Social Disapproval），及大众的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是雷明远杀死了他的女儿，但是也是这个社会杀死了她（图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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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往往突出表现在妇女的社会地位上。从相当程度上说，在雷明远和“望镇”许多人的头脑中，仍然对妇女持非常保守的态度。传统社会中的妇女不过是男人的附属物而已，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从各种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对她们的道德要求，传统伦理对妇女的控制，决定妇女在社会中的位置。地方志中所表彰的“列女”，就是节、孝、贞、烈的妇女，因其“淑行懿范”成为榜样。而实际却意味着对妇女人性的压抑，身心的摧残。我们经常读到所谓“夫死从子”“母以子显”这样的赞誉之词，不就是对妇女的一种道德束缚吗？[3] 利用彰扬女德，以对妇女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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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乡村妇女多不识字，写信需要请人代笔，乡场上有人摆摊提供这种服务。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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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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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从20世纪初便已经形成了妇女解放的强大舆论，这是因为清末新学堂的兴起，新思想的传播，新媒体的发展，当时便有人大张旗鼓地提出了妇女解放：“我待要举双手，打破男女尊卑级；我待要鼓双唇，吹起了女学大风潮。你看那破碎山河，全仗我素手纤纤得好。”要求男女平等，大兴女学，提出了妇女在重振河山中的重要作用。由于风气的开化，当时有主张男女婚姻自由者，有要求男女平权者，成都文明书局甚至印制有《自由结婚歌》：“记当初指环交换，拣著平生最敬、最爱的学堂知己”，“可笑那旧社会全凭媒妁通情”。[4] 公开提倡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反对包办婚姻。另外还有提倡天足等的宣传，妇女特别是知识妇女的思想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到辛亥保路运动爆发时，妇女已达到参与政治生活的地步，她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活动组织——女子保路同志协会。还发出《告川中妇女书》，号召全川妇女挽救危亡。她们实际把这一运动作为争取自己应有权利、反歧视和压迫的斗争。中国有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亦认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就是生儿育女，外国人也认为中国“女子为玩物”，这是中国妇女的耻辱。在晚清，四川的妇女就宣布过要“以我四千余年无用之妇女，化为保国保种之柱石，并可造子孙之幸福”。[5] 但是，当我们看到她们在1940年代在“望镇”的地位时，不得不承认这个变化真是太艰难，太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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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的报告中谈到几件事情，说明“望镇”妇女卑微的地位。有两家军人后代家庭，一个是何家，父亲早已去世；另一个是余家，父亲远在桂林。由于两家都见过世面，加上这两位母亲都非常溺爱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两家的女孩子的作风难免与乡下女子有些不同，“态度活泼”，举止在乡民看来“不免有些轻挑[佻]”，而且还和其他中学的男学生做朋友，“差不多许多乡人们都很歧视他们”。雷明远这个“顽固头脑”怕女儿受她们的“坏影响”，坚决禁止淑英与她们一起玩耍。有一次，他看到淑英跟她们在一起，暴跳如雷，“要推她下河去”，幸亏雷大娘很快赶来，才没有酿成悲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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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雷明远对于男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觉得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可以支撑门户。所以雷明远愿意出钱供儿子上学，还为儿子将来做生意准备了钱，但是他绝不情愿拿钱让淑英受教育。当然，这也有他是继父的因素，他只是希望早日把淑英嫁出去，平日都是以很严厉的态度对她。雷大娘常常因为他对待儿和女的不公平与他发生口角，但也没有办法使他改变主意。假如儿子具龙没能上学，淑英就更没有念书的可能。所以雷大娘总在设法让具龙报名入学。作为继母，她孜孜不倦地督促继子读书，也是为了争取淑英读书的机会，因为她可以从男孩念书的费用中拨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女儿。但读书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做母亲的用心良苦，她经常当耳环，卖手饰，来凑足女儿的学费。但具龙对念书毫无兴趣，常常逃学，而淑英则聪明用功，她在家常以小先生的姿态讲解功课给哥哥听，母亲看着心里高兴，还炫耀地告诉旁人。但是重男轻女的雷明远则非常不满，觉得丢了面子。他不喜欢淑英活泼的性格，觉得女孩子就应该规规矩矩。学校开游艺会，当有淑英表演的时候，他却很不愿意看。相反，雷大娘则高兴得有说有笑，觉得女儿是母亲的光荣。雷家夫妻常为此而产生矛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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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雷明远的“封建脑筋”，还有更多的故事。[8] 过去的雷明远以凶狠闻名，也爱管别人家的闲事，对自己家里的女人管得更严。雷大娘的娘家姓郭，有一个姐姐嫁给成都东南龙泉驿的黄家，丈夫早早亡故，一直守寡。雷大娘被前夫抛弃以后，就把女儿淑英寄放姐姐家照管。淑英五岁的时候，雷明远把孩子接到“望镇”，雷大娘的这个姐姐也随同前来，在镇上开一家茶铺，同时也做点小生意过活。淑英与姨母关系比自己生母雷大娘还密切，而且姨母也最喜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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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茶馆就是一个三教九流聚会的公共场所，平日来来往往许多客人。1942年，有流言传播开来，说是某天晚上，寡妇茶馆留宿了一个马姓客人，消息传到雷明远耳里，他暴跳如雷，抓起手枪又要去杀人。雷大娘心急如焚地紧跟在后面，到了茶铺，很多人都拉扯劝说着，听到风声的寡妇拼命逃走了。雷大爷将铺里的茶碗、杯盘、碗柜、桌椅等砸得稀烂，甚至棉被、衣裳等也撕成碎片。他还发誓以后要见着“这个浪女子，一定要将她活活杀死”。以后寡妇再也没有敢回“望镇”，只得住在成都，靠做小生意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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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这个流言是怎样传播开来，到底寡妇和客人有何关系。但是沈宝媛觉得“冤枉的可能性极大”；即便真有其事，在别的地方，“寡妇与人同居的事实最多不过是受誉[舆]论的制裁和旁人背后的非议罢了，决不会受当众侮辱或甚至有性命之忧”。如果是有人散布的谣言，“那还会有提出名誉受侮辱的控诉”。但是川西平原，被沈认为是“在一个旧礼教笼罩下的乡村”，一个袍哥首领的家庭，不能对这样的流言蜚语坐视不管。[9] 但雷明远不是利用他的权力去调查谣言的出处，而是立刻要惩罚当事人，这和他杀死自己女儿一样地残忍和武断。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作为袍哥大爷的颜面是最重要的，而事情的真相，女人的名声乃至性命，则并不是他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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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除了人为的社会控制外，道德控制与宗教控制也是有必要的，如果“在正确使用方面说来，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改进社会的方式”。但是，在沈宝媛看来，社会控制，一种是人为，一种是文化和传统。在川西平原，这两者的控制对于“社会改进无甚贡献”，有时甚至是“梗阻社会的进步”。知识精英把这称之为“守旧的封建积习”，这种积习只会“对弱者有伤害性的作用”。当需要处理出现的问题的时候，经常发生的不是“积极的善导作用”，而是“恐吓与谋杀”。这样的社会控制，就是一种可怕的控制，与文明背道而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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